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利益:多重面相与建构路径

任何法律和政策的制定都离不开对公共利益的认定,但在任何给定的政治共同体中,“什么是公共利益”却又是最困难的问题,这一问题既涉及认识论的问题,又关乎政治生活本身。早期政治哲学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在精英主义的哲学思辨和对话两种模式之间分野,但又都共同地对单纯数量聚合的原则进行了批评和否定。现代大众民主时代的到来使得多数决成为无法完全绕过的方法,更广义的聚合理论也构成了现代社会理解公共利益的主流范式之一。协商理论对聚合理论的批评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等人对多数原则的批评和对理性对话的强调,但它同时也具有现时代的独特性,如对社会阶层关系的关注和对开放性的要求等。后结构主义和当代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建构主义理论则更倾向于批判性地反思“公共利益”之“公共性”本身,特别是强调其中的支配甚至暴力的成分。

现代国家的立法者科学——重新思考孟德斯鸠的国家理论

在自由主义国家理论的谱系中,孟德斯鸠因为提出了经典的分权理论而受到普遍的重视。然而事实上,就现代国家的构建而言,与自由主义更多关注技术层面的法律和制度设计不同,孟德斯鸠所致力于塑造的是与人们的情感和精神相联结的政治生活。相较于社会科学以“国家—社会”二元分立的预设来理解国家的做法,在孟德斯鸠的整全性视野中,国家所呈现出的是一种古典意义上政治共同体的景象。而肩负着奠立和维续政治秩序任务的立法者,则既要综合考量人们的现实处境和生活脉络,也要抱持政治宽和的规范取向。这样更为“厚重”的立法者科学,对于当今那些仅仅强调非人格化国家的理性构建的思路来说,无疑具有积极的矫正作用。

民粹主义的“政治”之维

现代社会带来的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平等,同时也将"经济"变成人的生活的核心,"政治"被看作第二位的东西。相应地,在面对民粹主义这种现象时,主流的分析会从经济层面、从利益分配的角度去理解它,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找民粹主义政治运动背后的利益诉求,判定这些诉求的表达和实现的模式,并将之与我们比较熟悉的模式比较。虽然这种方法有一定的用处,但这种狭隘经济主义的角度从根本上无法理解民粹与民主的区别,更无法说清楚现代民粹主义的起因以及应对它的有效办法,很容易导致对民粹主义的道德主义解读。真正理解民粹主义,特别是民主与民粹的区别,必须突出"政治"(the political)这一维度,强调其自身的、内在的重要性。

自由的两个面相与作为权威的政治代表--卢梭与贡斯当的分歧及其当代意义

自从汉娜·皮特金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专著《代表的概念》以来,"代表"(representation)作为一个政治学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巨大兴趣。在对现代民主政治的研究中,"代表"无疑是一个核心问题,但在皮特金之前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这一概念的源起及其内部的复杂性。而在今天,绝大多数关于"代表"的理论研究都在试图弥补这一缺陷,包括皮特金本人的著作在内。然而,政治场域中的"代表"实际上是超出民主政治之上的、更为一般性的问题,尤其是政治共同体中的自由与权威之间关系的问题。本文的主要目的即是勾勒政治代表在自由权威之间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为此,本文回到民主政治尚未成为"显学"的近代早期,从卢梭和贡斯那里获取思想资源,展示"代表"在现代政治中所可能具有的重要位置。在此基础上,反思卢梭和贡斯当之间的争议如何在当代重现,并为我们在今天重新认识政治代表提供帮助。

《佛罗伦萨史》与“马基雅维利式民主”的再考察

很多论者指出,马基雅维利对"人民"有着非常正面的评价与期待,从而将马基雅维利与某种民主政治理论关联在一起,提出一种所谓"马基雅维利式民主"。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主要是马基雅维利关于共和政治的论述,特别是《李维史论》一书中马基雅维利从平民立场角度对贵族政治的批评。然而,如果我们综合判断马基雅维利的著述,这一"平民化"的立场与马基雅维利本人对平民统治能力的一贯怀疑并不符合,且现有的"民主化马基雅维利"的研究对《佛罗伦萨史》中的分析未给予太多严肃的关注。事实上《佛罗伦萨史》代表了马基雅维利对共和国中平民立场的最系统性的质疑和反思,但这又并不表示该书与《李维史论》有着根本的矛盾,我们需要做的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统一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立场背后的一般性政治理论,我们可以将这一理论称为"包容性冲突理论"。

