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林与黑格尔艺术哲学中的“象征”之争

“象征”(Symbol)是谢林与黑格尔的艺术哲学的关键概念之一。这个概念原本是指两个东西的合体或一致,然后被康德决定性地诠释为理念与感性事物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的结合。谢林与黑格尔随后突破了康德对于这个概念的限制,将其应用于各自的艺术哲学,但在这个过程中,两位哲学家对于“象征”的不同理解和定位展示出了他们的艺术哲学思想乃至哲学体系本身的差异性,即黑格尔哲学总体说来是单向度的、西方中心式的,仅仅把片面的理性思想发展当作一切的准绳,反之谢林哲学是多维度的,对远古的和非西方的文明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并给予更多的承认。

培根与实验哲学的开端

培根被公认为经验哲学的开创者,但更严格地说,培根应该是实验哲学的开创者,因为他明确要求将哲学奠立在实验的基础上。培根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和其新知识观分不开的。正是培根的这种基于人类积极行动的、向着无限开放的知识观,使实验构成了一切理论知识的基础。也正是基于这一知识观,培根才能将实验与一般经验观察区别开来,并阐明了实验区别于一般经验观察的根本特征。

论谢林神话哲学与世界时代哲学的衔接关系

谢林中期的世界时代哲学和后期的神话哲学经常被看作两种没有关系的、彼此独立的哲学。通过考察前者的本原学说及其遭遇的困难,以及后者以历史批判的方法梳理的多神论起源,可说明,不仅神话哲学中的相继式多神论是与世界时代哲学中的本原关系相对应的,而且神话哲学对于历史时间和史前时间的划分也完全契合世界时代哲学中的时间谱系学,因此神话哲学只不过是以经验的方式证实了世界时代哲学以先天的方式提出的本原学说。这就证明了两种哲学之间的衔接关系,并且阐发了谢林哲学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一以贯之的思想。

“强制阐释”还是“思想对话”?——海德格尔、牟宗三与康德哲学的阐释

海德格尔提出了一种十分新颖而又极富争议的康德阐释,批评者们纷纷认为他犯下了可以称作“强制阐释”的错误。但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批评者自身提出的康德阐释却往往也面临同样的指控。海德格尔在承认其阐释之“强制性”的同时,宣称应该将其视作一种“思想对话”。通过对海德格尔和牟宗三的康德阐释的比较和分析,可以澄清思想对话与强制阐释之间的区别。思想对话当中蕴含的主观性要素不仅不会造成对文意的曲解,反而能够作为“效果史”的一部分,让经典的意义变得更加丰富。

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哲学根据及其批判

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具有深厚的精神基础,即东正教思想根源、文化学思想根源和哲学思想根源。哲学思想根源的表现之一是俄国哲学家在20世纪初的思想争论中为民族性和民族情感进行了哲学辩护和理论证明,即“民族性是本体实在”“民族情感是政治的爱欲”“历史生活独立于道德判断”“祖国是审美范畴”。另一方面,极端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情感也受到一些俄国哲学家的批评,他们认为俄罗斯民族主义在承认俄罗斯民族性的宗教基础的同时,夸大了自己的民族性,成为狭隘的民族分立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对祖国的爱不应当表现为对自己民族缺陷的称赞,而应当表现为揭露这些缺陷,积极地唤醒民族良知,反对一切有损于民族精神面貌的东西。

中西印哲学中的“直觉”思维方式

中西印思想史上的直觉思维方式在三地哲学和宗教发展中占有显要的地位。这种思维方式的出现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对事物本来面目或真理的一般性认识具有局限性,试图采用一种不借助感官的认识方式来直接把握或体悟事物的根本或最高真理。尽管这种思维方式并不能完全实现提出者或采用者的最初愿望,但它强调人要正视自身认识能力方面的缺陷并努力完善思维方式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这对于人们努力克服自身看问题或处理问题时的片面性有着积极意义。

黑格尔哲学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无前提的”?

