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责任与经济法责任定义辨析和本文的见解

法律责任制度是法的一项基本制度。经济法责任制度是经济法的一项基本制度。目前，我国的法律责任制度、特别是经济法责任制度还很不健全。而法律责任制度和经济法责任制度的健全，迫切需要明确法律责任和经济法责任这两个法学和经济法学的基本概念的涵义。可是，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还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远远没有取得共识。

“风险刑法”与刑法风险：双重视角的考察

晚近以来,"风险社会"和"风险刑法"日益成为学者们谈论的热门话题,与其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但是,对于什么是"风险社会"、什么是"风险刑法",特别是对于什么是"风险社会"和"风险刑法"中的"风险"以及"风险刑法"与传统刑法究竟是什么关系、我国刑法在规制社会风险的过程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等基本理论问题,大多数学者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正是由于对上述基本理论问题缺乏统一的认识,因此,学者们在论述与"风险刑法"相关的问题时基本上都是自说自话,根本无法与他人进行有效的对话,也无法提出颇具新意的关于我国刑法制度改革的建设性意见。为了尽可能统一人们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同时也是为了丰富和完善我国的刑法学理论,以指导和解释我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本刊编辑部特邀请我国部分刑法学专家就"社会风险与刑法规制:‘风险刑法’理论之反思"展开笔谈。

论证据相互印证规则

在我国刑事证据法中,证据相互印证规则主要在三个领域发挥作用:一是用来确定自相矛盾的言词证据的证明力,二是用来审查案件是否达到法定证明标准,三是用来判断被告人供述是否得到补强。作为一项旨在对证明力加以限制的证据规则,证据相互印证规则强调无论是证据事实还是案件事实,都要根据两个以上具有独立信息源的证据加以认定,注重证据信息的相互验证,避免仅凭孤证定案,这有利于防止伪证、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然而在目前以案卷为中心的裁判方式下,法院很少关注证据的合法性问题,证据相互印证规则的适用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效果。

恩格尔定律与财产犯罪数额标准之确定

通过对财产犯罪的历史性考察,以恩格尔定律为基础建立了确定和调整财产犯罪数额标准的理论模型,指出应以家庭平均年剩余财产数额作为财产犯罪的数额标准,并应在家庭平均储蓄余额等于当前年度家庭平均年剩余财产数额时将财产犯罪数额标准调升为当前年度家庭平均年剩余财产数额;并根据模型论证了财产犯罪与财产侵权的区别,对实定刑法上贪贿犯罪数额标准和法定刑的设置失当进行了反思。

有组织犯罪预防论要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在这一时期,有组织犯罪在形式和实质上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其态势已经构成社会稳定、经济安全、基层政权的重大威胁,成为影响建设和谐社会的一大隐忧。因而加强对有组织犯罪现状及发展态势的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治理方略,对于遏制这类犯罪的蔓延和对社会肌体的腐蚀具有重大意义。对该问题的研究,应综合刑法学、犯罪学、刑事政策学乃至法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兼顾学理与实践,以期提出积极、有效、符合实际的研究成果。

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功能之考察

案例指导制度是指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确立、颁布对全国审判、检察工作具有指导作用的案例的制度。案例指导制度具有创制规则的功能。案例指导制度与司法解释制度是相互独立存在的司法制度,两者的功能都是为司法活动提供裁判规则。案例指导制度与我国古代法中的"例"在功能上存在较大的差别:前者是以案例的形式提供裁判规则,具有较强的行政性;而后者是以规则的形式提供裁判规则,具有较强的法律性。

公众参与和中国法治变革的动力模式

三十年法制改革的动力,从整体上看来自于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在法制改革的初期阶段,这种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动力模式有其现实合理性。但从法制变革,特别是行政法治改革语境看,自上而下动力模式在逻辑上和现实上也有明显的局限,存在着动力衰减的现实可能性。为了使法治改革在秩序和变革的平衡中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动力,应当引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这双重推动力。

