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构建公司化律师事务所的几点思考

公司化律师事务所是指兼有合伙与公司双重特征的,在性质上有别于传统的无限责任合伙,是特殊的有限责任合伙,属于现行律师法所称的"特殊的普通合伙",并在运行机制上采用公司化管理模式的律师事务所。公司化律师事务所集合了合伙制与公司制的优点,为国外律师界所广泛认可,成为目前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律师行业中较为普遍采用的律师事务所的运行模式。随着中国加入WTO后法律服务市场的逐步开放,我国律师业开始融入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面临严峻的挑战,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构建公司化律师事务所,通过律师队伍的整合,提升我国律师行业的竞争实力。

立法论证探讨

立法论证是一定的主体对立法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有关问题进行论述与证明 ,从而为立法机关的立法提供参考与决策的依据。它有着启动立法、确保立法具备一定的条件、促进立法的进程以及保障立法顺利实施的功能。立法论证的主体有立法提案人、立法机关邀请的有关专家学者以及立法起草机关。它的任务或内容是对立法的必要性、立法的可能性、立法形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以及立法的可行性等进行论证。

论立法成本

立法成本是指立法过程中的全部费用的支出 ,它有立法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必要成本与非必要成本、总量成本与边际成本、物质成本与精神成本以及立法的自身工作成本之分 ,在立法实践中 ,立法自身的工作成本与社会成本通常发生冲突。影响立法成本的因素有法律规范的调整机制、立法社会条件的成熟程度以及立法机制等。降低立法成本是使立法的总量成本有所减少 。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信托的法律问题--以中信安徽宿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为中心

法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转包、入股的受让方作出了限制,信托作为一种能够避开法律限制的流转方式而备受瞩目。但是,设立信托需要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信托作为转让的例外情形的,即使采用信托方式流转,也不能避开法律的限制。实践中,为了避开法律对受让方的限制,农户与村委会、区镇政府签订了层层委托关系,致使信托财产、信托当事人不明确。为解决这个问题,重新构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信托:不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作为信托财产,而是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租赁权为信托财产。

“量刑反制定罪论”不违反罪刑法定

量刑反制定罪论高举实质正义的大旗,强调量刑对定罪的反作用。然而认为该理论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批评比比皆是,目前学界主要存在滥用司法权、突破构成要件限制以及违反传统的罪刑关系这三个批评意见。抽象意义上的滥用司法权以及违反传统以罪定刑的观念无法形成有力的批评,但量刑反制定罪不能突破构成要件的限制,在此前提下的量刑对于定罪的反作用正是该理论的合理性所在,这种解释论意义上的量刑反制定罪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价值流转中的知识产权评估研究

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知识产权价值的流转已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日益频繁和普遍的一种需求和现象。目前主要影响知识产权价值流转的,一是对知识产权的价值评估,二是对知识产权风险的分担和补偿,三是知识产权交易市场的建设与完善。从促进知识产权流转的角度出发,通过对知识产权价值评估难的分析,提出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应遵循的客观标准,并对如何坚持市场化取向、主观把握好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做了具体的探讨。

论西方国家少年司法理念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在少年司法的理念上,西方法治国家具有一定的趋同性——少年司法的目的是保护、教育和矫治违法青少年,少年司法强调实质公正而非形式公正,强调国家和社会责任。而在"教育为主、感化为辅"理念的指导下,我国少年司法中,少年权利的特殊保护、教育与矫正等理念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强调。

永佃制的法律经济分析

永佃制是一种重要的地权制度,与此有关的史学研究、经济分析、法律研究等一直是较为热烈话题;它是租田制一种发展形式和新阶段;永佃制完全由中国社会习俗内在发展的结果;永佃包括了“永佃”“一田两主”、“一田三主”三个阶段,其间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发生较大的变化。永佃制的发展是历史的进步。

亚太经合组织中的知识产权问题

近年来,围绕着知识产权问题,发达经济体不断在各种会议、各种层面上连续推动亚太经合组织(APEC)通过诸多知识产权议案。APEC已成为发达经济体在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之外,推行知识产权强保护的又一舞台。APEC领域知识产权问题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体育赞助的税收优惠与广州亚运会税收优惠政策研究

