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工作专业化研究——专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句华教授

近年来,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被认为是提高管理效率的重要机制之一,受到了普遍的重视。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十二大将"干部四化"的新方针写进了党章,即干部队伍要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20世纪90年代的公务员制度改革,也将公务员的专业化作为改革目标之一;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队伍。2017年,第八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指出信访工作要专业化、法治化、信息化。

中国反贫困政策演变研究: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特征,反贫困是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也是新时代的重大战略。运用内容分析法,基于出台时间及数量、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三维框架,对我国反贫困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并勾勒出政策体系的整体图景及其演进脉络。研究表明,进入精准扶贫时代后反贫困政策的数量呈现爆发性增长。政策目标方面,2001年之前以社会保障为主,2002年后能力提升与服务支持类目标显著增加,之后政策目标的使用总体呈现出以社会保障为主、能力提升与服务支持为辅的演进趋势。政策工具方面,2001年之前以供给型工具为主,2001至2012年间环境型工具的使用逐渐增加,2013年后环境型工具的使用程度仅次于供给型工具,需求型工具的使用大幅增加。在后扶贫时代下,从精准定位政策目标和创新政策工具的使用两方面提出建议,以期为未来的反贫困政策提供启示。

让混日子的“躺平式”干部没市场

基层干部的“躺平”现象大致可以分为内在原因全躺平、内在原因半躺平、外在原因全躺平、外在原因半躺平等类型。“躺平”现象并非现今独有,也非公共部门专利,它源自内在与外在两方面因素,与科层制的反功能以及个人与工作的匹配程度等密切相关。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整治形式主义作风、完善干部激励制度、提高组织公平感等是治理“躺平”现象的必由之路。

新气象论:新时代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构建的新思考

要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公共管理学,首先要弄清特色、风格、气派等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整体性联系。在结合中国古今文论,辨析特色、风格、气派、境界、精神和气象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本文发展了评价作品、研究和构建学科、学术的新气象论,指出气象是综合了特色、风格、气派、境界、精神等诸要素的更为整合性的概念,意为作品、研究、学科、学术等在整体上所形成的内外合一的总体性景象,而精神则是其核心要素、支柱和灵魂。之后,基于大视域俯瞰法,通过与中国历史、特别久远的未来以及其他国家的大时空的比较分析,本文指出“共和气象、人民精神”应是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公共管理学构建的整体和核心目标,并探讨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路径。

供需视角下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字治理研究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政府、企业和公众等多元主体需求间存在明显张力,传统治理模式在监测预警、应急指挥、信息公开、流调追踪、资源调配、基层防控、距离限制、健康通行和有序恢复等治理场景中面临诸多困境,难以有效解决“快速缓解、控制和消除疫情”和“化解疫情下多元主体需求间张力”两个关键难题。数字社会下知识、数据和技术等关键生产要素为传统治理模式向数字治理模式转变提供核心驱动力。本文从供需视角出发,结合我国各级政府采用的24个数字防疫实践案例经验,构建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字治理框架。研究发现数字社会下知识要素、数据要素和技术要素的供给主体、供给方式和供给机制呈现出多元主体共商共治共享特点,知识要素通过交叉、融合、传承和进化,数据要素通过流转、关联和融合,技术要素通过构建数字化组织、人员、流程和工具等途径赋能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场景和过程,实现治理目标。

主观路径下的协管员组织合法性水平及其来源——兼论对协管员改革方向的思考

组织合法性有助于组织本身的持久发展,也有利于组织绩效的达成。利用相关法规数据及对A市协管员及公众认知调查的研究发现,协管员虽广被采用,但公众对其整体合法性(存在必要性)的认同还在形成过程中:在认知合法性维度,协管员较高的服务可及性和系统性,是其有别于政府和志愿者、形成其职业区分度的重要因素;在道德合法性维度,协管员工作辛苦、收入不高的特征符合社会对于政府角色的期待;在工具合法性维度,协管员为公众带来的安全感而非便捷度则成为影响公众评价的显著因素。为此,协管员改革应正视协管员在公共部门人力资源中的角色,在稳定财政成本的前提下,着重从服务可及性与系统性、增进民众安全感等方面打造协管员的组织特征,不断强化其合法性基础,使其在公共管理及公共服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国家能力视角下的群团组织现代化改革道路

