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生产方式:来自教育财政领域的观察

本文首先提出了我国社会科学生产方式的体制学和动力学分析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四性混合”即涵盖政治性功能、行政性治理、学术性策略和技术性条件的分析框架,继而应用此框架分析了历史上发生的3个真实研究事件——也即“4%政策目标”提出背后的研究事件、与“4%政策目标”相关的公共教育支出统计可比性研究和一个关于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例的国际文献综述研究——以阐明我国教育财政研究的知识生产过程的影响因素。本文最后讨论了关于中国教育财政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和研究范式问题的初步思考。

中国家庭学前教育支出负担及其差异——基于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CIEFR-HS),评估了家庭学前教育总体负担以及地区和群体之间差异和不平等程度,旨在为普及可负担、有质量的学前教育的政策制定提供实证支持。研究发现:首先,2019年家庭学前教育支出平均为8907元,占同期家庭总支出的9.4%,近50%的样本这一比例超过7%。其次,仅看学前教育校内支出,家庭人均净财富最低20%的家庭负担过重的几率、民办园在园儿童家庭负担过重的几率增加了50%;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和东北地区省份负担过重家庭比例较高。再次,民办园在园儿童家庭和经济水平较差的家庭,其学前教育负担更可能超过阈值。未来应完善学前教育资助制度,建立由政府公共财政对负担过重的家庭免除保育费和给予生活资助的学前教育资助体系,并给予民办园和公办园儿童同等待遇。

“双减”政策短期效果评估:基于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的分析

中小学生学业负担是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的重要政策议题。2021年7月“双减”政策颁布,对校外培训的监管力度持续加强,减负再度成为政策焦点。本文使用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对“双减”政策的短期效果进行初步评估发现:首先,“双减”实施之后一学年,中小学生校外学科类培训的参与率较上一学年显著下降,非学科类培训的参与率没有显著变化;相应地,家庭在子女校外学科类培训方面的支出较上一学年显著下降,而校外非学科类培训的支出没有显著变化。其次,从不同经济水平的家庭受到的影响来看,“双减”政策影响的主要是家庭消费水平在40%~60%和60%~80%的中等偏上家庭,对家庭消费水平在40%以下和80%以上的家庭没有显著影响。再次,“双减”政策实施之后,家庭开始转向选择校内课后服务、尤其是校内的托管和学科补习,兴趣类课后服务没有显著变化。当前应正视家庭对校外培训的合理需求,引导校外培训合理规范发展;也应考虑到政策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存在差异,保证弱势群体享受教育资源的权利。

“教育筹资机制创新”圆桌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联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4月30日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办了“教育筹资机制创新”的圆桌座谈会。在座谈会上，财政、教育、法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相关领域的实践者就六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基础教育中的城乡差异是否在大学延续——高校城乡学生学业表现差异的实证研究

文章对部属重点A高校2004—2009六届本科生的入学机会和大学学业表现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六年间该校农村户籍学生比例在10%~15%之间,与全国农村户籍人口比例相比,城乡学生入学机会差别很大。学生入学后,城镇学生群体学业表现大幅度领先农村学生群体,这一差异到本科毕业也未能消除。基础教育的城乡差异似乎在大学中延续。农村户籍学生是A大学的学习弱势群体,需要补习教育等额外帮助。仅关注城乡学生入学机会公平远远不够,政策视角应延伸到基础教育阶段、大学入学机会公平和大学教育三个阶段。

寻找大学好老师——基于准实验的教育增值评估研究

教学、科研、服务社会是高等院校三大基本功能,随着市场化、科研竞赛的深化,我国高等教育教学面临巨大挑战。利用大学新生随机分班的准实验设计,本文解决了教育增值评估中的学生自选择问题。研究发现,教师影响存在明显挥发性,但是其短期和长期影响是一致的,"为考试而教"与"为知识而教"的长短期影响不一致性在语言类课程中并不明显。分类别来看,编制内讲师的教学效果最差,外聘教师教学效果最好,在读研究生虽然有着不错的短期效果,但是长期效果差。最后,本文从课程教师聘用和教学评估的视角对提高大学教学质量给出思考。

支出功能分类:一种教育财政研究新工具

2014年以来,基于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创建的工具,部分地区开展了教育支出功能分类的改革试点。本文呈现了三个方面的工作:(1)对比美国和我国试点科目设置情况,提出以精细度、准确性、获取成本三者的平衡作为未来科目调整的基本原则;(2)以农村小规模学校拨款机制设计为例,探索功能分类对于教育政策制定的价值;(3)以教育生产研究为例,探索功能分类对于学术研究的价值。校本课程支出、支出性服务支出与学校学业表现有着正向的统计关系,而统一教学、学校管理、教育技术等支出的效果需要审视。功能分类的引入,将为教育投入产出的相关研究提供范式转变的可能。

