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暨《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学习十六大报告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2年11月29日下午，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组织举办的“十六大报告学术研讨会”在北大校内法学楼举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前所长杨成绪大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前所长谌取荣研究员、军事科学院彭光谦少将、外交学院副院长曲星教授、秦亚青教授。

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探索与思考——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为例

社会实践是深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大学生实干、奉献精神的重要途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实践团的社会实践活动主要在寒暑假开展,活动以参访、调研、志愿服务和国际义工为主要形式,为学生提供了参与志愿服务和海外志愿者活动的平台,从而使社会实践成为培养未来具有国际视野和真才实干人才的重要途径。

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十年发展与进路

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经过近十年的持续发展已经形成了具有集体特征、共享规范和对学科产生整体影响的研究类型,并在学界持续的关注、讨论和争论中被界定为非严格意义上的“研究领域”。对于任何一个研究领域而言,定期进行回顾总结和进路探讨是一项必要而重要的学术工作,有助于凝聚共同努力、形成和强化学术共识、及时发现和纠正偏误、保证可持续创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数据与计算实验室和北京大学全球风险政治分析实验室组建联合研究团队,搜集并分析近十年在中文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国际关系定量研究论文,并结合定性观察和扩展性思考,形成本文,供学界同仁进一步讨论。本项研究旨在发现问题、寻找改进方案、避免误区、发挥潜力,推动我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自身的健康发展,促进其对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作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论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属性——兼论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在缺陷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经历百年发展历程之后,正面临着新的机会和选择,需对其基本属性进行重新定位和认识。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在本体论层面上的差异决定了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在方法论意义上的根本性差异,国家这个分析单元的个体性而非一般性特征是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关注的重点。对“科学化”的过分追求可能导致国际关系研究陷入体系性和实践性之间的矛盾,对国际关系研究而言,任何追求简单性、普遍性和体系性的方法可能都未必真正有效,能够切合国际关系实际的,也许是一种更注重复杂性、个体性和特殊性的方法。国际关系研究中找回特殊性应加强对历史研究的关注和对社会研究的借鉴,并注重对文化和价值问题的分析。国际关系的知识应该是一种同时面向个体性、可变性和可能性并高度关注文化和价值因素的知识,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科学面向,也需要有新的追求,即降低国家行为的不确定性并探讨国家行为的可能性。这种追求,应该能够为国际关系研究开掘更广阔且更具实效性的空间。

合作亚洲、和谐世界——2008年北京大学亚洲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

“模拟联合国”是世界各国官方和民间团体特意为青年学生组织的活动。它最早盛行于美国，如今已成为一项历史悠久、参与广泛的青年学生学术活动。在这里，青年学生们扮演各国外交官，参加联合国不同委员会的讨论。他们设定议题、阐述观点、辩论政策、表决投票，最终达成对某一问题的决议。在整个活动中，各国青年代表熟悉了联合国的运作方式，讨论了国际热点问题，并提出很多有创见性的意见观点和解决方案。

2023年国际形势回顾与展望

2023年12月1日,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举行“2023年国际形势回顾与展望”研讨会,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以及北京大学、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等机构的1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与会专家围绕2023年度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地区安全格局的演进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世纪疫情“后遗症”影响、地区冲突和大国竞争加剧,按下了国际地区格局变化的快进键,令世界更加分化和彷徨。2023年,全球经济在艰难跛行中继续分化,高通胀、低增长成为困扰各国经济的通病。美国为维护其霸权优势地位,固守冷战思维,在地区大搞阵营对抗,持续强化对华的战略围堵和“规锁”;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将中国正当的国家发展和经贸行为政治化污名化,为其对内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对外以“小院高墙”“脱钩断链”方式遏阻中国发展的政策背书。胶着近两年的乌克兰危机以及血腥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背后是长期累积的地缘政治、民族、宗教等矛盾的大爆发,冲突的延宕正在引发一系列更加复杂深远的连锁变化。与会专家学者一致指出,越是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越要保持战略定力。在坚决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同时,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用“发展”消解地区纷争之厄,用“合作”打开战略互疑之结,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分享中国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促进世界的共同发展与和平稳定。

