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早启动抗病毒治疗降低慢性HBV感染者肝细胞癌发生风险

慢性HBV感染是病毒性肝炎、肝硬化和肝细胞癌(HCC)的主要致病原因。从慢性HBV感染到HCC发生,多数患者会经过慢性肝炎-肝硬化-HCC等不同阶段。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HBV不断将自身DNA整合入宿主DNA,起到促癌的效果;而持续的肝脏炎症所致肝细胞的死亡与代偿性增殖更会带来突变的积累,并最终导致肝细胞的恶性转化。目前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抗HBV药物,即核苷(酸)类似物,通过抑制HBV复制来控制感染,可有效减缓疾病进程和终末期肝病发生,但由于目前抗HBV治疗启动较晚,治疗率较低,HBV相关HCC发生率仍呈上升趋势。如何改善现行的抗病毒治疗策略,以进一步降低包括HCC在内的HBV相关终末期肝病的发生风险,已成为临床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因此,本文在回顾和总结既往支持扩大抗病毒治疗的研究和观点的基础上,建议应尽早启动抗病毒治疗,从而抑制病毒复制,减少整合事件发生,并最终降低慢性HBV感染者HCC发生风险。

慢性乙型肝炎常见PC/BCP突变的可能致病机制

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是慢性肝炎、肝硬化及原发性肝癌的主要病因。慢性感染过程中,导致乙型肝炎e抗原(HBeAg)表达下降/消失的HBV突变株逐渐转换为优势株,其中以基本核心启动子区(BCP)和前核心区(PC)突变最为常见,突变病毒累积造成具有不良预后的HBeAg阴性患者占比逐年上升。近几年的研究表明,突变病毒不仅促进HBV复制,还能诱导病毒蛋白在肝细胞内堆积,堆积的病毒蛋白将诱发肝细胞内质网应激致肝细胞病变。本文对突变诱导的肝细胞病变机制进行探讨,旨在为及时调整治疗策略提供依据。

扩大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应重视ALT正常、年龄≤30岁的HBeAg阴性慢性HBV感染者

目的拟对2022年2月发布的《扩大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的专家意见》的推荐意见进行分析验证和完善。方法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连续纳入2014年1月—2020年10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接受肝穿刺活组织病理检查且ALT正常的成人慢性HBV感染者,并分析≤30岁和>30岁亚组中不同HBeAg状态人群存在中、重度肝损伤人群比例。结果共纳入慢性HBV感染者290例,HBeAg阳性者121例(41.7%),HBeAg阴性者169例(58.3%)。进一步按年龄分组,在HBeAg阳性中,≤30岁37例,>30岁84例;在HBeAg阴性感染者中,≤30岁24例,>30岁145例。4组比较,年龄(H=151.539)、性别(χ^(2)=9.959)、ALT(H=29.041)、AST(H=11.127)、Alb(H=23.538)、HBV DNA(H=187.982)、HBsAg(H=132.520)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年龄>30岁和≤30岁组均有近50%的患者存在中度及以上肝损伤(50.22%vs 47.54%)。根据HBeAg状态和年龄进一步将患者分为HBeAg阳性≤30岁(n=37)和>30岁(n=84)以及HBeAg阴性≤30岁(n=24)和>30岁(n=145)共4组。在HBeAg阳性亚组中,>30岁与≤30岁者存在中度及以上肝损伤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2.9%vs 37.8%,P=0.605);≤30岁的HBeAg阴性亚组与>30岁的HBeAg阴性亚组存在中度及以上肝损伤的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62.5%vs 54.5%,P=0.464)。在无创指标无法决策的队列(LSM<9.0 kPa者和LSM数据缺失但FIB-4<3.25者,n=269)中,≤30岁的HBeAg阴性亚组与>30岁的HBeAg阴性/阳性亚组存在中度及以上肝损伤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9.1%vs 50.7%、59.1%vs 41.8%,P值分别为0.468、0.149)。结论在扩大抗HBV治疗时,也应关注HBeAg阴性且年龄≤30岁的慢性HBV感染者。条件允许时,依照本研究总结修订的抗病毒治疗启动线路图,或可进一步提高个体化抗病毒治疗的精准性。

