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发展

为了世界的多元文化的发展,为了世界不至为一种霸权文化所覆盖,我们需要不同的制衡。不同的制衡需要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之间需要沟通、对话、互相宽容、互相支持、互相吸收。比较文学的目的在于跨越文化,跨越学科,让人类通过文学互相交流、互相对话、互相理解,共同创造一个不同文化共存和互补的和平新时代。

新中国比较文学的前驱贾植芳先生

早在1984年，植芳先生就在《复旦学报》发表了一篇全面指导性文章“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过去、现在与将来”。这时，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尚未成立，比较文学还仅仅是在极少数先觉者中间讨论的话题。先生高瞻远瞩，在这篇文章中已经规划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路向和前景。

文化多元化和人类话语寻求──兼论文学人类学与中国文化破译

东西方文化的相互诠释、阅读或碰触、交往，可能产生"误读"，但更可能催生出既非东方亦非西方的人类话语。比较文学和文学人类学的目标就是通过文学与人类学的融通来达成文化的多元化和寻求人类话语。叶舒宪、萧兵等人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就是在这一目标下的实践成果之一。

跨学科研究与第四产业

跨学科研究与第四产业乐黛云一长期以来，人们为了认识世界，不得不将各种对象从原来的整体的联系中孤立出来，加以切割分析，从而建立了各门学科，这对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起了很大作用。然而，不可否认这种从整体中孤立出来的研究不能不在某些方面失去事物存在于联...

比较文学·比较诗学·人文之道

本文旨在探讨比较文学的自身形构、比较诗学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比较文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比较文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自在的译介阐发实践、自觉的关系研究和自为的比较诗学。其中比较诗学是比较文学的自身反思和自我立法的灵魂,包括诗学的平行比较、比较诗学关系史研究和比较文学的自身诗学三个环节。比较文学是自身反思和自身实践的;通过自身实践,比较文学为人文科学提供了共通的方法论模型,并作为实践的自我认识成为新时代人文主义的标志和先锋。

文化相对主义与跨文化文学研究

本文由上、下两篇组成。上篇论述了文化相对主义思潮的起因和基本内涵,指出了跨文化传通问题提出的逻辑必然性。下篇则在跨文化传通基础上考察了当代比较文学研究的四种发展趋势。

上海沦陷时期《女声》杂志的历史考察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上海沦陷时期日伪统辖下出版的唯一的妇女杂志——《女声》。笔者期望通过《女声》个案的研究,以历史描述的方式,揭示在上海沦陷时—份特殊的妇女杂志的运作方式、宗旨,并通过与同一时期其他日伪杂志中的女性问题讨论的对比,进一步探讨沦陷区言语空间的复杂性、殖民地文化传播的特点。

“活句”与“死句”——道家美学的语言策略

历史上儒道两家的关系,多是儒家唱主角而道家演配角。所谓“儒道互补”,往往是儒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依现实社会之需要而以道补儒,即因着道家的思想来修正、调整、补充、扩展自身。儒家之“在朝”与道家之“在野”,主宾关系历来比较清楚。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则不然。

历史·记忆与再现的政治

以个人＂记忆＂置换,或者说重写＂历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便日渐频繁地在影视作品中充当再现历史的手段,而＂记忆＂与＂历史＂之间的暧昧关联,实际上也显影着意识形态运作以及文化霸权位移的痕迹。本文通过对《集结号》等一系列文本的讨论,试图在后冷战及后冷战之后的世界格局中重新定位这一关联,以解析出其中变动不居的复杂社会、历史地层。

欣赏是人的本质自我确证

一、斯芬克斯之谜的启示 在古希腊神话中，有个著名的难为人的斯芬克斯之谜：什么东西早上走路用四只脚，中午用两只脚，晚上用三只脚？

索尔·贝娄

尽管选择在离开尘器的布鲁克林安度晚年，但是对贝娄的一生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城市却是美国中部工业重镇芝加哥。芝加哥之于贝娄，如同伦敦之于狄更斯，都柏林之于乔伊斯。那个因生产线和大工业而闻名的现代都会，是贝娄的生长之地、成名之地，也是他笔下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集中象征——一个阴郁的都市。

解构神话——评王安忆的《弟兄们》

读王安忆的《弟兄们》①时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认为这部短篇小说中非小说的成份太多了,似乎不像一部小说而像一篇政论文,里面的说理和评论占了主导地位,而作为一个故事所不可缺少的情节和发展却被挤到了次要地位,失去了读者所习惯的叙事平衡。然而《弟兄们》也不像某些荒诞派和新小说派的文学作品那样刻意创新,那些作品蓄意完全取消或打乱情节,潇洒不拘一格地宣泄,有时内容反倒落得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弟兄们》的故事部分按照十分传统的叙事法构成,是以开头、中间和结尾的顺序排列的一个连续体,甚至连普通倒叙的点缀也没有。如何把两个貌似相悖的成份合并在一起呢?通常的解释是说叙事文通过故事情节来说明或证明小说中的议论,即情节是为说理服务的。

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

无论是对后现代主义本身,还是对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人们都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或者主张:苏珊.桑塔格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新感性,安吉拉.默克罗比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新的历史时刻,弗里德里克.杰姆逊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新的文化样式。尽管如此,被后现代主义耦合在一起的人,仍不失共通之处,即他们的认同于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交织与纠缠。为此,本文拟借助一系列大众文化文本,探讨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力图证明后现代主义已然改变了人们赖以思考大众文化的理论与文化根基,旨在指出后现代时代的大众文化仅仅表示受众人青睐的文化。

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从鲁迅到莫言

莫言问鼎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引发了中国社会各界尤其是文学界的广泛关注,莫言与"诺奖"也由此成为全民热议的焦点。狂欢之余,那些与"诺奖"失之交臂的现代文学大师,如鲁迅、老舍、沈从文等,也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理性地看待莫言获奖,反思"诺奖"与中国的渊源以及鲁迅等人与莫言的异同。2012年11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国作家》杂志社、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从鲁迅到莫言"学术研讨会。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会议室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驻京高校的专家学者及各大报社的记者共5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长江学者高旭东教授主持,人大副校长杨慧林教授首先致辞,孙郁、刘洪涛、张志忠、马海良、阎纯德、肖鹰、赵白生、车槿山、萧立军、蒋原伦、李怡、周玉宁、曾艳兵、赵勇等与会专家学者在研讨会上围绕"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从鲁迅到莫言"这一主题进行了见仁见智的大讨论。多学科学者的话语较之当代批评家的单一话语更具有趣味性,充满了思想火花的碰撞与观点的论争,是这次会议最大的亮色。《人民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国文化报》等对会议进行了新闻报道;本刊刊发的学术笔谈则侧重于学术综述,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与讨论主题相关的数位专家教授的发言,力图将会议的学术全貌反映出来。

熬成传统——写给《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十五周年

中国今后的道路无论顺与不顺,都肯定要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关键性影响,而对华政策的制定与修正,又肯定要受到那些中国问题专家的关键性影响。缘此,中国如不能在这方面具备相应的专门家,就很难具有专业水准地追踪到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及其变化,就很难想清别人究竟为何对我们采取那样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