大学生创业意向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对北京大学学生的调查

创业意向是创业行为的有效预测指标,以意向为切入点的创业行为研究对缓和我国劳动力市场饱和状况、促进大学生创业就业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PB),以北京大学本科生为问卷调查对象,来讨论教育相关因素对本科生创业意向的影响和相关关系。研究发现,男性在大学期间的创业意识与倾向强于女性;大学期间接受教育内容与时长不同,对大学生的创业倾向影响不同;随家庭资本的提高,大学生的创业意识会随之增强;周边环境中创业榜样和本人实习经历的增加会促进大学生创业意识的增强。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年来中日高等教育交流新发展——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研究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年来,中日两国高等教育交流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表现在大量条约、协定所明确的法律保障,高等教育领域交流人员和层次的不断加深以及一系列交流机制的出现。从北京大学的个案来看,相应地体现在受惠于两国高层交流的"北京大学福田计划"、社会层面主导的"北京-东京论坛"以及北京大学、东京大学学生自发推动的"京论坛"。北京大学日本留学生人数在稳定增长,已经与日本很多大学、科研机构建立了校际交流。从北京大学参与的对日高等教育交流的尝试来看,两国需要在联合培养人才等领域向纵深发展,不断推动各自内部和彼此之间的学科发展与资源整合,并积极推动两国的合作融入东亚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交流大潮。

北京大学“黉门对话”——21世纪的海权与海洋治理之涉海前沿技术：科学与政策

0引言“黉门对话”是北京大学为创新研究生培养理念和教学模式、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学术思想对话以及启迪科学精神而设立的专家主题论坛。2019年10月26日,“21世纪的海权与海洋治理之涉海前沿技术:科学与政策”主题“黉门对话”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办,来自海洋战略和海洋环境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当前海洋治理领域的科学与政策问题进行深入的交流与探讨。本刊摘登部分精彩内容,与广大海洋工作者分享。

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学用相生”

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都是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修课”。从近年来的文献与实践来看,研究者愈来愈体察到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之间存在交集和并集,且着手论述二者之间的关系。当前的国际传播研究聚焦全球文化新秩序、国际传播新秩序,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向和知识需求。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研究在思想史渊源和实践基础上都有许多共通之处,特别是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的自主意识、问题导向、在地经验等属性,为国际传播与区域国别学之间的交叉互鉴提供了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的双重空间。区域国别学是把握“作为个体的对象国”与“作为整体的世界”之间关系的智力活动,与国家战略存在“学以致用、用以强学”的关系。国际传播作为当代中国深化对外开放的战略性工作,为区域国别学带来新的研究问题和应用场景,而区域国别学也为国际传播提供精准化、战略化的知识基础。二者互鉴共生,为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提供了知识、实践、伦理方面的支撑。

发挥高校大学生在“一带一路”对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以北京大学“一带一路”友好使者项目为例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五通建设中的“一通”,可为其他四通提供坚实的社会和民意基础。在民心相通的建设中,尤其要重视高校学生的作用。作为高知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学生是高层次人文交流的主体,可实现与对象国未来精英群体的精准对接。作为普通青年群体的一部分,高校学生是一般性人文交流的重要推动力量,可为民心相通建设增添活力。

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跨界”路径

虽然此次笔谈讨论的主题是当代“中国外交史”,但我个人更喜欢用“中国对外关系史”这个概念,因为后者的内涵要比前者丰富得多。不管是中国对外关系史,还是中国外交史,都是很大的研究课题。在本文中,我将主要就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的跨学科或者叫“跨界”问题,谈一些自己多年来一直在琢磨、实践但又不太成熟的想法。其实,我应邀参加这次笔谈本身就是一种“跨界”行为。过去40多年里,我一直在高校学习、研究和讲授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理论,并把自己定位为一名国际关系学者。虽然始终对中国对外关系史感兴趣,也发表过相关著作和论文,但我并不是专门研究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学者,更没有想过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文章,尽管《中共党史研究》一直是我喜欢阅读的学术刊物。

发展国际关系学 培养“通才”人物

1997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于1月30日至2月4日在瑞士达沃斯召开,有2000余名世界各国首脑、政府部门高级官员、企业界领导人和知名专家学者到会。 "世界经济论坛"于1971年由日内瓦大学经济学教授施瓦布创建,现已成为世界政界、财界要人和专家学者们研讨世界重大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的最重要的非官方聚会。会后,笔者有以下三方面的思考。1 要重视国际关系学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根本任务是培养能应付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挑战,并能从宏观和具体的角度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人才。中国的崛起引起全球注目,在年会上有关中国的专题就有5个,其他与中国有关的专题则更多。