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相关新型标志物及其临床应用

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是我国病毒性肝炎、肝硬化和肝癌的最主要致病因素,我国现有慢性HBV感染者约7800万人,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约2400万人[1]。随着疾病进展,约20%~40%CHB患者将发展为肝硬化、肝硬化失代偿等终末期肝病及肝癌[2]。我国的肝癌患者占全世界新发肝癌病例的50%以上,且80%以上的病例与慢性HBV感染有关。因此对CHB患者开展及时、规范的抗病毒治疗以阻断疾病进展,减少终末期肝病的发生至关重要。

慢性HBV感染者病毒DNA水平与患者肝组织炎症损伤程度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探讨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者疾病自然进程中病毒学标志物与宿主抗HBV免疫所致肝脏病理损伤的关系及动态变化。方法回顾性选取2016年1月到2022年6月于浙江省台州医院接受肝穿刺活检的238例成人慢性HBV感染者。收集患者的年龄、性别、血小板、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白蛋白、HBV DNA、qHBsAg、HBeAg等一般临床资料,以及患者的肝组织炎症活动度和纤维化分级等肝脏病理诊断指标。按HBeAg状态对患者进行分组,并分别按不同肝脏炎症活动度、不同HBV DNA载量对患者行亚组分组,统计学分析比较各组的HBV病毒学标志物水平的组间差异,及其与患者肝脏炎症损伤指标如ALT、AST及肝组织炎症活动度间的相关性。结果HBeAg阳性患者中有中度及以上肝脏炎症活动度(G≥2)患者的病毒学标志物水平均显著低于轻(无)炎症活动度(G<2)者(HBV DNA:t=3.102,P=0.002;qHBsAg:Z=-4.859,P<0.001;HBeAg:Z=-4.386,P<0.001);而在HBeAg阴性患者中则呈现相反的趋势,G≥2亚组的HBV DNA水平、qHBsAg显著高于G<2亚组(HBV DNA:t=-5.269,P<0.001;qHBsAg:Z=-2.951,P=0.003)。对应地,HBV DNA水平、qHBsAg在HBeAg阳性患者中与肝脏炎症活动度及肝脏炎症损伤指标AST呈弱到中等强度的负相关(HBV DNA与炎症活动度:r=-0.300,P=0.001;qHBsAg与炎症活动度:r=-0.432,P<0.001;qHBsAg与AST:r=-0.233,P=0.008);而在HBeAg阴性患者中则与肝脏炎症活动度及ALT、AST呈弱到中等强度的正相关(HBV DNA与炎症活动度:r=0.439,P<0.001;HBV DNA与ALT:r=0.502,P<0.001;HBV DNA与AST:r=0.582,P<0.001),其中qHBsAg仅与患者的肝脏炎症活动度呈弱的正相关(r=0.285,P=0.003)。进一步对HBeAg阳性患者按HBV DNA是否>2×106 IU/ml进行亚组分析发现,HBV DNA>2×106 IU/ml亚组的患者其HBV病毒学标志物与肝脏炎症活动度及ALT、AST间呈弱到中等强度的负相关(HBV DNA与炎症活动度:r=-0.276,P=0.009;HBV DNA与AST:r=-0.262,P=0.014;qHBsAg与炎症活动度:r=-0.448,P<0.001;qHBsAg与ALT:r=-0.223,P=0.037;qHBsAg与AST:r=-0.455,P<0.001;HBeAg与炎症活动度:r=-0.433,P<0.001;HBeAg与ALT:r=-0.257,P=0.016;HBeAg与AST:r=-0.369,P<0.001);但上述"负相关"在HBeAg仍为阳性且HBV DNA≤2×106 IU/ml的患者中消失。不仅如此,HBV DNA与ALT、HBeAg与AST更分别呈中等强度的正相关(HBV DNA与ALT:r=0.305,P=0.0497;HBeAg与AST:r=0.321,P=0.038)。结论在慢性HBV感染的疾病进程中,在HBeAg阳性且HBV DNA>2×106 IU/ml时,患者的抗HBV免疫应答可通过清除感染肝细胞来有效地抑制HBV的复制,而当HBV DNA载量低于该界值时,患者的抗HBV免疫性应答更多地造成了肝组织炎症损伤。

