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赞助的税收优惠与广州亚运会税收优惠政策研究

税收优惠能吸引众多的企业参加对体育赛事的赞助和支持,对体育赛事的成功举办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厘清税收优惠的法律依据和作用的基础上,对体育赞助及其在税法上的性质进行了分析,并以广州亚运会为例提出税收优惠的必要性和相应的税收优惠建议。

从协调走向“协调+制约”——中国国家机构之间关系的发展趋势探讨

权力运行的普遍性原理是存在的。考察西方宪制的历史可以发现,国家机构间的相互关系一直强调相互制约,而协调的关系也渐渐得到了重视。我国的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则是过分地强调了协调,制约机制十分薄弱,这违背了权力运行的一般规律,应在协调的同时加强制约。

《澳门基本法》在司法适用中的若干问题

2006年澳门中级法院和行政法院的4个判决以及2007年终审法院对中级法院其中一个判决的撤销,使得澳门基本法在司法适用中的问题凸显起来,本文认为立法会是唯一行使立法权的立法机关,行政法规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法院享有司法审查权或违反基本法的审查权,依法行政和司法审查不仅不会影响澳门管制,反而有利于今后澳门法治的发展。

在场权的功能预测与制约因素

在场权的功能主要有遏制刑讯、保障口供自愿性、提高嫌疑人防御能力和律师辩护能力、防止嫌疑人、被告人翻供等。现阶段的在场权试验及将来确立的在场权,能起的作用可能只是防止翻供,这将与改革初衷背离。现阶段及将来长时间内,确立在场权产生的消极影响可能更多。制约在场权功能发挥的因素有:刑事程序和组织上的行政治罪式设计、社会控制和刑事政策要求、官本位、办案激励与办案压力及物质科技限制。下一步刑事诉讼改革的重点应当置于条件建设和权力配置方面,而不是扩张在场权、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权等权利。

入世需要国民待遇立法

入世对我国有关国民待遇的法制制度提出了立、改、废之要求。文章具体从WTO国民待遇原则的要求、国民待遇需要先行存在反垄断立法、国民待遇需要外资准入立法、国民待遇需要外资产业政策更新的立法跟进四个方面展开实证论述。

地方自治与国家统一——中国能否实行地方自治制度

地方自治制度与中央集权制度各有其优势与适用的条件,发展地方自治与国家统一并不矛盾。中国事实上既不再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也尚未建立普遍施行的地方自治制度。国家结构形式应能够容纳多样性与统一性共存和发展。中国作为统一国家,建立稳定、规范的地方自治制度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这可以通过立法的一致性、执法的分权化和司法的统一性来实现。

国营贸易何去何从

国营贸易制度在各国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中是常见的做法,其实质是国家对特定商品进出口的贸易权控制措施。但是该制度一旦被滥用,对正常的国际贸易会造成严重扭曲,阻碍贸易自由化进程。1947年关贸总协定较早地形成了有关国营贸易的规则,并随着GATT/WTO 体系的发展日渐完善。相应地,国营贸易制度的自由空间也越变越小,甚至有呼声要求取缔这项制度。本文从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关系理论、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主权关系理论、反垄断法豁免理论等多个方面加以深入分析,论证了国营贸易制度的合理性一面,指出该制度对发展中国家的积极意义,并强调了中国在新一轮谈判中对此应持有的立场。

德国讯息自决权之范围及其界限

在现代生活中,科技的发展使得信息的快速传递与储存成为可能,个人难以保护其隐私。为能对抗这种新型态的人格侵害,个人的讯息自决权遂成为一项重要的基本权。本文探讨德国讯息自决权之发展源由及其内涵。德国讯息自决权的概念及发展源自联邦宪法法院之"人口普查法判决";此权利是从自我表现权延伸而来,得对抗国家无限制的调查、储存、使用与传递个人信息。为确立讯息自决权的保护范围与界限,领域理论将个人的私生活划分为绝对受保护的核心领域、不可侵犯的私人生活领域。人口普查法判决着眼于领域理论的功能面向,以是否造成人格权核心领域之侵犯,作为是否禁止信息传递与连结的基准。但个人对其数据并无绝对的控制权,在重大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个人必须忍受其权利的限制,而国家对此权利的限制则必须符合法律保留原则与比例原则。

刑事证据法学研究的回溯与反思 兼论研究方法的转型

1996年3月，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对刑事诉讼程序作了大幅度修订，但对刑事证据部分仅仅作了细微的调整。实践证明，现行的证据制度已经根本无法满足诉讼制度改革和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但这也为学术界研究刑事证据制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近年来。

刑法视域中“类型化”方法的初步考察

一、问题的导出：概念、原则抑或类型。无疑，刑法学体系的建构首先有赖于概念的形成。概念的撷取为整个刑法学体系奠定了要素基础。作为一种理论逻辑的前提与底线，概念之于刑法学，当然须臾不可或缺然而，仅仅将思维局限于概念的提炼和阐释是远远不够的，更为严重地讲，是极端有害的。这主要是因为．在抽象概念的思考中，没有或多或少，只有非此即彼可言。这种“择一式的思考方式”对于“既如此亦如此”的中间类型是绝对无法兼顾的。更有甚者，概念虽然有利于提纲挈领，但概念愈是抽象，其内容便愈为空洞，而空洞的代价便是整个体系的意义脉胳不复可见，完全为抽象所遮蔽。