税收优惠能吸引众多的企业参加对体育赛事的赞助和支持,对体育赛事的成功举办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厘清税收优惠的法律依据和作用的基础上,对体育赞助及其在税法上的性质进行了分析,并以广州亚运会为例提出税收优惠的必要性和相应的税收优惠建议。

我国BOT的现状与立法选择

BOT作为一种公私合作模式,顺应了我国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我国引进以来,至今已是生机一片。但是有关BOT的立法供给却有诸多缺漏,例如立法层级不高、标准不一、定性各异和争端解决中司法方式不彰等等。地方的BOT立法数量不少,但中央部门的立法明确可以分作两个发展的时期。对比各国、地区的立法,在行政程序法早已提到议事日程之际,BOT的立法选择已是明显。

中央银行何以理应谦抑行使货币发行权--由黄乃海诉人民银行增发奥运纪念钞一案引发的思考

南京市民黄乃海诉人民银行增发奥运纪念钞一案虽未取得理想的诉讼效果,却因其贵为我国首例起诉中央银行的公益诉讼案,引起笔者对货币发行权这一貌似理所当然的公权力行使应当予以规制的思考:游走于垄断与开放行使的选择之间的货币发行权,若选择专属于中央银行的垄断性制度安排,为保证其行使符合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原则,中央银行理应谦抑行使之,以实现货币政策的诸项目标。

法律的起草风格:模糊抑或繁琐

法律起草风格是一种在立法过程中所遵循的,旨在促使立法臻于科学化的方法和技术。本文比较了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两大法系法律起草风格的差别并进行了成因分析,指出了两种法律起草风格各自的优缺点,最后分析了风格选择上的两难困境,并特别强调法律起草风格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方法问题,它还产生于并体现了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政治法律制度和价值理念,影响着所立之法的民族适宜性、可操作性和科学性。

我国知识产权和谐秩序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国家权力、社会公众自由、知识产权三者之间衡平,将最终实现知识产权的和谐秩序。我国知识产权立法起步较晚,发展至今,已经确立了相对和谐秩序,但科技的发展、文化事业的兴起,以及国际经济格局的演变都对传统的和谐秩序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构建新时期知识产权和谐秩序,应当修正合理使用制度,实现科技发展条件下知识产权与公众利益的和谐共存;丰富知识产权制度,促进艺术繁荣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和谐发展;完善立法,实现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和谐共处。

美国最高法院确定的淫秽色情标准

1942年，在Chaplinsky v.New Hampshire,315U.S.568(1942)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确定，淫秽（lewd and obssene)、亵渎（profane）、诽谤（libelous）、侮辱（insulting)或挑衅（fighting）言论不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的保护，因为这些言论“社会价值很低，不能作为获得真理的一个步骤，从中获得的的利益，抵不上秩序和道德中获得的社会利益。”

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条约分别规定了向公从传播权（可以大致对应于我国《著作权法》中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出租权、发行权等权利，并且规定了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保护，这些内容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的国内著作权立法产生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

在网络时代以不变应万变——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草案）》

2006年2月15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表示，《信息网络转播权保护条例》有望于年内出台。此前，国家版权局2005年10月12日公布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短短的21个条文，涵盖了权利限制、技术措施、权利管理信息、网络服务商责任及其限制等众多内容，其中权利限制又包括了远程教育、数字图书馆、网络法定转载等等炙手可热的话题，没有一个问题不是涉及到重要的行业游戏规则制定。

质疑电子邮件服务行政许可制

信息产业部《互联网电子邮件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第6条规定，开展电子邮件服务采取行政许可方式：“拟开展电子邮件服务的，应当取得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或者信息产业部颁发的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许可证或者办理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未取得经营许可证或者未办理备案的，不得擅自开展电子邮件服务。”

计划生育与“刑法大扫除”

这几年，立法工作形势大好，刑事立法方面也是发展极快。刑法典的四百多项罪名已经有不够用的苗头，新的修正案和司法解释不断出台。越来越多的“坏事”成为刑法打击的对象，人们似乎希望通过刑法对社会的各个角落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扫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