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国际化:案例研究

非常荣幸今天能在这里与大家探讨大学的国际化。过去五年,中国的大学花了大力气加强他们与美国大学之间的联系,我也有幸置身其中。但在讲述具体经历之前,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大的背景。在世界上第一所大学诞生之日,国际化就是其活动内容之一。要知道大学不是在中国或者美国首先出现的,而是诞生于北非和欧洲。

法学方法论的基础知识

法学方法是关于法律解释和法律续造的学问,是法科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法律主要围绕文义、历史、体系和目的四要素展开解释,并需兼顾合宪性解释方法,以及欧盟成员国家的法律解释需要符合欧盟指令要求。法律续造以漏洞为前提,漏洞不宜理解过窄;主要续造方法为类推和目的性限缩。此外,掌握法学方法需要了解常用的立法技术和法学推论技术。

《民法典》第132条(禁止权利滥用)评注

《民法典》第132条明确规定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该条既是民事主体行使权利时应遵循的原则,也可以帮助界定权利滥用行为(可充当其他规则的要件)的意义;但其最重要的功能是在既有具体规范之外,因应实践发展需要,孵化独立、具体的补充性禁止权利滥用规则。判断是否构成权利滥用的核心考量因素可以概括为三项:行为人享有权利,且有行使权利的外观;权利人滥用权利,即其行使权利的行为违背诚实信用或者违反公序良俗;权利滥用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其中,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在私法上最为重要,主要包括不合比例地过度行使权利、矛盾行为或者背信行为以及违反公序良俗行使权利等情形。补充性禁止权利滥用规则的一般法律效果是权利限制和权利丧失。在现行法下,权利失效问题基本上可以在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之下解决。

清代都察院监察的常规与非常规:弹劾制度的程序、实践与权力关系

清代都察院弹劾制度,历经清初的改革,在实践中形成了提出、调查、议处的程序。皇帝、监察官和其他官员在此程序之中,暗自角力,以达成各自的政治目标。乾隆四十七年震动朝野的国泰、于易简贪污勒派案代表着高度政治化的一类案件。此案鲜活展现了在弹劾程序的三个环节当中,皇帝、监察官和其他相关官员的行动、策略,以及复杂的权力关系,共同塑造了都察院弹劾制度的实践面貌。实践中清代都察院的弹劾案可以被分为常规和非常规两种类型:常规案件中监察官指控的罪名较轻,议处官员依例行事,监察机制起到例行纠错的作用;而在非常规案件当中,政治因素和皇帝的个人意志决定案件的走向,监察机制展示威慑的功能。实践中两种类型案件的共存,正是清代皇帝的专制权力和官僚的“隐权力”之间处于紧张的平衡关系的体现。拥有至高无上专制权力的皇帝,无力亲自干预所有案件,只能“抓大放小”,主导小部分非常规案件的查办。而在大部分常规的案件当中,监察官和相关部门的官员作为职业官僚,依仗于专业信息、既定规范和程序,通过“隐权力”使得弹劾案件达到预定结果。

我国环评否决制之法理思考

我国环评法明确规定了建设项目环评否决制,近年来却出现一些质疑,亟需澄清。对我国环评否决相关立法规范要求的解释分析,显示其并未割裂环保与其他考虑因素,反而是特定社会条件下确保"综合决策"所必需;体现生态阈限要求的环评否决具有保障环保"红线"落实的功能,赋予环评否决效力也比可能的替代方案更有利于保障环评真正融入开发决策,因而我国当前不宜削弱环评否决制。为此,应当进一步明确环评否决的适用情形,并有必要坚持环评前置、对环评的行政监督等相关机制。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环评制度之比较:立法框架、行政执行和司法实践

环评被公认为环境风险规制的有效工具之一。对比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两地环评立法框架,可发现台湾地区有多项内容规范较为细密,但整体而言两地异中有同;环评审批实证数据显示两地环评文件审批通过率均居高不下,同样面临实质性公众参与不足等挑战;环评诉讼案例的对比则揭示了大陆较早地解决了台湾地区长期争论不休的环评审批可诉性和当地居民之原告资格问题,但针对涉及高度专业性判断之环评如何进行司法审查,台湾法官表现得远较大陆法官积极和能动,同时在台湾热烈讨论中的环评否决制存废问题在大陆并未引起相应关注。整体而言,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彼此参照互相借鉴有利于促进环评制度功能的发挥,并使环评更具实效。

