破解中国高杠杆陷阱

高杠杆几乎成为令普通大众谈虎色变的经济现象，可能要归功于莱恩哈特和罗格夫在2009年出版的畅销书《这次不一样》。作者系统地梳理了过去八百年来的金融危机，发现很多灾难都起源于借贷的高速扩张。今天，绝大多数经济专家认为高杠杆率已经是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风险因素。最近英国《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就指出，中国非金融负债与GDP之比高达240％，虽然略低于1991年开始“失去的十年”之前日本的水平，但已经接近2006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水平。

从统购统销到金融抑制

杜润生老先生以102岁的高龄仙逝，国内经济学界都在沉痛缅怀。老人家开明、务实和执着的态度，不但创下了让中国农民能够吃饱饭的丰功伟绩，更是影响了不止一代的经济学人。我走出校门的第一份工作就在杜老领导的部门，曾经多次跟随当时三十多岁的“资深同事们”到杜老那里汇报工作、参加会议。印象中出入杜老的办公室很随便，到他的会议室开会，年轻人先把桌子上那块“禁止吸烟”的牌子翻过来，然后开始很张扬地抽烟，杜老见了也不以为意。直到很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那样的上下级关系是多么的难得。

竞争是最好的专车监管手段

专车新规的实施会对消费者、生产者和商业自由造成伤害,目前规则制定建立在市场误解的基础上,目标和管理相矛盾,竞争是最好的监管,约租车的发展是消灭长期存在不合理的出租车运营费用的前提,希望交通部可以从市场、国家和老百姓的角度制定真正有持续可存在价值的政策法规。市场是靠声誉机制来维持秩序,是通过企业的运转来维持的。

劳动力市场与中国宏观经济周期:兼谈奥肯定律在中国

近年中国经济面临增速放缓的下行压力,然而登记和调查失业率均未出现显著上升,这个组合现象再次凸显奥肯定律在中国"水土不服"。基于对中国宏观经济周期与劳动力市场转型关系的经验观察,提出适用于分析中国转型情况的广义奥肯定律。广义奥肯定律的具体适用形态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仅包含失业率变量的标准奥肯模型,适用于已完成劳动力转移的发达国家。适用于更多转型经济体的广义奥肯定律,还应加入农业劳动力转移变量。利用中国和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相对其长期趋势的短期变动与宏观经济周期涨落有显著联系。这一发现拓宽了对劳动力市场与宏观经济周期变动关系一般形式的理解,为"将城镇新增就业、调查失业率作为宏观调控重要目标"的就业政策调整提供了学理支持。

“金砖五国”的合作背景和前景

"金砖五国"概念的提出及其合作机制的产生,是"金砖五国"等新兴经济体实力壮大并伴随全球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的产物。中国经济快速追赶和相对体量增长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在这个历史性转变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如何处理几组关系,中国如何认识内部推进改革转型与外部参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将以间接但却实质的方式对"金砖五国"的合作前景产生深刻影响。

中国农民工工资走势：1979-2010

在有关中国农民工工资的文献中,农民工工资长期走势的研究仍付之阙如。在系统收集、梳理有关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农民工工资水平及其演变轨迹的定量估测表明:过去30余年,其名义货币工资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长;经用消费者价格指数调整的实际工资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农民工与正式职工工资的比率呈先高后低走势。

中国的产能过剩及其衡量方法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外贸需求持续疲软,经济增长逐步放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逐渐凸显,一些行业陆续面临产能过剩的风险。产能过剩带来资源浪费,促使企业利润收缩,导致社会风险集聚,甚至可能引发恶性竞争和贸易摩擦。本文综述了文献中关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主要衡量方法,并重点总结了关于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起因和影响的研究结论。进而,本文指出:(1)文献中通常采用的函数法和包络分析法对生产效率的界定不同、估计出的产能利用率并不可比,且函数法估计值更接近产能利用率的定义;(2)中国各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和经济波动密切相关,但同时也受其他制度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社会偏好的神经基础及微观结构

人类不仅有自利偏好,还有社会偏好。随着神经经济学的发展,打开社会偏好的黑箱已经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任务。偏好不是给定的,而是被决定的、有结构的。神经经济学研究表明,社会偏好自有其神经基础。事实上,人类的决策行为可以被看作为各种神经元网络对不同情景下接受环境信息输入所做出的反应,这种反应必然是一种复杂系统秩序涌现的结果。

作为一种分配正义原则的帕累托改进

政治哲学的目的是构建关于美好社会的抽象理论。出于对自洽性的追求,每种理论都只强调一种人类价值,在实施层面,这往往导致意识形态之争。帕累托改进是一种可操作的分配正义原则,它在不损害其他价值的前提下增进一项或多项价值。它放弃对全局性的抽象理论的构建,着眼于对社会的局部改良,目标是渐进地增进人类价值体系中的每种价值。为此,帕累托改进在抽象的分配正义理论和现实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用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

在适度提升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在综合分析国内外经济环境演变与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当前乃至整个“十三五”时期我国主动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多方面结构性因素制约，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持续增大。用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既是应对当前突出问题的科学思路，也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对症药方。

增长与刺激之辩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面临深化改革与调整失衡的紧迫任务，短期宏观政策则要应对两方面压力：一方面，针对失衡调整派生经济下行压力，要通过创新宏调思路与积极实施稳增长政策来保持经济大体平稳增长。另一方面，针对短期调整阵痛带来的呼吁救市压力，要坚持优先调整不刺激与千方百计稳增长的政策取向，逐步化解早先失衡矛盾，并为新一轮内生增长景气到来准备条件。

专车争议：创新难过利益关

创新现在应该没人反对，但创新要落地，要过利益关。此关难过，是因为技术或商业模式的变化，一旦应用到实际经济生活，不免触动现存秩序，连带也触动相应的观念与既得利益。

鼓励企业家“试错”

市场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不要也不能希望完全消灭或者规避不确定性，因为不确定性正是企业存在的理由——用无数企业的尝试去对付不确定性。任何企业家即便耗尽其所有智慧，仍然无法确保自己的生存。只有一条办法，就是放胆去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