基于瞬时弹性成像技术检测参数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进展评估模型的建立

目的通过对基于瞬时弹性成像技术检测参数联合分析,建立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病情严重程度的评估模型。方法回顾性收集2014年7月—2017年7月在我国7家医院就诊的具有肝穿刺病理学诊断的184例NAFLD患者的临床信息及肝弹性相关参数。将iLivTouch肝弹性检测参数得到的和弹性、超声信号的幅度、频率、散射及衰减程度相关的多参数分别命名为P1-P18。通过Spearman相关性检验、线性回归分析分别建立用于NAFLD患者脂肪变程度、炎症活动度、肝纤维化程度判断模型,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对模型诊断价值进行评价。结果基于瞬时弹性成像技术的相关超声参数与NAFLD患者肝脂肪变、炎症活动度与肝纤维化程度有良好的相关性。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P1、P12是肝脂肪变程度的独立相关指标(P值均<0.05),P1、P3、P6、P11是肝脏炎症活动度的独立相关指标(P值均<0.05),P2、P3与肝纤维化程度显著相关(P值均<0.05)。通过线性回归建立的肝脂肪变程度判断模型:Y=0.013×P1+0.055×P12-0.3185,对轻度及中重度脂肪变诊断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95(95%CI:0.842-0.936)、0.939(95%CI:0.894-0.969),敏感度分别为82.35%、86.26%,特异度分别为89.23%、93.27%,P值均<0.001;肝脏炎症活动度诊断模型:Y=0.008×P1+0.030×P3+0.029×P6-1.875×10-4×P11+0.416,对早期炎症及显著炎症活动诊断的AUC分别为0.828(95%CI:0.793-0.865)、0.874(95%CI:0.817-0.918),敏感度分别为70.6%、73.96%,特异度分别为85.7%、93.33%,P值均<0.001;肝纤维化程度诊断模型:Y=-0.003×P1+0.601×(lnP2)+0.285×(lnP3)+0.036×P15+0.078,对显著纤维化、严重纤维化及早期肝硬化诊断的AUC分别为0.805(95%CI:0.740-0.869)、0.767(95%CI:0.699-0.827)、0.803(95%CI:0.701-0.906),敏感度分别为72.27%、77.63%和90.00%,特异度分别为79.69%、66.42%和66.47%,P值均<0.001。结论瞬时弹性成像技术检测不同参数能够分别有效反映NAFLD患者脂肪变程度、炎症活动度及纤维化程度,通过联合模型能够提高对NAFLD患者疾病严重程度判断的准确性。

欧洲肝病现状及其风险因素和预防策略分析

欧洲是世界上肝病负担最重的地区之一。总体上看,西欧国家以酒精性肝病和肝硬化为主,东欧国家则以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更为普遍,至于中欧国家,酒精性肝病和病毒性肝炎对肝病负担大致相同。不同地区流行的肝炎病毒类型也有差异,大多数国家以丙型肝炎流行为主,而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乙型肝炎感染更为常见。

重视对慢性乙型肝炎临床治愈为终点的聚乙二醇干扰素α治疗策略的研究

干扰素α用于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在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初的治疗目标是维持患者病毒学持续应答,以改善长期预后。更深入的临床实践和研究提示,聚乙二醇干扰素α治疗慢性乙型肝炎在部分患者中可能实现临床治愈,从而引起极大关注。临床治愈可以作为某些优势人群的治疗目标已逐渐形成共识,但如何通过调整聚乙二醇干扰素α的治疗方法来进一步提高临床治愈率仍缺乏大样本、设计良好、有对照的临床试验数据的支持。关于以临床治愈为目标的初治患者的适合疗程、一次性治疗还是分阶段治疗、持续性治疗还是间歇性治疗,以及停药指征和复发相关因素等诸多治疗策略问题尚需要更深入地研究。近年来,由研究者发起的以临床治愈为首要治疗目标的研究逐渐增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旨在强调要加强和重视以临床治愈为治疗终点的聚乙二醇干扰素α治疗策略的研究,以进一步提高临床治愈率。