正义的妥协——协商性司法在中国的兴起

2002年牡丹江的“国内辩诉交易第一案”在刑事司法领域掀起了轩然大波，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发现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控辩双方除了对抗之外居然有基于权利处分的诚信合作，还可以就罪刑问题私下协商，在诉讼中作出有罪妥协：而且，这种具有后结构主义观念的司法现象在我国并不鲜见，自1996年新刑事诉讼法颁行以来，立法者与实务界自觉不自觉地作出的许多努力，如确立简易程序、实践普通程序简化审、倡导证据开示制度等等，都是一反“控辩双方誓不两立”之常态，致力于寻求利益间的协商、交换与正义的妥协。

寻找均衡行政过程的博弈分析

一、引言：偏见与退路。直接促成本文形成的动因，乃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所报道的一个事件：浙江省江山市某乡村民汪某，符合婚姻法规定的结婚条件并多次向乡政府申领结婚证，但乡政府扬言汪某不签协议就拿不上结婚证。原来，乡政府拟将由汪某等8农户承包经营的农用地数亩转给某公司使用，该公司从乡政府那里以400元／平方米的价款取得使用权，乡政府却仅支付汪某等人30元／平方米的转让费。8农户开始皆不同意转让，后有6户或因有亲戚朋友在乡里工作，或存在着违章建房，或有其他“把柄”落在乡政府手里而被迫陆续同意。汪某因并无类似理由故自始至终坚持立场。其间，乡政府曾鼓动村支书主动要求与汪某换地，但遭汪某拒绝。乡政府无奈，便以拒发结婚证相挟，以期汪某合作。

以法治消解特权——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反思

特权表现为不受法律限制的专断性权力,它源自于合法性权力的异化。与传统特权的政治化不同,新时期的特权现象日益呈现出了法制化的一面。尽管其内在成因纷繁复杂,但从家体连带、行政双轨制以及对待特权治理目标的认识论误区三个维度,可以为研究特权问题提供新视角。在作为法律之内在支撑的正义之天逐渐淡出政法文化传统之后,唯有通过宪法所设置的人民主权原则重新寻回昔日遗失的高级法传统,辅之以法治原则、权力分立以及公民自治,方能将特权编织进法律的铁笼之中。

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出路

从稳定政治需要到满足治安需要，独具中国特色的劳动教养制度已走过四十多年的风雨历程。长期的实践证明，这项制度有其存在的价值基础。但由于立法规定的粗疏，尤其是程序规范的缺损，劳动教养制度在实施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其合法性、合理性和正当性不断受到质疑。随着我国加入WTO步伐的临近以及批准国际人权两公约时刻的到来，劳动教养制度的前途命运遇到了更为严峻的挑战．其存废之争也演进到白热化程度。有学者称．

揭开特拉华州“公司法神话”的面纱——兼及对我国公司立法的启示

2003年6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公司法》的修订，列入“抓紧时间研究起草、待条件成熟时适时安排审议”的30件法律草案之一。根据以往立法惯例，借鉴其他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的公司法规范，理所当然地成为本次法律修订的应有之义。而盛名在外的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也很自然地进入了立法者的视野。然而，法条“拿来主义”的便利，往往使我们忽略了法条借鉴本身固有的困难和危险，甚至使我们对全面了解他国立法的种种不易也视而不见。本文试图通过客观的阐析，揭开特拉华州“公司法神话”的面纱，并以此为基础，对时下的我国公司法修订提出一些建议。

从一元均衡到二元均衡罪刑均衡的系统性考察

对罪刑均衡的考察实质上是对罪刑关系的解读。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罪刑均衡奠基于人类天生的向往对等性(reciprocity)的本能，它所折射出来的人类对公正理念的追求是永恒的。而作为一项刑法基本原则，罪刑均衡又依托于广博的理论学说，由理论观点的差异必然导致罪刑均衡内涵的流变。这种流变中的罪刑均衡从质上可浓缩为“罪当其罚，罚当其罪”这一古老的法律公式，在量上即表现为从一元均衡到二元均衡的嬗变。

论司法中央化改革的困境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司法改革的一揽子方案,凸显了司法中央化的改革思路,试图通过改变司法权力配置结构来为法治中国提供制度基础。司法中央化承载着复合目标,既要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又要强化中央集权。法治强调司法的权威性和司法独立,中央化改革在这方面的作用不足。中央化通过延长地方控制司法的链条、弱化司法行政化和协助法官管理制度改革等发挥去地方化的作用。中央化改革面临着一些结构性障碍,包括宪法和法律的制约、触动既得利益后的反弹、司法行政化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