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民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基于生产方式视角的分析

长期以来,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主要载体,经济民主的作用并不明显。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二:在理论上,学界关于经济民主的论述强调生产关系视角而忽视生产方式视角。这样的把握方式导致经济民主体系处于悬置的状态;在现实中,将美国型市场经济视为唯一的参照系导致具有后福特主义色彩的经济民主无法进入政策议程。本文认为,以生产方式视角下的经济民主为中心,有选择、有秩序地推进经济民主是当下的现实选择。

创新活动的中国悖论:成因与启示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较低的研发投入和快速的成长长期共存。主流理论无法对这一悖论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依据扩张后的熊彼特经济成长理论,可以看出,模块化的跨产业存在是中国悖论的重要成因。因此,简单地强调制度和组织创新、增加研发投入未必能够推动自主创新取得效果,以技术—组织互补性原理为基础,在不同的产业群之中推动符合各产业群的技术逻辑的组织创新、重塑不同产业群的生产方式,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光变》:从中国制造的来龙去脉到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法

路风的《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以下简称《光变》）是一本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的工业题材著作,它以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京东方）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了这个企业和中国电子工业60多年的辉煌、困境和再次崛起.

建立全国统一信息平台 有效回应监管要求的结构性变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解析

现阶段,两方面的转变塑造了新的经济环境,并对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转变是本届政府的简政放权和商事制度改革大大地降低了企业的门槛,尤其是随着中央政府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14--2015年月均新登记企业已经超过30万家,企业主体数量的增长大大提速,而且这一增长趋势还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保持;另一方面是“互联网＋”和“中国制造2025”等新范式的出现,有可能驱动经济活动产生范式转变。这两方面变化都要求监管方式发生结构性跃迁。在这一背景下，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是通过发展政府大数据能力。提高新时期我国市场监管者的监管能力。

警惕中国汽车工业“富士康化”

原本是集成型产品的中国汽车业,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出现了富士康之类的模块型产业症状：员工高流动并＂脱技能化＂,核心技术来自关键部件的提供商。这不仅对汽车业是个问题,也将决定中国经济的未来。

道尔—岩井论争与利益相关者论的系谱及其演变

发生在利益相关者论阵营内部的道尔—岩井论争不但体现了不同类型的企业治理机制在西方国家的攻防转换,而且为我们把握利益相关者论的系谱和变化规律提供了契机。这场论争的根源在于双方来自利益相关者论阵营的不同流派,对政治力量是否应该对治理机制的演变具有决定性影响这一问题存在不同判断。同时,对市场经济演化规律的不同理解导致双方对企业治理机制的变化方向具有不同认识。本文认为,将治理机制的技术基础问题纳入分析视野有助于化解双方的对立并促进作为治理机制论的利益相关者论的发展。

在理念与能力之间:关于国企改革方向的第三种思路

长期以来,关于国企改革方向的思路主要围绕理念和能力展开。但是,理念导向的第一种思路经历了"去理念化"转向,能力导向的第二种思路则有抽象化之嫌;同时,两种思路鲜有交集。这样的思考格局抑制了国企在组织形态方面进行创新的空间,阻碍了国企发挥制度示范者的作用。将理念导向的第一种思路"再理念化"并将国企改革的国别和时代背景导入能力导向的第二种思路之后,我们发现,在调整后的两种思路的交集之中,存在兼顾理念与能力的第三种国企改革思路。

生产主义的产业政策观

配置主义的产业政策观是相关领域的主流研究范式。由于这种范式无法准确地把握成功的政策实践的关键,所以中国是否应该实行产业政策以及如何设计政策措施两大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为突破这一研究格局,本文提出生产主义的产业政策观。依据这种产业政策观,政策过程由政府分配状态依存租金和企业将其转化为熊彼特租金的两阶段过程构成,成功的政策实践的关键是在抑制寻租成本的同时,以推动企业提高技术和组织能力并形成技术—组织互补性的形式来提高租金转化效率。改进中国政策实践的要点在于以竞争力的形成机制为中心,结合当代生产组织方式的特点,为政策措施确立微观基础。

不怕鬼的故事

最近很多人问我关于中国产业链的问题,说近期关于鬼的故事太多,所以我就讲一些'不怕鬼'的故事。在新中国的工业发展中,国家一直非常重视基础工业。从广义上说,基础工业包括能源工业、材料工业、交通工业基础设施;其中能源工业涵盖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材料工业包括钢铁、有色金属以及石油化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