慢性乙型肝炎治愈临床研究进展

核苷(酸)类似物及长效干扰素是临床常用的HBV抗病毒治疗药物。由于HBV cccDNA及整合到人体基因组的HBV DNA难以清除,多数患者需要接受长期抗病毒治疗。随着对HBV生命周期及致病机制的深入研究,有关HBV生物标志物及抗病毒新药的研发也进入了活跃期。HBV RNA、核心抗原相关抗原、不同类型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是评价抗病毒效果及能否安全停药的潜在指标。肝细胞进入抑制剂、HBV核衣壳抑制剂、RNA干扰、治疗性疫苗、免疫调控等多种乙型肝炎新药的加速研发给乙型肝炎临床治愈带来了希望。

扩大慢性乙型肝炎治疗

全球符合治疗标准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中,仅5%接受抗病毒治疗。现行指南治疗标准过严是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治疗率低的原因之一。扩大现行指南确定的慢性乙型肝炎治疗标准将减轻疾病负担。普遍乙型肝炎疫苗免疫、普遍筛查及对所有HBV DNA阳性者治疗,将有助于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2030年消除乙型肝炎目标。

长期ART中HIV-1抗体的水平变化特点及其与HIV-1储存库相关关系的研究

目的分析HIV-1感染者在长期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前后血浆中p24抗体和总HIV-1特异性抗体水平变化特点及其与HIV-1储存库关系。方法选取2009年11月—2013年7月于我中心接受ART满5年的27例HIV-1感染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荧光素酶免疫吸附试验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分别检测患者接受ART 0、1、3、5年时间点的p24抗体和总HIV-1特异性抗体的水平,同时对其与总HIV-1 DNA和细胞相关RNA(cell-associated RNA,CA-RNA)的水平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在ART 0、1、3、5年时,p24抗体水平分别为2.450(1.910~5.460)、1.460(1.080~2.160)、1.280(1.120~1.800)、1.570(1.090~2.180)LU;总HIV-1特异性抗体水平分别为3.378(3.157~3.710)、3.489(3.237~3.622)、3.446(2.742~3.573)、3.336(2.860~3.566)。p24抗体与总HIV-1 DNA和CA-RNA的水平均呈正相关(r分别为0.407、0.305,P均<0.05);总HIV特异性抗体水平与总HIV-1 DNA和CA-RNA水平没有相关性(r分别为0.155、0.165,P均>0.05)。结论总HIV-1特异性抗体水平在ART期间没有明显变化,且与HIV-1储存库大小没有相关性,p24抗体水平随着ART时间增加呈逐渐降低的趋势,与HIV-1储存库的大小呈正相关,可为HIV-1特异性抗体和HIV-1储存库大小关系的研究提供依据。

论慢性乙型肝炎临床治愈

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仍是我国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肝衰竭及肝细胞癌的主要病因。HBV基因组有多种存在形式,其中共价闭合环状DNA一方面可作为HBV复制的模板,使得感染得以建立及维持;另一方面可与整合的双链线性DNA持续表达HBsAg,在慢性感染过程中导致宿主HBV特异性免疫的耗竭。因此,未来亟需研制发挥更强效抑制病毒复制、加速耗竭cccDNA的直接抗病毒作用及不良反应更小的特异调节抗HBV宿主免疫的新药,以期实现慢性乙型肝炎的临床治愈。

