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性时代的价值空洞(下)--重访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理论

本文以重读哈贝马斯的名著《合法化危机》入手,分析了发达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及文化领域的"危机置换"机制,进而强调了经济理性时代价值根基的松动,以及由此而来的伴随着经济理性化日益深入而出现的合法化或正当性危机。文章力图比较和分析当代中国同常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和行政理性结构的异同,从中探索构建和表述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认同的可能性,并从这个角度出发,对哈贝马斯的著作提出了批评。

经济理性时代的价值空洞(上)--重访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理论

作者从重读哈贝马斯名著《合法化危机》入手,分析了发达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及文化领域的"危机置换"机制,进而指出了经济理性时代价值根基的松动,以及由此而来的伴随着经济理性化日益深入而出现的合法化或正当性危机。文章力图比较和分析当代中国同常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和行政理性结构的异同,从中探索构建和表述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认同的可能性,并从这个角度出发,对哈贝马斯的著作提出了批评。本文分上、下两部分,本期刊登上部分。

“革命机器”与“普遍的启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语境及政治哲学内涵再思考

本文从《讲话》的历史语境和内在论述逻辑着手,探索重读这个"活着的历史文献"的理论可能性。作者指出,《讲话》的文艺观内在于"革命机器"的政治逻辑和战争逻辑,提供了政治自律性内部对文艺的规定,同时也为日后国家-社会关系中重建文艺的一般关系提供了契机。本文进而着重分析了《讲话》文艺观所包含的文化政治内涵,试图在当代语境下对毛泽东"普遍的启蒙"观念做出进一步的阐发,指出作为革命机器一部分的文艺文化工作者,承担教育者和服务者的双重功能,其先锋性和终极意义取决于他们同历史总体性的关系。作者认为,这一观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的教化功能和伦理建构性。

政治的内在强度是文化

问：这些年您一直在提“文化政治”这个概念，习近平说，“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您能不能解释一下“文化政治”概念？

文艺文化思想领域40年回顾

今年,国内媒体上陆续开始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从学术的角度讲,这个起点也可以说是一个'话语构建'。如果从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到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算起,今年刚好是40年;如果从党的工作中心开始转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算起,那么改革元年也可以说是1979年;如果从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算起,那么起点早在1976年。应该说,'改革时代'的起源是一个历史关头,没有哪个单一事件可以作为它的单一起点,它带有多点、多头、多重的特点,是某种更为深层、持久的历史运动的契机,是一个历史转折的萌动时刻。

福泽谕吉的亚洲观——《文明论概略》再考

近年来,中国与日本在地缘政治关系上的紧张态势,加上近年来日本政府对侵华战争罪责的弱化乃至逃避,令两国在思想和情感上距离越来越远,民众间的民族主义情绪愈演愈烈。正因如此,重新梳理自“甲午战争”以来中日交往的思想史意义,应当成为我们思考和展望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一项迫切课题。回顾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展开的现代化历程,思想家福泽谕吉刊行于明治八年（1875年）的《文明论概略》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文本。

现实照进旧事:《朝花夕拾》中的“流言”与“自然”

鲁迅《朝花夕拾》的十篇文本完成于1926年间的北京与厦门,《小引》与《后记》则写于他南下广州以后。相对于文献材料层面上的关注,本文对《朝花夕拾》的关注焦点在于,鲁迅何以要在彼时提笔"旧事重提",以及在漫长的"自叙"回忆中,何以撷取这样一些片段进行组织与拼贴。这固然指向"过去",但同时也不无"当下"的折射。而经由对"过去"的重述所建立的对"当下"的确认,实际上也暗示着鲁迅对未来做出的安置自身的选择。经由文本细读与语境分析,本文认为,显在的"流言"与作者未曾言明的"自然"构成《朝花夕拾》的主要题旨,这与鲁迅1920年代的切身处境密切相关。也正因此,《朝花夕拾》在另一个意义上获得了"杂文性"。

“个体”、“主体”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以郁达夫《沉沦》为例

通过以"个体"和"主体"为线索重新阅读郁达夫的成名作《沉沦》,本文批判性地重访了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制而参与对于作为现代主体的想象性建构的重要假说,并认为在分析性工具的层面上辨析"主体"和"个体"的差异,以此方式进入郁达夫的文本就有可能揭示:《沉沦》等小说所呈露的不仅是文学话语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作为社会体制之一而参与建构"个体=主体"的功能,而更是对于这种功能的反讽和瓦解。

黑格尔《美学》中的“物质”问题与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美学大讨论

初看之下,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美学大讨论中,黑格尔似乎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仔细审视可知,美学大讨论中主要几方对'自然'问题的论述与黑格尔美学理论有相通之处,对马克思的理解也带有黑格尔主义的色彩。以'物质'问题为线索细读黑格尔《美学》中对'符号'的处理,可为重新进入美学大讨论、揭示唯物主义思想倾向打开一个新的角度。强调'物质'问题中蕴藏的偶然性,可以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摆脱目的论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