中国公司法产生源流考——以日本法的影响为视角

在我国公司法的历史上,作为第一部完整规定公司制度法律的1904年《钦定大清商律》、作为第一部单行法的1929年《公司法》以及1914年《公司条例》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三部法律文件不仅在内容上存在差异,同时各自所面对的立法背景与立法环境都存在很多的不同。这三部法律文件之间具有内在关系,其中包含对于今天公司法完善仍然有益的信息,这有助于更深刻地了解我国公司法自身,而且对于未来公司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上市公司分立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上市公司分立是上市公司重组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其实现经营专业化、效率化的重要途径。由于我国公司分立法制发展相对滞后,现行法律规定也极为简单,在法律实务中,不仅无法解决分立的方式、分立的对价等公司分立本身的问题,更无法回答上市公司进行分立后,上市资格是否可以继受等特殊问题。为了改善我国上市公司分立制度缺失的状况,完善上市公司分立制度,我国有必要明确上市公司分立的概念,引入吸收分立来丰富上市公司分立的方式;同时,建立公司上市的特别审查制度,对分立公司与继受公司是否可以同时上市、上市协议是否可以转让等公司分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明确规范;调整上市公司分立中债权人保护的规则,将继受公司对分立前公司债务所承担的连带责任在期限以及责任范围上进行一定的限制,可进一步激发上市公司通过公司分立的方式调整自身结构。

我国《专利法》英译本中情态动词“shall”的法律意图辨析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官方英译文本为语料,以言语行为理论为依据,采用内容分析法,辨析情态动词"shall"的法律意图。研究结果显示,情态动词"shall"在我国《专利法》官方英译文中呈现出五种法律意图:义务、权利、禁止、允许以及宣布;依照以言行事行为,将其分为三类:指令类、承诺类以及宣告类。该研究有助于译者在翻译法律文本时更加准确地使用"shall"来传达立法者的法律意图。

城市数字化建设对创新创业的影响

中国目前处于产业变革与经济结构转型的历史交汇期,创新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如何通过数字化建设有效提升区域创新创业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在分析数字化建设对地区创业、地区创新及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基础上,基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使用2008—2016年全国285个地级市的9项数字化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地区数字化指数体系,并从横向时间和纵向空间上对中国城市数字化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和发展趋势进行对比分析,利用年末邮局数以及固定电话数构造工具变量,考察城市数字化发展水平对创新创业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通过资源配置、信息共享、知识溢出、劳动力素质提升,对地区创业水平会产生明显促进作用;通过新产品开发、新生产方式应用、新组织与管理形式的实施、新供货渠道与市场的开拓可进一步提升地区创新水平;通过管理技术、研发技术以及替代效有利于促进绿色创新。进一步采用绿色专利数作为地区绿色创新的代理变量,表明数字化有助于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未来应增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核心技术的突破。此外,还应对互联网企业进行政策扶持,鼓励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

浅析VIE架构企业的法律监管制度

VIE架构帮助众多中国企业实现境外上市融资,但中国法律缺乏对VIE架构的全面规范。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成熟与投资环境的改善,回归国内资本市场成为主流,VIE架构的历史使命或将终结。文章介绍了我国目前对VIE架构的法律监督现状,结合《外商投资法》与《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的相关内容,分析了相关法律对VIE架构企业的影响。

刍议十号文件时代的民营企业红筹上市

红筹上市通常是指那些主要资产和业务在中国大陆,但注册在境外且适用当地法律和会计制度的公司,绕开境内的部分监管,赴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的模式。本文对民营企业红筹上市的原因进行了系统阐述,重点分析了国内监管政策的演进特别是十号文件的出台对民营企业红筹上市的影响,以及在十号文件时代民营企业红筹上市的具体路径选择。

历史与法律之间：两类既往事实及其认定模式

历史研究与司法审判作为两种不同的人类活动,在对既往事实的认定方式上存在共性与差异。二者基于对认知既往事实的共同需求,都有意或无意的在各自领域进行着"证据-推论"的理性推理。但同时历史学者和司法实践者在事实认定过程中受到不同的身份、时间、事实范围、证明规则等因素制约,对既往事实的认定模式和具体操作过程有较大区别。对两类既往事实进行界定,可在司法事实认定的现有模式之上,提出改进的"证据-推论"事实认定推理模式,使其不但适用于按照严格法定规则进行事实认定的司法程序,也同样适用于基本进行自然推理的历史研究。通过对历史研究与司法审判的事实认定模式进行比较研究,能够了解并综合二者的优点,从而优化各自的事实认定方法,促进双方学术发展。

怀念我的恩师齐文颖先生

"老师真的走了?!"自从上周二(2021年3月23日,美国西部时间)清晨收到师弟、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教授的微信,得悉恩师齐文颖老师去世的噩耗之后,我不断地重复这句话,有时写在与齐门弟子的通讯中,有时喃喃自语,更多时间是在脑海中碾转反复……这种经历,记得只有在四十多年前和十几年前痛失慈父爱母之际有过。理智上,知道这是真的,是无法挽回的事情,但在心理上、潜意识里,仍然无助地希望,或着自欺欺人地愿意相信,这不是真的。

