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研究中的预测

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研究中经常存在"预测困境",学者们往往热衷对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未来走向进行预测,但预测结果常常不尽如人意。通过调研发现,预测不仅在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在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国内外对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仍需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本文首先界定了预测的基本概念,然后在分析预测的可行性基础上,通过建立预测系统模型图来阐述预测的基本原理,最后通过案例分析法对减少预测失误的途径进行分析探讨。

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流派

春秋战国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奠定了中国数千年来思想文化的基石。庄子用“百家之学”,司马迁用“百家之言”、“百家之说”、“百家之书”、“百家之术”等概念来形容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发展的盛况,我们现在称之为“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中包含哲学、政治、经济等多领域及不同流派,

对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之关系的几点思考

国际环境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和作用。但中国能不能和平发展,不仅是外部环境对中国的影响问题,而且更主要是一个中国与外部环境如何互动的问题,大国能够改变和塑造环境;一个国家不仅在和平发展的顺境中能够发展,而且在外部环境不利的情况下也能发展,关键是一个国家的领导集团如何选择国家的基本战略;一个国家的内部环境状态对国家的影响大于外部环境,而良好的国内环境也可以改变或缓和外部环境对本国的不利因素;在全球化时代,仅有和平发展是不够的,还必须实现良性的和平发展;对中国而言,现存的国际秩序也是重要的外部环境,新秩序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很长时期内,维护现有秩序的合理因素应是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

中国海权内涵探讨

本文在西方和中国对“海权”理解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特点以及中国自身海洋状况,对中国“海权”的内涵做了进一步探讨。从而得出,由于建立在法权基础上的海洋权益存在着现实困境,仅认为中国海权等于海洋权益是不够的,分析中国“海权”应有中国视角。中国特色的“海权”应是一个综合概念,是海洋实力(海洋硬实力和海洋软实力)、海洋权益(海洋权利和外围海洋权益)和海洋权力(海洋硬权力和海洋软权力)三要素的有机统一。其中,海洋实力是前提,海洋权益是目的,海洋权力是手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海权三要素”的内在关系,并对海洋权力从新的视角进行了阐述。

国内权力结构变迁与对外关系的逻辑——兼及军队在对外决策中的作用

冷战结束后,不少国际热点和地区战争都与相关国家的国内政治密切相关,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理解国家对外政策的视角重新受到重视和关注。在梳理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从军方与文官集团关系的角度分析国内政局变化与国家对外关系的互动关系。在一战前的德国与"九一八"事变前的日本,国内政局变化与对外政策之间互动关系表明:在面临外部危机时,文职和军职人员具有不同的政策主张;在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下,危机的发展影响到国内文官和军人之间权力结构的变化,促成军人地位上升,最终导致一国对外政策变得更加强势,乃至最终走向战争。当今多数国家的政治体制都具有民主政治、分权制衡的特点,在这种国际环境下,理解这种内外关系的动力和逻辑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

科学认识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

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今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互相交织、互相影响,形成一张把世界联系起来的网络。要科学把握这些问题的本质,保持战略清醒、战略自信、战略主动,以我国的确定性应对外部世界的不确定,如此才能化危为机、转危为机,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二十大以后的中国外交:理解与思考

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总结了十九大以来党的各项工作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全面擘画了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国家发展目标和任务的宏伟蓝图。本文在学习、理解二十大报告的基础上展开一些思考。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的连续性外交是落实对外政策的工具,对外政策服务和服从于国内政治,中国国内政治总任务决定对外政策的目的和外交的任务。国内战略目标的连续性和政局的稳定,决定了中国对外政策目标和外交任务的连续性。

首脑出访与中国外交

本文通过系统考察从新中国成立到2006年的中国首脑出访活动,揭示了中国外交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重心和特点,并进而探讨了首脑出访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反映出的中国外交风格。首脑出访的增加,既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体现,也是当今全球化形势的客观要求。首脑的高频率出访,反映了首脑外交在中国总体外交中地位的上升,以及与相关国家关系的状况,首脑出访的议题和作用的变化,体现了当今中国外交乃至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

二十大以后的中国外交:理解与思考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展现了中国国内政治的稳定性,确保了国内政策的连续性。作为国内政治的延伸,中国外交在指导思想、外交原则和外交布局等方面也表现出了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二十大报告对当前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做出了新的判断和阐述,一方面是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大国身份更加明确,大国外交内涵更加丰富。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未来中国外交和中国对外关系必将展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以确定之中国应对不确定之世界,以确定之政策推进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大国担当更加积极有为,大国特色更加显著,大国风格更加明确。以二十大为新起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将展现出更有底气的信心,保持健康和理性的大国心态,更好地利用外交落实对外政策,不断开创新局面、开辟新境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受害者心理”与外交决策——以领土争端中的印度对华决策为例(1959—1962)