群团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在不同时期为革命、建设与发展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一定程度上,现代化改革其实是动员、整合人财物资源的过程,即发展与强化国家能力的过程,进而建立有效国家与有为政府。在中国的现代化改革进程中,群团组织同样肩负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职责,并表现为双重角色与任务:一方面,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执行者,群团组织不断强化认证、濡化、规管、吸纳和整合等基本能力,以自身为纽带将个人、团体与其他组织纳入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系统之中;另一方面,作为自身现代化转型的推动者,群团组织也在持续加强统领能力建设。群团组织的“双向改革”相互影响、彼此交叉,共同构成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政治、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重要一环。

历史行政学或历史公共管理学及其他:国家治理研究的历史之镜

由于当代和历史的共通性与共同性、内在联系、历史会影响当代以及当代也会变为历史等诸多原因,可以认为“当代即历史”或“任何当代都是历史”。为此,在当代行政学、扩展了的公共管理学研究中,有必要纳入历史研究路径,发展系统的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子学科。发展历史行政学等,既是发展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和世界意义上的中国公共管理学派的需要,是发展中国当代公共管理文明和治理文明的需要,也是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的需要。历史行政学等对历史的研究维度有作为资料的历史、方法的历史、透镜的历史、对照的历史、参考的历史、当代因素的历史、文明延续的历史和超越对象的历史等多个维度;并且需要从研究团队、教学教材和学生培养体系以及学术共同体等基本路径入手。但是,历史行政学等领域的研究和发展绝不能简单复古,必须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且超越历史,必须坚持特殊性和普遍性相结合,必须坚持久久为功及切忌一哄而上等原则。

诉访分离为什么越到基层越难?——基于对X市1501名信访工作者调查的研究

诉访分离在社会矛盾多元治理体系中,是控制一个具体的矛盾由法定途径还是由信访途径进行化解的关键政策;在社会矛盾大量涌向信访系统背景下,诉访分离是缓解信访工作机构压力的重要举措,也是基层信访工作机构的工作难点。本文通过对诉访分离政策执行中不同层级信访工作者诉访甄别能力的调查和定量研究,证明在诉访分离政策执行上,用案例研究发现的压力型科层体制中随政府层级下降产生的压力递增和资源递减情况确实存在;同时发现,压力递增和资源递减会导致信访工作者诉访甄别能力逐级下降,进而使高度依赖信访工作者判断力的诉访分离政策执行随政府层级下降变得越来越难;同时还发现,相对于工作压力递增,资源递减对基层诉访分离政策执行影响更大。改善基层执行难最有效的措施是向基层提供资源。

中国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的深层逻辑——“行为-关系”视角下“雪花模型”的一种尝试性解释

与西方研究总是力图用自由或民主等单一因素解释本为多重原因影响的国家治理现实的分析方法不同,本研究立足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从“行动-关系”视角出发,提出一种尝试性解释中国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深层逻辑的“雪花模型”。该模型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不仅包含人民、利益、民族、文明、现代化和民主等六大逻辑以及围绕六大逻辑的多重子逻辑,而且相互间形成了复杂网络结构,并在整体上表现为一种可能的雪花型结构。本研究除了阐明“雪花模型”的基本结构、特征、要素、解释性以外,还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历届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历次全会公报、决议等的文本分析,检验了该模型的现实契合性。

如何选,选得如何?政策过程中的试点单位选择及其“科学性”原则——以智慧城市试点为例

试点制是支撑中国取得瞩目成就的重要治理机制,试点单位选择是一个亟待关注的学术研究问题。本文从发挥试点方法的基本功能着眼,聚焦讨论试点单位的选择及其“科学性”原则,尝试补充现有研究视角的缺失。文章提出,“科学”选择试点单位应遵循三条基本原则:服从决策意志、具有充分代表性、总体规模较为经济。基于此,文章以住建部公布的三批智慧城市试点单位为对象,使用2014-201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综合运用量化分析方法进行评估。研究发现,智慧城市试点单位具有充分代表性,但是并未严格服从关于建设“门槛”的决策意志且总体规模不经济,整体而言,选择是部分“科学”的。将试点单位选择纳入试点研究的范畴,可以有效提升以试点制解释中国发展之理论的说服力,其“科学性”原则对于在实践中完善试点制治理机制亦具有借鉴意义。

环境信息质量保障体系中的不当信息矫正机制

不当信息矫正机制是《信息质量法》的关注重点,也是保证信息质量的最后一道屏障。经过20年的持续性改进,美国已构建起较为健全的不当信息矫正机制。环保领域的不当信息矫正机制由管理架构、投诉规范及受理标准、处置程序、行政复议、常态化报告制度等要素构成。制度规范的实际运作体现出公开透明的特点,为社会监督和信息质量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我国的信息质量管理而言,不当信息矫正机制是亟待补足的"短板",常态化报告和透明应是制度建设的主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