命运解锁:《喜福会》中“金”的文化解读

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代表作《喜福会》融入了大量中国元素,其中"金"这一元素贯穿了龚琳达大半生,成为人物特有的标志。"金"既是五行之一,又是贵重金属,影射龚琳达的性格与命运:无"金"的经济地位和五行缺"金"的命运使龚琳达沦为洪家任意摆布的奴隶;重获自由和自我后,龚琳达信仰"金"所代表的财富稳定与五行平衡,最终收获了自我认同和安全感,摆脱被动人生,成为命运的主宰者。从中可见"金"文化对龚琳达的指引作用和龚琳达对中国文化的坚守。

“非法证据”与“证据”的关系

＂非法证据＂是否为＂证据＂问题的提出,是中国立法语境和司法实践环境之下的特殊产物。概括说来,起码可以从三个角度观察该问题产生的缘由,进而寻求思考和解决这一问题的进路。首先,从中外法律交流和互为借鉴的视角,＂非法证据＂是否为＂证据＂这一中国式问题的产生,似乎折射出中外法律语境交叉错位,尤其是语言翻译造成误解的身影。如本期几篇小文分别提及的,＂非法证据＂概念源自美国司法实践.

个人信息概念的反思:以“识别”要件为中心

定向广告技术大行其道,引发了对IP地址、Cookie和IMEI号等标识符是否是个人信息的争议.产生争议的根源在于个人信息“识别”要件的模糊.识别可以分为“物理识别”和“虚拟识别”2类.虚拟识别是“识别”要件的应有之义.其次,识别有“识别身份”与“唯一标识”2种解释路径.采取唯一标识的解释路径有利于提供清晰的适用标准,与匿名化制度中“重识别”的概念相统一并解决了“直接识别”存疑的困境.最后,个人信息可依据是否能够识别到物理世界中的特定自然人,划分为“现实身份信息”与“数字身份信息”,并对现实身份信息采取更严格的保护措施.

跨国破产的可仲裁性问题研究

一直以来，世界各国破产法旨在对破产申请人债务清偿顺序作出规制的同时，还关乎对破产公司的消灭与社会公共利益的救济。①由此，在传统的破产法中，破产争议向来不具有可仲裁性。然而，随着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和跨国破产争议的频发，破产问题的可仲裁性愈发值得学界反思和探讨。当下，国际商事仲裁与跨国破产程序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破产程序开始前，若所有利益相关方均同意并自愿签订了破产仲裁条款，约定将与破产财产相关的争议交付仲裁机构审理，那么此时该仲裁条款是否具有可执行性；其二，在仲裁程序进行中，若一方当事入宣告破产，那么此时仲裁程序与跨国破产程序之间的冲突该如何协调。②本文将从上述两方面着手，研究造成国际商事仲裁与跨国破产程序之间冲突的诸多因素，进而对此冲突的解决提出建议，即以美国当下的立法、司法实践为参考，在界定不同类型的跨国破产争议的同时，建立不同的解决机制。

美国民事诉讼之证据开示制度

不同诉讼制度中的表面相似之处可以掩盖重要的差异。美国的审前证据开示制度就是一个例子。在美国制度中,私益诉讼服务于国家治理之目的,在其他制度中私益诉讼并不常服务于此目的。除了众所周知的普通法系中诉讼的立法作用外,美国还采用了一种"事后"监管体系,该体系将大部分监管责任从政府机构转移到通过诉讼执行法律的私人当事方。这使得美国私益诉讼不仅对当事方,也对美国监管体系有重要意义。此外,证据开示本身在美国司法程序中发挥着不同作用。虽然最初被构想为实体审判的准备程序,但美国实体审判已经近乎消失。证据开示正是案件通常得到解决的阶段,或在事实足够清楚以至能对诉求准确"定价"后通过自愿和解解决,或在证据开示成果基础上通过申请得以解决。尽管在一段时间内,平心而论美国证据开示过于宽泛和不受控制,最新的制度改革(既涉及允许开示的范围,也涉及一般性的诉答标准)使得这种指控不再轻易成立。由于对不遵守美国证据开示义务的制裁非常严厉,反映了其对美国制度的重要性,任何学者及潜在的美国诉讼当事人都应当了解这一制度。

鹦鹉买卖与虎骨利用——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困境

金自宁:就学术生涯而言,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读着梁老师的书成长起来的。我在刚刚开始学习法律的时候,梁老师已经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就是1991年的《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现在回头看,梁老师学术思想的发展可以说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通过梁老师思想的转变,你可以看到中国法学界真正有想法的那一批人,他们的关注点,包括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的;你也可以看到有很多你们现在视为理所当然接受下来的东西,在他们那一辈人是经过艰苦的思考和讨论才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