在吸收和借鉴学术界有关外交决策认知心理分析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引入心理学理论中的"受害者心理",并以1959—1962年中印领土争端中的印度对华决策为例,阐释外交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在"受害者心理"支配下的信息解读、形势评估以及方案选择。当中印领土争端凸显后,印度决策者的信息解读无视中国方面的善意信号与和解姿态,甚至一味夸大其敌意和威胁;与此同时,印度决策者高估己方立场和主张的合理性,并据此选择行动方案。印度决策者的主观认知与客观现实之间出现的重大偏差,是"受害者心理"影响外交决策的消极后果,是中印边界纠纷升级为边境战争的症结所在。

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本书以高层官员的视角解读中国外交的立场和态度,以专家学者的研究探求中国外交的未来走向及与世界良性互动的模式,较为全面地阐释新时代中国外交的诸多新理念新思想新主张。全书内容涉及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思想、亚太环境、中美关系、新型国际关系等,充分展示了中国开放、从容、自信和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形象。

外交决策中方案的产生与选择：一种综合方法

外交决策研究领域中的多元启发理论假定了一个双阶段的决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领导者首先基于一个或几个维度用非补偿性的方式对方案进行筛选(第一阶段),然后再对剩余的方案进行成本-收益的理性比较(第二阶段)。尽管多元启发理论非常重视解释领导者如何评估方案,但是没有注意到这些方案是如何产生的?在理性选择阶段中,这些方案在关键维度上是如何获得各自相对的吸引力的?作者认为,可以拓展多元启发的框架,将问题表征研究和意象理论中的要素纳入其中,从而来解释第一阶段之前的方案产生和第二阶段决策方案吸引力的问题。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表征-多元启发的综合框架,并提出了一系列假说,阐释领导者的问题表征及其对对手的战略考量如何影响政策方案的产生乃至各个方案的相对吸引力。

类比、认知与毛泽东的对外政策

人的认识过程经常受到认知能力有限、决策环境不确定以及信息过量等问题的制约。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经常借用类比从历史中寻找启发,帮助认知环境和制定政策。作者依据《毛泽东外交文选》中的文献,对毛泽东运用的历史类比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毛泽东运用类比的方式与西方领导人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借助类比的分析和解释框架,可以看出毛泽东所援引的类比不仅具有宣示和说明政策的作用,而且也充分表明毛泽东分析形势、把握环境、形成政策的认知思维过程。类比的方式虽然有不足之处,但可以揭示决策过程某些方面的细微特点,因而是研究认知和政策分析的有用工具。

自律、有序、和谐:关于老子无政府状态高级形式的假设

无政府状态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学派的一个基本假设,也是多数西方学者思考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出发点。中国学者可以借助于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并使之现代化来取得一种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对话权。老庄在他们的著作中描述的另一种无政府状态,它的特点是有序的、自律的、和谐的;虽然它带有乌托邦特点,但提出了一种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无政府状态,这在学术研究方面是很有价值的,值得进一步研究。

中国、印度支那战争与尼克松政府的东亚政策(1969-1973)

尼克松执政期间的对外政策调整,几乎涉及了冷战时期美国遏制战略的各个主要方面,其中尼克松政府在亚洲的政策调整最具里程碑的意义。从近些年来已经公布的一些重要的历史文献看,尼克松在入主白宫之前已经提出,要依靠建立一种全球性的均势,来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随着对华政策调整和中美关系缓和趋势日益明朗,尼克松政府的全球均势设想中,逐步延伸出了东亚地区的均势蓝图,即通过在加强美日军事同盟的基础上让日本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以及缓和中美关系,构建起一个美日中苏的均势结构。不过,一项重大的战略构想要成为现实并有长期的影响,必须能解决紧迫的地缘政治问题,否则很可能只是纸上谈兵。尼克松的战略设想最终成为现实,一个起码的要求是能否解决当下迫在眉睫的战略性问题。对尼克松政府来说,就是解决在越南的军事干涉。在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问北京之前,美国领导人已经达成共识,即在解决越南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至少必须共同讨论这个问题。基辛格在第一次见周恩来时,将印度支那问题列为双方需要讨论的第二个议题,仅次于台湾问题。基辛格访华与随后发生的周恩来访问河内,导致了中美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迈出了相互理解、信任和合作的第一步,也是所谓中美战略关系对双方真正在地缘战略上迈出具有实质意义的第一步。

以人为本是一面旗帜

开放档案的本质是肯定了公民对涉及到国家重大利益的事情有知情权,因为它们关系到公民的利益,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