启蒙无止境:中国的经验

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我们的目标是努力从全球的视角去界定或重新界定启蒙,同时将非欧洲的经验考虑进去,使启蒙具备真正的普世性。我试着去考察中国的启蒙运动所经历的某些方面,并从中得出一些试探性的结论。从历史观点而言,各个社会是对应于不同的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按照不同的速率发展的。

关于区域与国别研究方法论的思考

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直充满争议。传统的基于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重视语言、文化与历史研究,强调地方性知识的价值。而社会科学的方法则以研究普遍规律为宗旨,试图通过严格的科学方法,分析区域与国别的个案,并从个案研究中找出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两种方法论之间曾有过相互批评的经历。但仔细考察各自的观点会发现两种方法各有其独特的价值。借鉴韦伯的理想类型概念可以帮助我们融合两种方法论,促进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发展。

政治思想研究的历史方法——以剑桥学派的历史方法为例

2019年11月8日,约翰·邓恩教授做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第一期"历史政治学工作坊",以"政治思想的历史方法:剑桥学派的视野"("The Historical Method of Political Thought:Viewed from Cambridge")为题,与国内学者展开对话与讨论。会议的工作语言为英语,本文为此次讨论的中译稿。邓恩教授首先进行主题发言。邓恩教授指出,政治思想对于历史变迁的重要性,以及历史对于理解政治思想的重要性,是一个半世纪以来剑桥大学开展历史研究的主要假设。剑桥学派研究方法的核心关怀在于,任何政治思想都产生于特定的时空,并且被当时当地所发生的一切影响着。过去的历史经验构成了我们的思想资源,使理论学说不至于远离人类经验。邓恩教授以现代民主革命的历程为例,展示了历史学家如何描述历史变迁与民主理论之间的紧密关联。在讨论环节中,邓恩教授与多位国内学者就民主未来的发展前景、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历史语境方法、政治制度的历史经验等内容进行了探讨。

我国国际社区治理中的外籍居民参与——基于京津三个国际社区的观察

随着国际移民的常态化,国际社区开始在我国大量出现。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入、国际社区的形成与发展等问题,鲜有研究者专门关注我国国际社区治理中的外籍居民参与问题。对以京津地区三个国际社区为主要案例的研究发现,外籍居民在我国国际社区治理中的参与现状整体表现为有限且固化的参与,并呈现出参与热情低、参与范围窄、多集中于文化参与、参与缺乏双向互动等特征。在影响外籍居民社区参与的具体因素中,既包括利益诉求、社会资本和社会文化心理、族裔和个体差异等内在因素,也包括特定政社关系下的社区治理模式、社区治理水平、国际环境等外部因素。现阶段应着力从制度和机制等可控因素,提升外籍居民社区参与的意愿和效能,完善国际社区治理。

重思美国政治中的冲突与“极化”

美国当代政治的一个标志性特点被很多论者认为是"极化"(polarization),这并没有错,但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前提是,极化中的冲突本身并不被美国或西方主流政治理念认为是需要被克服的要素。恰恰相反,冲突经常被认为可以是正面的、有益的,这一点无论从美国政治的制度结构和政治实践,还是从其背后的思想传统中,都可以找到印证。但同时,我们还需要知道的是,冲突的正面效应一般被认为需要有一定条件,无论是以民族认同为基础的"联合公共舆论",还是某种公民宗教,抑或某种对共同体的爱。缺乏这些条件,冲突确实有极大的可能演化为派系恶斗或者政治极化。

个体自由与民族认同的融合——盖尔纳自由民族主义理论再审视

在现代国家构建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中,主流观念认为,强调多元、开放的市民社会与主张集体认同的民族主义之间是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然而,盖尔纳通过对市民社会理论、"模件化的人""高级文化"等的讨论指出,市民社会与民族主义存在内在关联,在现代政治建构过程中,个体主义的、规范性的法理建构与共同体本位的、历史性的文化价值凝聚实际上经常交织在一起,既相互促进又相互限制。盖尔纳的洞见为我们从更深刻的层面认识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与集体认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名词、概念与理论——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国家”

国家是现代世界中最为重要的统治机构,其作用和影响在人们的生活中处处体现,然而尽管如此,我们对它的了解却并不算充分,尚有很多基础性的问题需要澄清。本文从宏观综合的角度讨论了三个问题:西方政治思想史中"state"作为"国家"一词的由来和演变;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理论中的重大分歧及发展方向;从斯考切波和托克维尔对革命与国家问题的分析中辨析现代国家研究的两重路径。通过对有关国家的名词、概念和理论问题的盘点,本文提出,对作为统治机构的国家的关注离不开对更广义的"政治"的关注,国家的相对独立性的背后其实是政治在人的生活中的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