基础教育中的城乡差异是否在大学延续——高校城乡学生学业表现差异的实证研究

城乡差异是目前中国大陆高等教育研究和政策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一问题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城镇和农村户籍学生入学机会公平，特别是农村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机会公平问题；二是城镇和农村户籍学生进入大学后在学业表现方面是否存在差异。后一问题意味着基础教育城乡差异是否会在大学延续。

研究生就学费用与资助调查报告

研究生资助调查的几组数据值得关注:学术学位博士生、专业学位博士生、学术学位硕士生、专业学位硕士生的就学总费用均值分别为45001元、48641元、31705元、35136元,就学总费用中位数分别为41700元、44967元、29240元、31780元。四类研究生获得助研津贴的比例分别为77.2%、69.0%、59.1%、51.7%,获得父母支持的比例分别为57.4%、61.0%、91.2%、91.1%,获得贷款的比例分别为13.2%、13.8%、20.9%、22.3%。四类研究生的私人分担比例分别为30.8%、37.3%、64.5%、70.0%。可以看出,我国的研究生资助已经形成了博士生与硕士生相区别、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有差异的资助格局。对目前我国研究生资助的现状概括如下:非贷款类资助对学术学位博士生的支持力度尚显不足;硕士生的私人分担比例已经达到相当水平;研究生资助存在学科不平衡问题;地方高校的研究生资助系统性地弱于中央高校。基于上述调研结果,对我国研究生资助政策提出了系列建议。

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校外培训的消费行为研究——基于2017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的分析

基于2017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CIEFR-HS 2017)的数据对我国中小学生校外培训的选择和支出进行刻画,采用两阶段Hurdle模型和边际消费倾向模型分析家庭结构、家庭经济文化资源与家庭校外培训的选择和支出之间的关系。证实独生子女家庭和双亲家庭对子女的校外教育投入更多,其中独生子女家庭的女孩能够获得更多的校外教育机会和投入,尤其是校外兴趣班。流动人口对子女课外补习投入要高于本地家庭。而边际消费倾向分析显示,相对于本地家庭和城镇户籍家庭,流动人口和农村户籍家庭都不倾向于将增加的收入用于校外兴趣班。家庭收入水平和父母教育程度与是否选择校外培训以及支出水平显著正相关。边际消费倾向分析显示,随着母亲教育程度提高,家庭对子女综合素质的培养越加重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已经开始将投入的重点从学科类的课外补习转换成了兴趣拓展类的校外培训。

两种模式的中国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比较——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临床全量数据证据

目的:比较长学制和非长学制的学生在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期间的临床训练效果。方法:以2012~2018年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骨科专业100名学生为研究对象,以大数据中心的临床全量数据为基础,对每名学生的工作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两种模式的学生患者管理和手术训练的临床培训各项数据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对两种模式的培训内容相对一致,保证了医学人才培养的同质性和公平性。

融合教育理念下的特殊教育财政:历史、现状及未来

我国已经形成以"随班就读和附设特教班为主体,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的中国特色的融合教育,但是却并没有形成支持融合教育发展的财政保障机制。在介绍我国特殊教育财政实践的基本情况后,基于国外案例的分析,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特殊教育财政分析框架,并在这一分析框架下重新审视了我国当前的特殊教育拨款机制与融合教育理念之间的矛盾。实践中,瞄准特殊教育学校的任务拨款机制促使一大批特殊教育学校的新建和办学条件的改善,但是缺乏对类别、强度的考量,造成了特殊教育学校在招收高成本特殊需要儿童时的回避倾向,部分特殊需要儿童因种种理由被拒绝在特殊教育学校之外。建立基于学生特殊需要类别和强度而非安置方式、以需求为导向的拨款机制,对于落实融合教育理念有着重要意义。

我国义务教育公平研究——教育生产函数的视角

本文从教育生产函数的视角对我国中东部地区义务教育公平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统计描述和教育基尼系数分析表明:义务教育阶段城乡和校际间的数学教育质量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资源配置也非常不均衡。教育生产函数的多水平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城乡和校际间以生均公用经费和教师质量为核心的学校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乡和校际间数学教育质量的差异。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保障中东部地区义务教育质量公平的前提基础是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资源的均衡配置,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重心在于学校公用经费和教师资源的均衡配置。

