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企业员工离职传染的实证研究

同事离职对留任员工离职意图的影响是离职研究领域中一个新兴的研究方向。文章基于社会主体之理论,通过对198个来自于多家高科技企业员工样本的研究发现:离职同事的向上流动和留任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呈负相关,和离职意图呈正相关;留任员工和离职同事表层相似性越高,留任员工的工作满意度越低,离职意图越高;留任员工的工作嵌入会减弱表层相似性与离职意图之间的正向关系。此外,研究发现留任员工和离职同事的关系强度越强,留任员工的工作满意度越高,离职意图越低。

从电信业看中国的反垄断问题

从电信业看中国的反垄断问题张维迎盛洪一、引言：中国反垄断的首要任务是反政府部门的垄断行为经济学上讲的垄断，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生产技术上的规模经济导致的“自然垄断”（ｎａｔｕｒａｌｍｏｎｏｐｏｌｙ）①，二是由少数厂商的合谋行为导致的“行为垄断...

收入分配与企业决策权

根据权责对称的原则，作为决策者必须对决策的结果承担责任，反之，承担决策责任的人，也必然会要求参与决策的权力。对企业来讲，在满足所有其它利益集团的合理利益请求后，它的运行结果是其法人财产的增值或减少，因此，判断是谁对企业财产的增值或减少承担责任，是判断谁应掌握企业的决策权的基础。

没有企业家的创新就没有中国的经济

中国经济转轨，特别是最近非常强调的增长模式的转变，引起很多人关心和讨论。 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经齐学家应该关注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从何而来？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来自技术进步和创新。技术进步和创新依赖于劳动分工。因为分工，才有专业化，才有熟练程度的提高和专心致志的研发，才有发明创造。分工深度由市场交易规模决定。市场规模的扩大，使得分工提升和技术进步，使得经济发展，又进一步通过收入水平的提高扩大市场规模，如此形成一个正向循环。

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是让别人幸福

＂如果政府部门拥有的权力特别大,那么监督它就变得非常难。＂从经济学上看,腐败的根源在权力。农民没法腐败,不是农民觉悟高,是他没有权。如果政府部门拥有的权力特别大,监督它就变得非常难,这个权力就可以用于寻租,养肥自己,损害大众。所以,权力过大的地方,腐败一般更严重。我们用一个概念——＂含金量＂,

企业公民

企业应当具有独立的人格和意志。一方面，我们讲上市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的敛财工具；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应该有独立人格，作为独立的企业遵守应该遵守的规范。1994年考克斯圆桌会议主题就是讨论企业的社会责任，如何做个有良心的企业。对中国来讲，今天大家很注意它，是因为资本在快速扩展过程中忽略了应该有的品德或说良心。中国的股东和企业甚至是不分的，股东有双重的感受；我是个企业家，我是个股东。我个人很讲良心，但是对不起，商场如战场啊，我就应该为了这个企业这样做。因为大家都有这个双重的东西，

权力腐败导致企业家不走正道

企业家的责任是创造利润，利润是对企业家承担责任的回报，但是政府干预使得企业家的行为发生扭曲。 企业家不再把心思放在创新和创造利润上，而是放在和官员搞好关系上。因为政府的权力干预．使得企业家的能力、配置容易发生错误。也许短期看是这样的，但是政府不可能长期帮你的忙的，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事。

有些政府权力像癌细胞不加抑制即扩散

政府主导经济情况下形成的机制，现在正成为阻碍改革的力量，而政府权力就像癌细胞，若不加以抑制即自动扩散。政府大量投资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进民退的现状。一旦领导人没有理念，这些政府权力就像癌细胞一样，你会没有办法抑制它，也没有与之对抗的力量，健康的细胞不断被它吃掉，它就不断扩散。

救市措施“忽悠”了谁

金融危机之后,企业界、政府甚至学术界都想到要用凯恩斯主义的办法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用凯恩斯主义的办法大家都喜欢,因为政府本来就喜欢花钱。

如何防止下次经济危机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们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不知所措。今天,我们看到在过去一年GDP能实现8%以上的增长,总算松了一口气。 但此时我想到中国古人的一句话：乐极生悲。有人可能认为我们是虚惊一场。我认为这场虚惊并没有真正过去。我要讲的问题是如何防止下一次经济危机。这不是危言耸听。真正的问题不是会不会有下次危机,而是下次危机会在什么时候,有多严重。