关于黑格尔哲学的“无前提性”,学界通行的观点是要么把它理解为一种单纯的怀疑主义或批判精神,要么去论证作为黑格尔逻辑学开端的“存在”本身是“无前提的”。文章首先指出怀疑主义或批判精神不足以刻画黑格尔哲学的根本特性,以及所谓“无前提”的“存在”在黑格尔那里是自相矛盾的,然后辨析了黑格尔哲学在“无前提”“本原”“开端”等关键概念语境下的开端问题,最终通过澄清黑格尔在逻辑学之本质论部分里关于“设定”和“预先设定”等概念的思想,表明黑格尔哲学的“无前提性”的真正意义在于破除一个绝对在先的开端,扬弃开端和终点之间的对立。

利益、品格还是自成一类:亚里士多德论政治友爱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欧德伦理学》中讨论了政治友爱(homonia,或译为“同心”),关于这种友爱在亚里士多德的友爱三分法中所处的位置,学术界存在持续的争论。主要争议在于,这种友爱是利益型友爱、品格型友爱,还是一种不同于三种基本友爱类型的独立类型,或仅仅是好意而非友爱。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中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政治友爱属于利益型友爱。相反的观点或多或少地误解了亚里士多德对政治友爱的定位。尽管政治友爱被归类为利益型友爱,但这并不妨碍它在政治共同体的塑造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也不妨碍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品格型的友爱。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观念可以延伸到斯多亚学派的“世界公民”思想,体现了两种思想的延续性及斯多亚学派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展。

面向问题,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

本文所论证的主题是:中国哲学家要面对真正的哲学问题,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该主题被依次展开为7个命题:哲学并不就是哲学史,哲学研究并不等于哲学史研究;哲学的源头活水永远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哲学问题的细化导致哲学研究的专门化,并导致新的哲学分支的出现;哲学研究的原则:自由的探讨,严肃的批判;哲学研究的方法论:论证,以学术的方式言说;至少一部分中国哲学家要参与到哲学的当代建构中去;北大哲学系的三重任务:学术传承,原创研究,文化传播。

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性

黑格尔哲学体系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精神。黑格尔把表象、经验和思辨作为精神的三个层次,说明了内在于它们之中的思维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在对待真理的态度上,黑格尔最为关注的是真理之不可知论。在证明逻辑范畴的真理性问题上,黑格尔指出,逻辑学要沿着精神现象学表述和证明经验意识真理的方法来表述和证明纯范畴的真理性。对于精神的自由,黑格尔认为,自由是"精神无限权利的范畴",自由的意志首先是权利主体,认为"法的体系是实现了的自由王国"。黑格尔哲学至今仍有现实性,特别是在当代中国哲学的语境中更应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一是黑格尔并没有用国家"吞噬"了市民社会,而是认为只有家庭和市民社会这两个环节都在国家内部获得发展时,国家才是有生气的;二是黑格尔的历史观并非"历史终结论",因为他深知自己哲学的局限性;三是在黑格尔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上,他对中国哲学和文化持严厉批评态度,重点批判当时中国的政治制度,但我们应用历史的观点和理性的态度来看待这些,要包容他的合理哲学,承认黑格尔哲学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性。

马克思批判哲学的诞生

彻底的批判精神是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动力。马克思把宗教批判归结为对尘世、法和政治的批判。在政治批判中,把国家归结为民主制,政治是现实的人的政治,要实现人的自由。彻底的批判精神以哲学为武器,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华,未来哲学是世界的哲学,世界也是哲学的世界。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最终要实现对劳动异化的消除。马克思的批判哲学在当今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未来已来——广义汉语哲学与狭义汉语哲学

汉语哲学以及其他汉语人文社会科学的自觉和兴起表明,在汉语学术领域,整体的学术创新和突破已经萌动,正破土而出。当今世界人类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问题,几乎没有哪种既有的理论可以现成地应对,人类所有族类都有责任以各种语言来面对、阐释和回应这种挑战。汉语哲学在迅速开疆拓土的同时也面临反省自身的日益迫切的要求。根据迄今为止的认识,汉语哲学可以区分为广义汉语哲学和狭义汉语哲学。但从总体上来说,只有一种统一的汉语哲学,狭义汉语哲学处理某些因汉语而特有的问题,但在根本上从属于广义汉语哲学。

一种实用主义的数学哲学观(英文)

作者在这篇文论中提出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数学哲学观。其中的想法是,通过分析各种数学哲学思想对于数学实践的实际影响来比较它们的价值。为解释这种想法的可行性,作者将论证,正是数学的某些特性使得实用主义的方法能够被自然地运用于对数学哲学诸观点的分析。在之后的一节中,作者会给出一些案例分析以展示某些哲学观点是如何具体地影响数学研究的。文章的写作假设读者具备了一些关于经典逻辑和集合论的基础知识。