细胞周期素D1对HBV转录和复制的影响

目的 探究细胞周期素D1(cyclin D1,基因名CCND1)对HBV复制的影响及其机制。方法 利用GSE84044数据集,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HBV相关肝纤维化患者肝组织基因表达水平与血清HBV DNA载量之间的相关性。在HBV细胞复制模型中瞬时表达cyclin D1及cyclin D1持续激活突变体(T286A)蛋白,使用时间分辨免疫荧光及实时荧光定量PCR实验分别检测细胞培养上清液中的HBsAg、HBeAg及HBV DNA水平,Western blot检测细胞内HBV core蛋白,反转录-实时荧光定量PCR法检测细胞内HBV RNA,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检测cyclin D1对HBV基本核心启动子(BCP)活性的影响。利用GSE83148数据集,分析CCND1与HBV相关调控因子表达的相关性。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结果 在GSE84044数据中,HBV相关肝纤维化患者的肝组织中有7个细胞周期调控基因与HBV DNA载量呈显著负相关(r值均<-0.3,P值均<0.05),其中包括CCND1基因(r=-0.474,P<0.001)。外源表达cyclin D1及cyclin D1 T286A突变体能降低HBV复制细胞模型培养上清液中的HBsAg、HBeAg及HBV DNA水平,以及细胞内core蛋白和HBV RNA水平;外源表达cyclin D1显著抑制了HBV BCP的转录活性;且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肝组织中CCND1表达水平与抑制HBV复制的APOBEC3G(r=0.575,P<0.001)、SMC5(r=0.341,P<0.001)和FOXM1(r=0.333,P<0.001)表达呈显著正相关,而与HBV进入受体NTCP(r=-0.511,P<0.001)和HBV复制正向调控转录因子HNF1α(r=-0.430,P<0.001)表达呈显著负相关。在HepG2细胞中过表达cyclin D1降低HNF1α及NTCP转录水平。结论 cyclin D1抑制HBV的转录和复制,可能与其下调HNF1α及NTCP表达有关。

2022年全球性不明原因儿童严重急性肝炎的病因及机制研究进展

自2022年3月起, 国外出现了跨洲的不明原因儿童严重急性肝炎流行, 已有35个国家或地区报道了超过1 000例病例。其致病因素至今仍未完全确定, 但提示腺相关病毒2型(AAV2)、人腺病毒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以及相关管控措施所致婴幼儿和儿童的早期病原体暴露减少和免疫训练不足可能与其发生相关, 且宿主遗传易感性在发病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回顾2022年全球性不明原因儿童严重急性肝炎的世界流行情况和临床症状, 探讨最受关注的人腺病毒、AAV2、新型冠状病毒可能的致病机制, 并从病毒流行情况和不同人群的遗传差异等角度进行分析, 探讨我国出现不明原因儿童严重急性肝炎发生的可能性, 未来应尽快厘清其发病机制并制订相应的诊疗措施和方案。

高灵敏度HBV DNA检测的临床应用及意义

定量检测乙型肝炎病毒(HBV)DNA能够有效监测HBV的感染状态和抗病毒疗效,因此在慢性乙型肝炎(慢乙肝)的临床诊断和抗病毒疗效的评价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相比于普通的HBV DNA检测,高灵敏度HBV DNA检测具有更低的检测下限和较广的线性范围,各国指南将高灵敏度HBV DNA检测作为慢乙肝患者接受核苷(酸)类药物治疗时评价病毒学应答和治疗终点的重要指标。本文将针对高灵敏度HBV DNA检测在筛查隐匿性HBV感染(OBI)者以增强输血安全,术前筛查HBV以降低HBV医源性感染,肿瘤患者放、化疗前筛查HBV以减少HBV再激活的发生,评价抗病毒疗效与治疗终点以减少停药后病毒反弹和疾病复发,以及HBV e抗原(HBeAg)阴性患者HBV耐药突变预测等方面进行评述。

乙型肝炎病毒RNA的转录后调控机制及抗病毒策略

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是全球持续关注的重大公共健康问题之一。由于对HBV生命周期的认识还不够充分,目前尚缺乏有效治愈慢性乙型肝炎的药物。在HBV复制过程中,共价闭合环状DNA作为病毒复制的模板,可转录产生长度为3.5、2.4、2.1 kb以及0.7 kb的5种病毒RNA,分别翻译产生HBeAg、core蛋白、聚合酶(P)蛋白、HBsAg和HBx蛋白。其中,3.5 kb的前基因组RNA(pgRNA)也是病毒逆转录的模板,P蛋白可识别并结合pgRNA上的衣壳组装信号,启动衣壳组装和逆转录。近年来研究发现,HBV RNA的剪接、核输出、稳定性、翻译以及pgRNA衣壳化等过程均受到宿主细胞内的转录后调控网络调控,并依赖HBV RNA结构中独特的转录后调节元件。现对HBV RNA的转录后调控机制及其在HBV抗病毒治疗药物研究中的应用进行综述,以期为靶向HBV RNA的新药研发提供新思路。

