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及中国未来的发展——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易继明教授访谈录

自2017年以来,中美之间出现了较大的贸易摩擦,并逐渐演变成为今天人们所说的"中美贸易战"。这一轮贸易摩擦或者说"贸易战"的起因,与美国发动的"301调查"及调查结果相关,涉及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及创新等领域的问题。访谈就这一轮的贸易摩擦或者说"贸易战",从知识产权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一次的中美贸易摩擦或者说冲突,其实是特朗普透过知识产权、贸易政策的切入点,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的一个开端。

加强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工作 促进创新与公平竞争

《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系市场监管总局专门针对知识产权领域垄断行为的规章,其修订既是对新《反垄断法》的适应,也是对反垄断执法实践经验的总结。执行好该规定,做好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工作,需要准确把握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之辩证关系,准确把握该规定与其他反垄断配套规章的特别法与一般法关系,准确把握该规定与《关于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关于标准必要专利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的协同关系。另外,尚有一些问题需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以推动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立法、执法,促进创新和公平竞争。

后TRIPS时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新发展及我国的应对

从WIPO和WTO两大框架体系向FTA的平台转换,标志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进入后TRIPS时代。后TRIPS时代与FTA相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张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对知识产权立法、执法提出了更高要求。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知识产权领域“南北对抗”以及赶超型发展战略成为一种新常态。为适应后TRIPS时代,我国应将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提升到战略高度,一方面提升本国制度的适应性和执法水平,向知识产权强国迈进;另一方面也应把握“南南合作”的基点,提升国际话语权。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四个维度展开:一是以CPTPP为标杆,完善国内知识产权制度及执法机制;二是抓住美国退出的窗口期,尽快启动加入CPTPP谈判程序;三是加强知识产权对外交流,提高国际认同度;四是学会平台转换,推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均衡发展。

美国知识产权政策走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从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角度的一个初步分析

2017年1月20日,美国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宣示就任第45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时代＂正式开启。这样一位具有民粹主义思想的＂政治素人＂执政美国,引起了世界各国关注,美国未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增强,而作为美国国家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知识产权政策的走向,必将对我国未来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中美关系背景下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制定之际,恰逢中美关系日趋紧张。历经四十余年接触、交往和冲突,本轮中美知识产权纠纷引发的贸易冲突,目前已经影响到中美关系的各个领域。中国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通过确立私权制度、促进知识产权壮大之后,历经各种制度转换和建设,目前也已经进入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阶段。这一时期,中美"泛知识产权"领域存在的结构性冲突,同时也是中美两国战略性冲突的重要组成部分,促使知识产权外交逐渐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一条技术路线。这一时期的知识产权战略应该强基固本,内外兼修:促进中美战略互信,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改革体制,实现知识产权治理的现代化;融贯创新,重塑知识产权的价值链;"多边""小多边""双边"及"单边"等"四边联动",推进知识产权国际合作。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务

2021年9月22日《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出台,是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件大事。《纲要》立足国情,对标国际,以强化保护为政策导向,从知识产权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全面规划我国知识产权中长期发展。《纲要》以建设现代化知识产权制度体系为核心,通过保护体系、运行机制、公共服务体系、人文社会环境及国际合作等方面建设,并规划八大重点建设工程,来夯实知识产权事业基础,力图建设一个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知识产权强国,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跨境电商知识产权风险的应对——以中国电商在美被诉为例

自2012年以来,从事跨境电商业务的中国电子商户持续遭遇来自美国的侵权诉讼,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电子商务海外业务的拓展。为有效应对跨境电商侵权诉讼、推动我国跨境电商业务的良性发展,一方面,电子商户需要加深对域外知识产权法律及司法程序的了解,强化权利意识,尊重他人知识产权和自己的诉权;另一方面,政府及行业协会也应在协调组织应诉、建立行业规范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我国应积极推动建立和完善规制跨境电商行为的国际协调机制,尝试建立司法协助和联合执法机制,探索利用数字技术加强知识产权侵权防范和监管的新途径,融入以数字化技术推动贸易全球化的浪潮中。

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及其缓和——兼对《民法总则》第123条条文的分析

《民法总则》第123条通过列举知识产权客体的方式,对知识产权进行了概括性定义。该条确立了知识产权类型的"7+N"模式,即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地理标志权、商业秘密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这7种权利,再加上代表"N"的兜底款项。不过,这一兜底款项采取严格的法定主义,排除了行政性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和判例创设新的知识产权类型。因此,司法实践中要进行扩张性立法解释,并加强知识产权立法工作,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权利体系。

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发展之路

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发展历经了"从无到有"到"从有到大",现在已进入"从大到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战略转换阶段。新时代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应当从战略高度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大关系",同时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顶层设计""提高知识产权工作法治化水平""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深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制机制改革""统筹推进知识产权领域国际合作和竞争""维护知识产权领域国家安全""夯实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七个维度进行谋划。这既是过去经验的总结,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美国国防领域知识产权的管理模式

美国国防科技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与其知识产权管理模式的有效统筹是分不开的。从国家层面而言,美国国防领域知识产权由国防部统一领导,采取立体式管理模式,包括权属管理、保密制度、促进成果转化及构建相关的纠纷解决机制。从权利主体层面来看,大型军工企业往往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将知识产权作为资产进行集中式管理。相较于国家层面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而言,军工企业内部管理侧重知识产权创造、运营及发展的全过程,其核心内涵是激励创新成果产出、有效配置资源,通过知识产权布局获取竞争优势、维护合法权益,从而谋求最佳经济效益。此外,鉴于国防领域政府与承包商之间的采办合同关系,相应的知识产权管理也循此关系加以展开。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通过多种法律保障和鼓励承包商积极参与军品研发,以降低国防采办成本;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也对相关承包及分包流程进行严格管理,明确承包商的权利及义务,从而保证采办活动有序进行。总之,美国国防领域知识产权管理采取一元体制,通过合同管理和全流程管理两种方式进行具体实施,其突出理念表现为激励创新与保密例外。美国国防知识产权管理遵循了法治原则和市场原则,兼顾了国防利益与承包商利益,是支撑美国国防科技领先的制度基础。

