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人口犯罪原因与对策分析

外来人口犯罪是我国近年来比较引人关注但也比较缺乏研究的一个社会法律问题。我国的外来人口犯罪有其显著的特征,其原因包括社会成因和个体成因两个方面,据此提出了外来人口犯罪控制对策。

仅有紫霞是不够的

偶翻一本小册子，20年前出的，介绍西方司法制度，作者是几位前辈法学家。名家之笔，确实凝练精到，百余页书，句句肯綮，直让人疑心当年写废话是不是要扣稿费的。感叹之余，瞥见这样一段话：

中美隐私观所折射的文化差异

跨文化交际双方对私人权利的相互尊重是交际顺利进行的前提。隐私观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重要课题。隐私观念的差异是造成文化差异的重要原因,同时思维方式又是语言发展的深层机制。中美隐私观在两国语言文字上得到充分体现。本文从语言与文化的角度探讨中美隐私观所折射的文化差异。

论人道主义干预的军事干预标准——质疑功利主义标准之“合理的成功机会”

一界定一个概念:"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人道主义干预""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有学者将之翻译成"人道主义干涉",也有学者译为"人道主义干预"。笔者认为,在中文语境下,将"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译成"人道主义干预"比较科学一些,更能符合并体现国际法的精神。

居民委员会的法律社会学解析

一、居委会的发展阶段 居委会从建立至今大致经过四个阶段: 1、初建阶段(1950年-1956年)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城市出现了由群众自己组织起来的名称不一的自治组织.最早以居民委员会命名的是天津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1950年3月).这一时期各地建立的居民委员会规模大小不一,职能混杂.1952年,《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和《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出台.1953年6月8日,彭真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关于城市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组织和经费问题的报告》.①其后,中央批准了该报告.各地陆续建立了居委会组织,其性质均属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危机管理中的政府与媒体间关系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不可避免地会因各类矛盾和问题而引发不同程度的公共危机。有效、及时、和平地处理各种类型的危机事件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各级政府在今后所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公共危机管理的核心是有效的危机沟通,建立政府与媒体沟通的良性互动机制。然而,由于历史和体制上的原因,我国政府在与媒体沟通过程中存在着媒体公关意识错位、沟通机制不健全、制度保障真空等问题。针对这些不足,政府在处理好与媒体的关系中要统筹兼顾、多管齐下:树立正确的媒体公关意识;创新政府的突发公共危机反应机制;构建高效的沟通机制;以新闻体制改革为载体营造政府与媒体之间自由沟通的公共空间等。

宏观调控行为的不可诉性探析

宏观调控行为属于决策行为和国家行为 ,具有不可诉性 ,但并不意味着宏观调控行为可以不受监督和不负责任、受控主体的权利受损害时不能救济。

国家立法赔偿的逻辑

现实中有立法赔偿的需求,但在学理上却无法提出完整的逻辑论证,应当在纷繁的论争中分清事实与逻辑,通过审视事实背后的逻辑来完成对立法赔偿的理论论证。对于针对特定主体的违宪处分行为或明显过错下的不作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害应进行国家赔偿,其过错由议会集体承担。

乔占祥诉铁道部春运票价上浮案之法理思考——兼论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案情简介] 石家庄市律师乔占祥在2001年春运期间,购买了石家庄至磁县、石家庄至邯郸车票,票价比平时分别多了5元及4元。他认为铁道部的这一涨价通知没有法律依据,于1月18日向铁道部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独立性新论——兼及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诉瑞士工业资源公司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

国际商事仲裁是建立在双方当事人契约自由基础之上的，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是国际商事仲裁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性质和地位如何直接关系到国际商事仲裁的顺利进行。本文拟对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独立性问题进行新的探讨，以期进一步廓清人们在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上存在的分歧。

从公共财政到现代财政:政策逻辑与理论构造

我国的公共财政制度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末,已实施了十余年之久。作为财政改革的最新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这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对公共财政制度作出的修正、补充和完善。随着财政被赋予"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全新定位,公共财政面临理论本土化不良、法治性彰显不足、功能覆盖面狭隘等内在缺陷,不能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从公共财政到现代财政的转型,体现了政府与市场相互关系的重新勾勒、财政公共性与法治性的优序调整、财政与国家治理进程的紧密对接,彰显出公共财政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公共财政理论的纵深拓展。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法治、共治与善治的统一,这就决定了欲建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匹配的现代财政制度,须从加快完善财政立法、坚持多元主体参与、贯彻理财治国思想等方面着力,推动传统的公共财政不断迈向现代化。

财政立宪:公共财政与国家宪政的双向互动

公共财政的宪政性质与意义相当明确,其本质在于通过公民财产权与政府财政权的互动,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平衡。首先,从历史渊源来看,公共财政与宪政的耦合始终交织于宪政运动中。以税权分配为核心的财政争端是宪政发生的直接动力,近代宪政改革的直观成果则体现为财政转型。其次,从立法文本来看,财政权是国家经济权力乃至一切权力的根本,以控权为宗旨的宪法规范将约束财政权力作为其核心内容。最后,从实际运行来看,公共财政与宪政呈现互联互通的关系。公共财政的良性运行是宪政得以建立的社会基础,而宪政制度又是支撑公共财政的制度保障。经由财政转型确立宪政体制,再通过推行宪政保障财政运转,形成了"财政立宪"的基本逻辑,这是最可能"看得见的宪政",也是公共财政的要义,为社会的转型与立序开辟了一条积极而又稳妥的道路。

财税法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功能与担当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财政定位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高度强调财税法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责任与担当。追溯历史,伴随着"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派—自由放任理论—国家干预经济学说"的理论嬗变,财税法在国家形态变迁中的规模和职能逐步扩张,通常作为国家变革和社会进步的推动力与导火索,二者呈现出紧密映照的互动关系。回归当代,相较于其他改革措施,财税法治是一种共识最大、阻力最小、最容易操作的优选路径,彰显出理财治国、公共财产保护、纳税人权利保障、收入分配正义的综合目标。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观视域下,将"理财"作为"治国"的"领航舰",将财税法治作为当前改革与治理的"突破口",乃是强国之道与应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