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地理学方法在城市成长管理中的应用

新经济地理学具有很强的区域分析能力,将其应用于城市空间成长的研判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二者的结合点是新经济地理学方法适用于城市空间成长的机理研究和不同政策背景下的情景分析。对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基本假设与关注重点进行梳理,阐述了新经济地理学与城市空间成长管理关注重点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提出了新经济地理学应用于城市成长管理的基本设想。

财政政策变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

本文考察了近年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财政收支的情势转变特征,采用马尔科夫情势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MSVAR),实证分析了财政收支的变动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稳定效应"。分析表明,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财政收支在样本期间内都存在较为明显的结构性变化和非线性特征,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对工业增长和物价都具有较为明显的"反周期"的稳定效应。本文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财政政策也是稳定宏观经济运行和通胀水平的重要工具,应逐步加强财政政策的运用,通过对财政支出、税制设计等多种政策工具,更加有效的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村民偏好、选举质量和中国农村选举制度——选举质量的另一种测算思路及其应用

基于最优选举制度具有内生性这样的假设，本文以村民偏好和主观意愿来确定村庄潜在最优选举规则，并以此作为测度和评价选举质量的参照，建立了选举质量距离比指数。运用该指数测算和分析了中国村民选举的质量和区域差异。研究发现，不同地区选举质量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并不是由个别“关键”程序决定的，选举质量高的地区一般有比较多的高质量程序。不同村庄的客观条件和村民偏好千差万别，村民自治良好局面的形成要求村民对于村庄治理有更为充分的参与和发言权。村民不仅应当有权力决定村庄领导人，自主管理村庄事务，而且应当有权力选择自己村庄的治理制度，包括村委会的选举制度。

知识产权的公共物品属性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设计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指出,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制度是致人于死地的。这是因为,知识产权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但却成了发达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攫取高额垄断利润的手段。本文以知识产权保护期限的长短和侵权行为法律责任的宽严作为分类标准,把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分为四类,在此基础上,以是否有利于提高我国知识产权的创造和实施能力、是否有利于中国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作为衡量知识产权保护战略有效性选择的两个标准,以此对四种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实现知识产权战略目标与否进行了分析,认为只有采取分时段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对侵权行为严格的法律责任,辅助知识产权基金制度,才能够实现我国知识产权战略的目标,并给出了相应的制度设计建议。

SuperPlanner：规划支持系统软件框架设计

规划支持系统(Pss)已成为许多相关国际学术会议和文献中日益热门的话题,目前Pss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无法满足实际应用的需求、缺乏支持公众参与的功能、可视化效果仍需改进等问题。针对Pss目前存在的问题,本文设计提出的SuperPlanner规划支持系统框架具有能为规划过程提供实际的辅助支持、模型与系统紧密集成、对公众参与有较好的支持、可视化效果良好等优点。

治理理论中的政府作用研究:基于国外文献的分析

治理理论的核心是探讨公共部门改革中国家本质和作用的变化。该理论主张改变政府作为单一行动者、以层级制为主的运作模式,强调政府与私人部门和志愿部门形成伙伴关系,政府不再以强制性权力直接干预自组织网络。但对政府的具体职能,学术界有着多样化的理解。有的学者主张国家权力不参与或最低限度参与治理过程,有的学者则主张更为积极的政府参与,强调通过国家的独特优势弥补自组织失灵。治理理论还存在较为重要的缺陷,缺乏与已有知识谱系的关联,在基本概念和理论取向上缺少共识,缺乏经验研究支撑。本文认为,以具体政策领域的经验研究为基础,构建具有明确条件、可检验的理论命题,是丰富和发展治理理论的重要方向。

政府购买服务相关术语的混用现象及其辨析

近几十年来,我国政府购买服务的实践经历了从初步尝试到全面推广的发展历程,如今政府购买服务业已成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方式。然而,究竟什么是政府购买服务,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学术界,看法并不一致,相关术语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混用现象。本文聚焦这一现象,梳理现有政策和文献中相关术语的使用情况,并通过概念辨析尝试回答政府购买服务内容等相关问题。

中国危机管理之本:依靠老百姓

南方雪灾反映出中国危机管理在机制协调、信息沟通、公众参与上的不足。未来值得追求的情景是,拥有一个相互关联、信息共享、依靠民间的应急机制。在中国独特的体制下,若能以老百姓为基础,以人为本,我们有条件有潜力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人需要的比较理想的应急体制。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适用范围：理论与实践的反差

