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混合研究方法的基本路径

混合研究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但在国内公共管理领域并没有被很好地使用。本文在文献分析与整合的基础上,通过比较与凝练,对混合研究方法的适用条件、方法分类、研究设计、操作流程以及质量保证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归纳研究,构建了混合研究方法的基本路径,供研究者学习参考,以推动公共管理领域中混合研究方法应用的规范化和科学化。

基于整合的协同:城市社区统合治理的实践逻辑

随着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不断彰显,“统合治理”逐步成为社区治理的普遍模式。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统合治理作为推进多方协同的本土方案,是对转型社会环境、利益分化结构和非正式制度环境的回应,其功能原理可以概括为“基于整合的协同”,也就是基于执政党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引领关系,实现多元整合,进而构建起以党的组织体系为枢纽的多方协同网络。为此,在社区治理实践中,由党组织、居委会和社工站组成的一体化基层组织凭借其位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利条件,综合运用国家政策资源和社区社会资本,构建起了面向多元主体的法权机制、组织机制、利益机制和人情机制等整合方式,并通过实践技艺和行动策略予以优化,从而调节相关主体的“激励-约束”函数和行为偏好,使其私益诉求沿着公共利益的基准路径聚合。在此过程中,统合治理也因多元主体的不均衡整合效果而呈现出“纵向协作”优先于“横向合作”的协同形态。

政策执行偏差及其矫正——中国北方五地荒漠化防治案例

政策执行偏差会导致政策执行的非预期结果。基于对中国北方五地荒漠化防治的案例分析,探讨中国政策执行的不良偏差问题在荒漠化防治中的表现与机制。基于政策偏差程度和偏差成因两个维度构成的四象限,将荒漠化防治政策执行中的偏差归纳为四类:扭曲的地方利益观和政绩观导致的象征性执行、制度约束缺乏导致的替代性执行、政策执行素质以及创造性政策执行缺乏导致的机械性执行、目标群体参与性不足导致的抵制性执行,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执行偏差矫正对策。

清末预备立宪民主改革失败的策略互动分析

预备立宪是中国近代民主化改革的首次尝试,本文以策略互动模型分析预备立宪的过程和失败原因,具有方法论创新和细化分析的新意。事实表明,民主转型的结果,实际取决于政权内部的保守派、改革派与政权外部的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的博弈互动。预备立宪作为一项由清廷领导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其结果取决于满洲贵族、北洋派、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的合作竞争。本文利用普沃斯基的策略互动模型解释了清末四类政治行为主体的形成,通过主体在不同时期的互动关系解释了预备立宪由产生到失败的原因。文章指出,预备立宪的最终破产拉开了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无疑是历史的必然。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美国外资审查体系分析

美国外资审查体系经历了从形成、完善到扩大应用三阶段,近年随着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定位的变化和以遏制中国崛起替代推进互惠互利交流,日益成为推进“美国优先”战略、以霸权利益为核心维持不平等分配格局的手段,呈现出政治化、工具化趋势。借助模糊外资审查标准、泛化安全概念和扩大外国投资委员会职权,该体系成为非常态化审查中国投资、打压中国关键领域潜在竞争企业进而持续威胁中国经济安全的得力工具。中国应当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针对美国外资审查的多层次“防护门”体系,构建安全审查风险的预警系统和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培育并发挥跨国企业的力量;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和金砖国家机制等区域发展框架,促进国际投资与贸易自由化。

族群联邦制与族群冲突管理:议题转变与理论发展

族群联邦制是一种处理国家结构与族群政治问题的制度设计,理论上兼有族群冲突缓解与激化两种相反的效果,实践中正反面案例均存在。从相对静态的视角来看,历史文化、国际力量、经济、族群的政治地理等结构性的情境条件导致族群联邦制在一些国家成功而在另一些国家失败。从过程导向视角来看,与族群联邦制相作用的具体政治实践过程及其他相关联的政治制度体系的运行也会影响族群联邦制的表现。族群联邦制同时强调自治与共治。各行为体如何在特定的结构性情境条件下,以何种策略展开互动实践来动员和运用认同与资源,决定了族群联邦制在管理族群冲突中的成败。

探索共同富裕的企业模式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以及中国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重要奋斗目标。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促进共同富裕,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将是一个创举。

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及其中国意义

后发优势论影响了后进国家的实践,引领了相关研究的发展。但是,后发优势论之中存在双重结构:一重结构是显性的,已经广为人知;另一重结构是隐形的,尚未受到关注。本文借助工业化研究领域三位代表性学者的论述,将后发优势论首倡者格申克龙被忽视的洞见抽象为三个层层递进的命题,揭示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表明:成功发挥本土因素的正面影响的后进国家可能在与生产活动有关的企业组织形态领域实现重要创新。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指明了改进中国故事讲述方式的方向,提示了中国实践之中初步具有范式变迁性质的企业组织形态创新可能存在的领域。

中国社会团体自主性与政策倡议积极性

经过多年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团体快速发展并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基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10至2012年三省市社会团体调查数据和部分访谈资料,本文发现,在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一种有限制的多元化政策参与模式逐渐形成:一方面,社会团体自主性的提高有利于其更加积极地参与政策倡议,政府有意于为享有资源独立和人事自主的社会团体提供更多的建言献策机会(即被动型政策倡议);同时,当社会团体拥有更多自主权时,会更主动地联系政府,表达政策看法(即主动型政策倡议)。另一方面,社会团体政策参与形式以被动型政策倡议为主,依靠政府提供资源与机会,社会团体主动联系政府的情况较为少见。这种混合模式有利于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维持秩序和稳定性,同时也带来社会团体意愿表达不充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