城镇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因素及供需匹配研究--基于北京、天津和济南的调研

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严峻,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供给出现短缺,延迟退休政策被提上议程,老年人的人力资源再开发成为缓解社会压力的良策。从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方--低龄老年人、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用人单位两个角度出发,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借鉴CHARLES数据库设计问卷,对北京、天津、济南三地展开调研,发现超四成低龄老年人有意愿再就业,再就业意愿与年龄、累计工龄为负相关关系,与经济压力、退休前年薪、健康状况和社会适应性等为正相关关系。再就业的低龄老年人中,普遍存在渠道狭隘、待遇降低、保障不健全等问题。此外,老年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并不匹配,企业对老年劳动力的需求远低于供给。

为什么要设立知识产权法院

自从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页15）以来，全国许多地方法院热情高涨，多地表示本地条件成熟，已做好率先试点的准备。但是，在一次名为“中国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的现实与理想”座谈会上，张玉敏教授称，时下中国尚看不到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必要性；如果要说有的话，那就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设立什么样的知识产权法院

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国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法律方案正式出台。为落实这一《决定》，最高法院9月10日召开知识产权法院筹建工作座谈会，研究部署组建知识产权法院的各项工作。

“三合一”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

最近,湖南省长沙市市委、市政府在总结2010年机构改革经验一实行专利与著作权“二合一”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出台政策,再次将商标权管理职责划转市知识产权局,以建立专利、商标、著作权“三合一”的集中统一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1这一意在打破知识产权领域存在的职能分散、多头管理、权责交叉的体制壁垒,优化政府机构与职能配置,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政策方案.

美国《2021年综合拨款法案》知识产权条款评析

美国国会于2020年12月通过了《2021年综合拨款法案》。其中第17部分涉及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规定,主要由流媒体传播重罪条款、《版权小额赔偿替代执行法案》以及《商标现代化法案》三部分组成。从条文内容可以看出,美国此次修法加大了侵权惩罚力度、提高了纠纷解决效率、强化了商标使用义务、体现了利益平衡原则、回应了司法实践争议等。立足于新兴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学习总结美国对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框架的革新经验,或能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完备提供启示。

民法典视阈下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与法定赔偿的司法适用关系

我国《民法典》中确立了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民事立法领域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应协调惩罚性赔偿与我国现行知识产权法定赔偿之间的关系。准确定位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与法定赔偿的制度功能,明确我国知识产权损害赔偿领域的司法二元体系。在防止惩罚性机制被滥用的同时,应当积极鼓励当事人进行举证,通过适用条件的约束等方式,限缩法定赔偿在目前司法适用中的比例。法官通过准确计算权利人的损失或侵权人的获利等方式,考量侵权人的主观恶意程度,进行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的倍数适用,才能真正达到填补权利人损失,遏抑和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的司法目标。只有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法领域损害赔偿制度,与我国民事侵权基本立法相协调,才能践行严格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为实现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奠定坚实基础。

专题导读 ICT产业创新和知识产权

数字经济时代,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抓手和保障国家安全和国民生命健康的关键工具。如何构建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中央给出了很明确的原则,就是“四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信息通信技术(ICT)作为实现“四个面向”的核心支撑技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光电子、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创新层出不穷,并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英国知识产权审判体系

英国是较早便开始对知识产权案件进行专业化审判的国家,发展至今,历经多次改革,已然是现今世界上知识产权审判体系较成熟的国家。其中,设置在高等法院大法官庭下的专利法庭和知识产权企业法庭是英国极具代表性的两个具有全国管辖权的知识产权法庭,负责审理大部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的初审案件。此外,尚在筹建中的欧洲统一专利法院、"被指定人"、著作权审裁处以及替代解决纠纷机制,也都是英国知识产权审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我国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了知识产权法院,在这样一个改革试点的契机下,分析和借鉴英国知识产权审判体系的发展轨迹和成功经验对我国知识产权法院的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知识产权纠纷分案处理刍议

知识产权纠纷的分案处理，是近些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值得关注的现象，恰当的分案处理方便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有利于纠纷的解决。然而，实践中有些案件的分案使得当事人甚至专业人士感到不解，被不无贬义地戏称为“诉拆拆”。

专利间接侵权与许可费定价问题之体系化研究

体系化思维是立法、司法活动和法学研究中的必然要求。但专利间接侵权理论和许可费定价往往聚焦于权利行使阶段的利益平衡和博弈,容易忽视权利行使是立法、申请和授权确权各阶段的延续,欠缺体系化思维,遑论二者之间的体系化关联。间接侵权理论未能尊重授权、确权程序确立的权利边界,实质上是缩减授权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在许可费定价问题中,整体市场价值原则实质上是拔高权利要求的主题层级,相当于增加技术特征。二者从相反方向拉扯权利要求,冲突的平衡点即为尊重授权的具有创造性贡献的权利要求。基于此,权利要求的构建应当使主题的层级与做出创造性贡献的技术特征相匹配,权利用尽原则应适用于具有相同的创造性核心的技术方案,专利权人不应变相地对产业链上的不同环节进行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