诉讼过程中的逆向选择及其解释——以契约纠纷的基层法院判决书为例的经验研究

本文指出 ,在司法和案件审理过程中存在着逆向选择效应 ,它使得在那些最应该发挥作用的场合 ,法律反而不能起到应有作用。作者以北京某基层法院的契约纠纷判决书为研究对象 ,试图通过对原被告的胜诉情况、违约原因及其裁决等方面的分析 ,揭示并解释目前存在于司法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效应。作者发现 ,如果缺乏信任和良好法律体系 ,导致诉讼的原因一般不是因为契约的模糊性 ,相反 ,故意违约并引发诉讼更主要是人们的策略性选择。因此 ,原告的高胜诉概率和高违约概率现象并存 ,同时违约案件的案情都比较简单 ,辩护理由也简单 。

互助会制度及其研究

本文在比较世界各国互助会制度历史的基础上，联系温州等地实际，指了民间互助会具有为耐用品消费筹集资金、为投资和商业活动筹资，为对钱的使用有不同的偏好的人提供利益，以及保险等功能。因此，互助会是来自民间的由农民自发创造并维持的制度创新，对此适当的对策是如何建立更好的互助会制度来弱化倒会风险，而不是简单地认为互助会弊多利少加以限制。

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及其影响因素:分位回归模型的一个应用

本文利用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企业数据,运用分位回归模型研究了影响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的各类相关因素。与OLS回归结果相对照,我们发现了企业规模、年龄、技术效率、研发投入和负债率等因素对处于不同增长分位的企业的非对称性影响,从而丰富了我们对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的理解。

信誉的价值:以网上拍卖交易为例

本文使用网上拍卖交易数据,就卖者信誉对市场交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卖者的信誉评价一方面影响物品成交的价格,另一方面还对物品拍卖成功的概率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但相对来说,卖者的信誉评价对后者的效果比对前者要更显著。这是本文的主要发现。该结果验证了在一个没有政府干预、近乎自由放任的“虚拟”市场上信誉机制的积极作用。

地区间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地方分权化而非民营化开始的。但在过去的２０年中，特别是从９０年代初起，中国的民营化进程在速度和广度上都有所深化。本文的基本结论是：８０年代初的地方分权政策导致了地区间竞争，地区间竞争又反过来引发了民营化。由于产品市场上的地区间竞争非常激烈，每一个地区都必须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以保持生存所需的最小市场占有份额。为了促使经理降低生产成本，地方政府就必须让渡全部或部分股份给经理。一般地说，产品竞争越激烈，引发的民营化程度也就越高。另一方面，如果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国有企业，给地方政府设定一个固定的税后剩余分享份额，或者两个地方政府能够完全合谋以获取联合收入最大化。

企业生产率的代际效应和年龄效应

本文利用1998年到2004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从企业代际和年龄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变动，得到三个基本发现：（1）新进入企业总是能够将当时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组织制度“物化”在企业的物质和组织资本中，存续企业也能通过“干中学”而提升其生产效率；而且只有在改革开始以后成立的企业才显现出显著的日益上升的代际优势；（2）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代际和年龄优势并没有相应反映在外资企业上，外资企业的代际优势几乎没有，正年龄效应在第6年后也几乎消失；（3）尽管国有企业平均来看较其他所有制企业的生产率低，但在1988年之后新成立的国有企业日益增加的代际优势，表现出了明显的“追赶”效应。

轮流拍卖在公共资源配置中的应用——兼与讨价还价模型比较

本文提出了一种将轮流拍卖应用于公共资源配置的机制。通过让最低标价的成员最先使用公共资源这样一种简单的配置办法，本文提出的新机制鼓励更有耐性的成员选择等待而得到更高回报，相对于平均分配和随机分配(抽签)。可以明显地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本文还比较了在不同的环境参数下，第一价格拍卖规则和第二价格拍卖规则的有效性和适用性问题。这些结论同时也为特定环境下讨价还价和拍卖的比较提供一个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