西部农村教育财政改革与人事权力结构变迁

本文在对西部甲省20个县50个乡镇学区的抽样调查基础上,测度并比较了农村教育人事权力的结构与特征,分析了农村教育人事权力的配置与教育财政改革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实行"以县为主"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以来,乡镇政府逐步退出了农村教育的人事管理,取而代之的主要是县委组织部和县教育局,只有部分地区实现了教育系统内分权管理的模式。

地方经济与地方高校财政不均衡实证研究——以2005年全国1399所地方高校数据为例

本文运用2005年各省市1399所地方高校的教育经费统计基层报表数据,首先对各地方高等院校预算内教育经费收入各项指标与预算内教育支出的各项指标进行多元方差分析,显示各地区高校财政状况存在显著差异。然后选取有地区差异和代表性的教育预算内经费拨款、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3个指标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进行典型相关分析,研究发现第三产业的构成比、人均GDP、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4个指标最能反映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并与地方高校预算内教育经费有较强相关关系,而通常所认为的GDP总量、财政收入和支出与各地预算内高校经费没有显著相关。研究还认为,地方高等教育财政状况与该地区的居民实际富裕程度有关。

农村义务教育分权管理制度对教育质量影响实证研究——基于湖北、江苏两省中小学校的调查

利用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2007年开展的"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状况调查"数据,采用多层线性模型方法探讨了我国中东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财政和人事分权管理制度对教育质量的影响,得出如下主要结论:教师人事分权制度对农村小学教育质量有显著正影响;教育财政分权制度对农村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影响比较复杂。为了促进中东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证新机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应给予农村中小学一定的经费使用自主权,同时完善和强化对学校公用经费使用过程的监控机制;实行教师人事管理分权制度,赋予农村中小学校长一定的教师人事自主权。

美国《高等教育法》修订与高等教育财政改革

1965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是美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高等教育立法之一,扩展了联邦政府在高等教育财政领域的角色。该法以再授权的方式周期性地予以修订,到目前为止,已进行了8次再授权。2008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机会法》是对该法的第8次再授权,本次修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高等教育财政改革措施,并突出体现了促进和改善入学机会、可负担和问责的高等教育财政理念。

民办学前教育规模占比的省际差异、政府财政投入与管制

本文使用2001-2008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时间序列数据和2008年截面数据刻画我国民办学前教育发展的省际差异,并通过多元回归方法分析民办学前教育规模占比与地方政府财政投入、管制措施之间的关系。在控制经济和其他社会发展因素的情况下,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以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来测量)以及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努力程度(以幼儿园生均预算内经费支出在人均财政支出的占比来测量)均与民办学前教育发展规模占比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2)对民办幼儿园的管制措施(注册登记、收费管理及综合整治"黑园"等)显著影响民办幼儿园的规模占比。这些发现证实我国民办学前教育的省际差异与地方政府对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努力程度有关,也与地方政府对民办幼儿园的管制措施有关。如何通过财政投入和管制扶持措施调整民办与公办学前教育机构协同提供数量足够且有质量的学前教育服务是我国各级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

学校改革,价值几何——基于北京市义务教育综合改革的“学区房”溢价估计

近年来国内关于学校质量资本化的研究不断涌现,但这些研究都未能很好地解决学校质量与房价之间的内生性。本文结合了北京市义务教育综合改革带来的外生政策冲击和边界断点回归这两种策略,估计了"学区房"的溢价,考察了薄弱小学质量提升的货币价值。研究结果发现,对于2014-2016年间改革的薄弱学校,其服务范围内的房价平均只提升1.2%,且这一提升效应在学校宣布改革至少一年之后才得以显现。但是对于第一批实施改革的小学和60平米以下的小户型房屋而言,这种价格传导机制更加明显而且更加迅速。这意味着此次改革带来的优质教育资源可能被相对优势群体获得,这对未来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均衡化导向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启示。

教育事权与财政支出责任划分的法治化——基于一个理解框架的分析

教育事权概念具有复杂性,可以大致分解为"教育服务提供(举办)"和"对教育服务提供的监管与调控"两个方面。对于某项教育事权,上述两方面的职责可能由不同层级的政府承担;与此相适应,相关地方政府以教育服务提供者与举办者的角色承担相应的财政支出责任,相关上级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以监管者与调控者的角色承担相应的财政支出责任。"教育服务提供(举办)—监管与调控"这一理解框架对于其他有关国家的教育事权与财政支出责任划分具有一定的适用性,《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和《职业教育法》的相关规定与这一理解框架也有一定的契合之处。《指导意见》和《改革方案》提出的教育共同事权做法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应该在现行教育法律的基础上,将相关的内容予以规范化、清晰化、体系化,进而实现这一领域的法治化。"教育服务提供(举办)—监管与调控"这一理解框架可以作为一个可参考的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