将哪些公共服务项目外包出去,这是政府在市场化改革中面临的难题。本文从理论和实践双重角度,对相关观点及数据加以梳理和分析。研究发现,从美国的实践来看,理论与现实形成了较大反差:在理论上被认为应由政府自己生产的公共服务项目,常常是实践中最易被外包的类型。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提示我们,政府在重视决策科学性的同时,更应提高管理各类不同合同的能力,成为一个精明的买主和管理者。

宪政转型与中国司法审查制度

当宪政作为“世界图像”呈现的时刻，中国是一位缺席者。在通往彼岸的路途中，我们沦落为迟到的异乡人。对于宪政的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大进程——亦即宪法成为真正的法律和司法审查成为宪法的看护者——的相互辉映，照亮了后来者初看起来近乎迷茫的宪政转型之路。但是，这种逻辑并非总是在普世的客观意义上被理解，地方性经验可能构成了一种合理的挑战，

国家治理与新自由主义

包刚升认为,国家治理概念的起源与公司治理有关,其核心是形成官员与公民共同体之间激励相容的合约。陈慧荣认为,应该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来理解国家建设,国家要超越和渗透社会,实现理性化、自主性和嵌入性;同时,社会应该通过法治与问责制两种机制实现对国家的制衡。总体上,国家与社会分享权力有助于提高国家治理水平。黄琪轩认为,有效的国家治理,一方面要防止土地及资本集团的经济权力向政治领域渗透,甚至控制政治领域;另一方面要防止政治权力向经济领域渗透,控制和垄断经济资源和机会。良好的国家治理应该在权力之间设置屏障,避免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二者相互转化。朱天飚认为,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互动史其实是国家管理模式逐渐转型的历史,从统治者部分接纳社会到全部接纳社会,其间经历了一个从国家统治到国家治理的模式转型。历史地看,新自由主义未必会促进国家治理,相反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张力。

英美极化政治中的民主与民粹

英国通过全民公投脱离欧盟,特朗普在美国共和党初选中获得多数选票,正式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这两件事一般被看作是当代英美政治民粹化的象征。绝大多数分析都认为,脱离欧盟对英国国民的长远利益来说其实负面效应大于正面效应,特朗普如当选总统对美国整体也不利,但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如果这是民粹主义的表现,那么民主和民粹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可以以此为契机分析现代民主政治的若干重要特征和机理。

丹麦后发展道路解析

本文探讨丹麦在一战前的经济发展道路,在现有的以国家或社会为主的解释基础上,指出理解丹麦不同的后发展道路的关键是国际政治环境以及国家对这个环境的反应。早期的军事竞争给丹麦政权带来了整合国内政治势力的紧迫感和推动经济发展的愿望,这直接导致国家抑制贵族势力和培育独立农民的措施,从而为19世纪农业发展和产品升级奠定了基础。但是,丹麦在欧洲军事竞争中的失利使其逐渐放弃争霸,转而依附强权。这一变化使其政权在19世纪下半期失去了介入经济的紧迫感和动力,因此丹麦19世纪的经济发展成为一种渐进的市场导向的发展。

事业单位的退出机制——以英国非部委公共机构(NDPB)为例

事业单位作为中国公共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改革已进入关键时期,建立一套常规化的退出机制应当是构建新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的应有之义。英国非部委公共机构与中国的事业单位功能类似。2010年,英国政府宣布对非部委公共机构实行定期审查以确定该机构是否存续,标志着其常规化退出机制的建立。本文详尽介绍了英国三年期非部委公共机构定期审议制度的建立、内容及五年来的运行结果,以期对正在进行的中国事业单位改革有所裨益。

预防性外交:基于概念的比较分析

预防性外交最早由联合国秘书长提出,在冷战后的国际形势下得到不少国家的响应。但是,迄今为止,预防性外交的基本涵义及其构成要素还在争论中。笔者认为,事实上预防性外交作为全球治理的新手段,在现实的国际政治生活中,对于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涵义。我们需要根据国际政治的不同主体的利益、立场、地位和实力,来认识不同国际政治主体对于预防性外交要素的不同取舍。文章以联合国、美国与东盟在预防性外交问题上的立场为例,比较证明了这一论点。在此基础上,文章就中国预防性外交的战略和策略展开了初步探究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