“修昔底德命题”抑或“修昔底德陷阱”——历史学者与国际关系学者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缘由之不同解读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一场十分重要的战争。修昔底德对这场战争的记录与分析使之同时吸引了历史学者与国际关系学人的关注。前者多试图摆脱"修昔底德命题"对思想的束缚,通过对更多战前历史细节的梳理和掌握得出有异于修昔底德的结论;后者则多认可修昔底德的论断,并试图以不同的视角对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作进一步发散与升华。之所以出现如此学科上的差异,究其实,是因为历史学者们更多地是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当作一个孤立的事件,把战争的爆发当作某次蝴蝶效应带来的偶然结果;而国际关系学人则是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当作某种现象产生时近乎必然出现的后果。双方在不同方向上的努力,对于我们理解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都具有重要意义。

后发大国视域下的国际组织创设逻辑——从反思和改造西方国际组织创设理论展开

20世纪西方学界在国际组织创设逻辑上先后推出了社会需求决定说和国家意志决定说,并在论争中统一了二者。这种叙事能够解释国家创设国际组织的原因,却无法回答国际组织为什么在特定时间、地域、领域、以特定形式产生等关键问题。理论解释力的局限源于本体论的缺陷。20世纪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争鸣中形成的“系统—结构—行动者”三层次本体论奠定了既有国际组织创设理论的根基,但它囿于个体主义传统和着眼国家间对象性关系的学科任务,未能完整阐述国家间多边关系组织化的原理,也缺乏对非西方后发大国立场的观照,无法有效指导21世纪的国际组织创设和改革。国际组织创设理论的革新需要从非西方后发大国的知识需求出发,改造“系统—结构—行动者”三层次的变量关系,从个体主义视角、双边关系本位转向结构主义视角和多边关系本位,基于互动场域、权力结构、集群角色等中心概念来实现合作共识、制度选择、组织方案等重要事项的可论证性。修正后的理论叙事将呈现国际组织创设中的关键节点,同时观照后发大国引领多边合作所面临的特殊现实和挑战。

东南亚研究知识生产的本土化与国际化路径——以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的兴起为例

东南亚区域作为人文社科研究的试验田,是知识生产的重要场域。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与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东南亚研究知识网络相互连接,使其在知识生产国际化的背景下成为东南亚区域内部知识生产的中心。东南亚研究所(ISEAS)是新加坡独立后建立的第一个自主研究机构。在新加坡,东南亚区域研究与其国内政治之间呈现出政治推动—学界领衔、知识输出—政策参考的紧密关系。ISEAS开启的东南亚研究是东南亚地区的一场研究革命。从初期学习欧美的东南亚研究中心项目到吸引域内外流动学者从事在地研究,再到招聘固定学者,创办学术和政策刊物,出版东南亚研究著作,ISEAS稳步建设成为国际化与本土化相互交融的研究单元和网络。从知识生产的路径来看,ISEAS的兴起得益于本土化和国际化的稳步互动。ISEAS搭乘英语世界东南亚研究的“快车道”,迅速推进研究人员的国际化,在东南亚研究去殖民化和本土化的大背景下成为东南亚研究的一面旗帜。

北京大学-斯坦福大学高级别视频对话会

2020年8月19日、22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与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围绕中美关系议题联合举办了“中美高级别视频对话会”。来自中美两国的20余位专家学者,就中美大国竞合及两国外交政策的内部动因等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基地主任贾庆国教授出席会议并发言。对话会由基地执行主任王栋、斯坦福大学肖伦斯坦亚太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主任戴慕珍(Jean Oi)共同主持。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小国概念分析

一直以来,现实主义的范式主导着国际关系研究,国际体系中大国扮演主角,小国处于从属地位。在无数的实证和经验的研究中,毫无疑问,理论的话语权仍然为大国所掌握,小国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本文拟就被学术界所忽视的小国一词概念为对象,对现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小国定义以及其特征进行一番梳理,廓清国际关系中对这一行为主体的认识。

冷战后国际政治中人权与主权的关系

国际政治，尽管纷繁复杂、曲折多变，但权力政治与权利政治的较量，始终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冷战结束后，权利政治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主权与人权的关系变得更为突出。主权与人权是紧密相连的两大政治权利，两权并重，应同时充实和完善，不可偏废；两权相辅相成，既相互依托又相互制约，不可分割，更不能相互对立；两权内外相交(即主要属于国内问题，又具有国际性)，既一致又有区别，不可混淆，更不能相互排斥。正确处理主权与人权的关系，除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外，同时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在此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揭露“人权高于主权”错误论调的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