股东代表诉讼的司法适用与立法完善--以《公司法》第152条的解释为中心

《公司法》确立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法院的审判实践中将会遇诸多问题。关注司法判例和展开理论研讨对于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我国的成功适用至为重要。理论界和实务界不应拘泥于法条的诠释,而应当结合中国股东代表诉讼的实际状况不断反思制度架构和运作程序,惟其如此,方可使我国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兼具"适应性"和"适用性",既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又能方便司法适用。

当代行政的“民主赤字”及其克服

行政"民主赤字"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基于当代行政在目标期待、活动依据和功能等方面所呈现的新变化。而行政活动的政治化、国家行政的社会化、行政立法的大量兴起以及贸易、投资管制的国际化等,使原有的行政法治模式为行政活动提供"民主正当性"的能力日益匮乏,从而造成了行政的"民主赤字"。克服当代行政的"民主赤字"需要一种使行政过程得以自我合法化的多元主义进路,即"参与式治理模式"。"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取决于以公众"充权"和程序保障为核心的内部机理之完善以及对政府体制的直接改造和对社会环境的间接改造。

论刑事证据的多重视角

随着刑事证据立法及相关证据理论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于证据规则、证明、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基础性理论问题展开了“外科手术”式的逐一解析，但对于证据的概念问题，却殊少涉及，即使偶有触及也往往如同蜻蜓点水般地一笔带过。然而，这一问题却是证据理论研究和证据运用的基石性问题，也是任何证据理论研究都无法绕开的原点。

论物权的定义与本质从一种方法论的角度

一、物权定义的理论分歧。物权是什么?这是物权法理论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很显然，如果物权概念缺乏清晰的内涵，或者任何人均得根据需要自行填充其内涵，则物权法理论体系将因缺乏最基本的材料而无法建立，物权法规范将因缺乏最基本的认同而无法适用，物权法学者相互间将因缺乏最基本的共识而无法交流。

英美传统行政法“合法性解释模式”的困境与出路--兼论对中国行政法的启示

就本质功能而言,行政法可以视为是一种对行政活动的合法性进行解释的系统。行政法面临的根本问题是非民选的行政机关及其人员所行使的行政权力,如何才能得到"合法化"解释。围绕这一问题,英美传统行政法"合法性解释模式"试图将立法机关的政治合法性"传送"到行政活动之中,从而赋予行政过程合法性。不过,由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广泛存在以及现代行政过程不断向"政治过程"转化,传统模式的解释能力面临巨大挑战,而以政治多元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公众参与和协商为制度基础的"自我合法化模式"成为当代行政法进行合法性解释的新模式。

摆脱“流水作业”的诉讼模式

中国的刑事诉讼在纵向上可以说具有一种“流水作业”式的构造。公安、检察和裁判机构在这三个环节上分别进行流水作业式的操作，他们可以被看作刑事诉讼这一流水线上的三个主要的“操作员”，通过前后接力、互相配合和互相补充的活动，共同实现刑事诉讼法的任务。

构建自由幸福的温床

当今中国社会是一个面临巨大转型的社会，而这些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法治社会的实现，这样的社会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您好，芮先生

在一般社交场合，‘先生’是一个极其普通的称谓。可是，在古色古香、却又永远生机勃勃的燕园里，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才被师生们由衷崇敬地称为‘先生’。这些在北大被尊为‘先生’的人，无一不是德高望重的宗师泰斗。

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后依据责任认定书索赔的行为如何定性

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汽车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交通事故也日益增多。在各类交通事故中,因“并线”造成车辆碰撞、刮蹭的,按“并线让直行”原则,“并线”车应负全责,但由此也引发了一些本不该发生的“交通事故”,造成“并线”司机的经济损失,也带来了司法实践的困惑。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与本刊结合典型案例,邀请相关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对“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后,依据责任认定书索要赔偿的行为如何定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