乙型肝炎病毒标志物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临床实践中,乙型肝炎病毒标志物主要用于诊断感染、监测疾病进展、评估慢性乙型肝炎治疗应答,以及在临床试验中评估新型抗病毒药物的疗效。结合近年来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的研究进展和临床诊治实际需求,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基础医学与实验诊断协作组制订此专家共识,对经典及新型乙型肝炎病毒实验室检测相关标志物的临床应用进行证据总结和要点推荐,旨在指导其规范、合理的临床应用。

慢性HBV感染者血清HBV RNA检测及临床应用的专家共识

自1996年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外周血中发现游离的乙型肝炎病毒(HBV)RNA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致力于阐明血清HBV RNA的生物学特征和临床应用价值。该共识总结了血清HBV RNA存在形式、定量检测方法及目前临床应用的研究进展,并针对定量检测的靶标区域、检测结果和临床应用作出推荐意见,以期更好地将该指标用于临床慢性HBV感染者的管理。

反义寡核苷酸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相对确定的有限疗效与尚未明确的机制

近期报道的靶向乙型肝炎病毒(HBV)转录本保守区的反义寡核苷酸(ASO)药物I期和II期临床试验结果令人振奋。特别是在Bepirovirsen(GSK3228836)的IIb期临床试验报告中,大约9%~10%的低基线血清HBsAg(>100 IU/ml和<3000 IU/ml)患者在Bepirovirsen治疗的24周内实现了HBV功能性治愈。而其他通过偶联N-乙酰半乳糖胺(GalNAc)配体增强了肝细胞靶向性的ASO药物,如ALG-020572(Aligos)、RO7062931(Roche)和GSK3389404(GSK)等,都未能充分降低患者血清HBsAg的水平。在临床试验中使部分患者实现停药后血清HBsAg持续消失的Bepirovirsen(GSK3228836),用药后其在患者不同组织的分布分析结果显示只有少部分ASOs进入肝脏组织,最终进入肝细胞的则更少。此外,考虑到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基线血清HBsAg水平较低,那该ASO降低血清HBsAg的主要作用机制可能不是直接作用于感染肝细胞内的HBV转录本,而更可能是通过非特异地进入肝脏非实质细胞如库普弗细胞等,最终通过刺激和激活宿主免疫,攻击被感染的肝细胞,使得大多数患者的血清HBsAg下降,甚至小部分基线HBsAg水平较低的患者达到HBsAg阴转。而报导的临床试验中观察到的较高比例患者出现ALT水平异常升高的现象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上述推测。本文在系统阐述ASOs的发现与作用机制的基础上,讨论分析了ASOs在慢性乙型肝炎功能性治愈中的潜在价值及所面临的挑战。

反义寡核苷酸药物在慢性乙型肝炎治疗中的应用前景

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作为全球性关注的重大公共健康问题之一,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目前临床上应用的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治疗药物主要有核苷(酸)类似物[necleos(t)ide analogues,NAs]和聚乙二醇化干扰素(pegylated interferon,Peg-IFN)两大类,但二者均无法有效治愈CHB,因此亟需研发新型抗病毒药物。反义寡核苷酸(antisense oligodeoxynucleotides,ASOs)药物是一类通过序列特异地与目标基因转录本RNA结合而抑制该基因表达的小核苷酸药物。近年来,ASOs在动物模型和临床试验中均能有效降低包括CHB患者血清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在内的所有病毒学指标,具有良好的研发前景。本文将系统阐述ASOs药物的作用机制、递送技术的发展、靶向HBV RNA的ASOs序列选择,以及ASOs药物在CHB治疗中的临床研究进展,并分析ASOs在慢性乙肝临床治愈中的潜在价值及所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