《逻辑哲学论》中的自我观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的自我理论涉及唯我论、形而上学主体和实体自我或经验自我诸论题。维氏之目的是为可说者和不可说者划界。语言和世界逻辑同构,语言是我的语言,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所以自我就是世界界限。维氏之唯我论并不彻底,因为世界之外尚有不可言说者。作为世界界限之自我乃是形而上学主体,它并非世界内之事实,并非世界内之实体,不能为语言所捕捉。单纯的实体自我或经验自我本指世界内之事实,而维特根斯坦在书中实际上否定了它的存在。

康德哲学中的道德与宗教之辩

对于康德哲学中道德和宗教的关系,学界一直存在着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康德对"道德必然导向宗教"的论述,破坏了道德法则的自主性和纯粹性,也与他的"道德不需要宗教"的命题相冲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康德把宗教奠基在道德之上,是在以道德解构宗教,最终的结果使宗教成为了道德的附录,从而损害了宗教的自主性。然而,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对康德来说,道德和宗教既各自独立,又互相需要,康德的目标是实现二者的共契而非冲突。

现代“斯芬克斯之谜”——尼采政治哲学的解读和重估

本文回应国际学术界尼采研究的政治哲学转向,针对利奥·施特劳斯派对尼采"秘传"式解释的主观随意性,以《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及此后作品为依据,分析尼采哲学"超人—追求权力的意志—永恒回归"的"三连论"政治底蕴,公示尼采后期激进贵族主义企图回归古代等级制的证据,最后对尼采在当代政治哲学争论中所起的重要影响进行批判性分析。

归纳问题:罗素与金岳霖——中西哲学交流的一个案例

罗素和金岳霖关于归纳问题的研究,堪称中西哲学交流的一个典型案例。金岳霖受到了休谟哲学和罗素哲学的很大影响。如何回应休谟所提出的归纳问题?这是理解金岳霖的全部哲学活动的一条重要线索。本文先重构了休谟关于因果关系和归纳推理的怀疑论证,再从休谟怀疑论、因果律、归纳原则、经验公设等主题深入评析了罗素的归纳证成方案,然后从对休谟知识论的批评、因果关系的可靠性、归纳原则的永真性、归纳原则的先验性等主题仔细探讨了金岳霖的归纳证成方案,最后仔细比较了罗素和金岳霖在归纳问题的研究上的异同,并得出结论说:他们俩人的归纳证成方案都失败了。

魔鬼论的现代启示:从基督教哲学观点看

"魔鬼学"是基督教神学"天使学"的一个分支,由于难以摆脱宗教迷信,布尔特曼以"去神话化"的方法否认其现实意义。但从哲学角度分析,古代流行术语往往具有指称社会现实的意义,这样,"魔鬼"话语就可以还原为对社会恶俗、人心邪恶和精神错乱以及欺世蒙昧等罪恶根源的批判。

中西印哲学中的“出世”与“入世”观念比较

"出世"与"入世"观念是中西印哲学中涉及的重要问题。中西印哲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从一个特定角度展示了他们理论的特色。三地哲人在发展中都在不同程度上追求超越人们社会生活的一种理想的思想境界或超凡脱俗的状态,但在发展中也最终都给世俗社会留有空间。古印度哲学中对"出世"与"入世"问题的探索基本上贯穿其各主要派别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各派普遍关注的问题。古代中国哲学相对古代印度哲学而言,对此问题的关注没有那么大。中国佛教较为重视这个问题,但其中有印度佛教影响的成分。古代欧洲哲学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也不如古代印度哲学。在古代中国,"入世"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不仅儒家的主导思想是如此,道教和佛教中的"入世"思想后来也很突出。在古代欧洲,"入世"的观念没有古代中国的影响大,"出世"的观念则没有古代印度的影响大。古代中国文化中对"出世"与"入世"观念的处理较为恰当,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明显。古代印度虽也讨论这一组概念,但相对来说"出世"的观念较为突出,这虽然对于抑制人的贪欲有一定作用,但缺乏鼓励民众积极进取,所以也有一些负面作用。三地哲人有关"出世"与"入世"的观念与他们的基本理论倾向有较大关联。梳理和分析这方面的内容对我们了解东西方哲学的主要形态和基本发展脉络有着积极的意义。

中西印三大哲学传统发展的差别与特色

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和古代欧洲的哲学是世界哲学中的主干思想体系。它们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哲学有着强大的辐射作用,是根源性的思想体系。三地的哲学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不同的关注问题和不同的哲学资料保存状况。梳理和分析这些内容,并加以比较研究,对于我们认识东西方哲学的基本思想发展脉络和理论特色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