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青年发展型社会的理论探究

党和国家的事业要发展,青年首先要发展。在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构建青年发展型社会对于持续推进党的青年工作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支撑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以及积极回应和满足青年发展需要,都具有重要作用。当下我国青年群体呈现出性别比失衡风险增加、流动人口规模增大、人口综合素质提高、网络使用率较高、职业发展更加多样、就业创业竞争压力较大等鲜明特征,需要重点关注青年的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职业发展与劳动权益保障、文化观念与社会心态、婚恋观与生育观、家庭代际实践与养老功能等重大议题。在全面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应突出以人为本、规划引领、系统推进、突出主体、立足国情的思路,从营造良好氛围、优化顶层设计、构建保障体系、完善监测评价等领域着手,推动构建青年发展型社会。

少数民族职业教育与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专访北京大学马戎教授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如何参与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事业中,对于实现民族平等和巩固国家统一非常重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事业如何发展,关系到少数民族新一代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以及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经济体系和文化生活中的相对地位。针对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职业教育如何推进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的问题,我刊编辑蓝洁专访了著名社会学、民族学专家马戎教授。

规划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以社会治理机制为视角

文章以社会学研究路径考察规划,从治理的核心——合约出发,讨论了规划合约的不完整性和不完全性,并将其引申到对规划治理的三个阶段,即事前协调、目标-过程实施、事后调整考察中,进而引入规划方式差异,探讨其与目标特征、社会互动特征之间的优化匹配。文章认为,当终极目标具有高确定性,社会互动具有高定时行动依赖度时,一体化规划较分立协调规划在目标实现概率和交易成本节约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当终极目标具有低确定性,社会互动具有低定时行动依赖度时,分立协调规划较一体化规划具有相对优势。文章还对错位匹配进行了探讨,认为有限认知能力特别是理性的自负、层级组织中的形式主义运作程序以及制度环境对某些潜在优选规划方式的约束,都是造成错位匹配的原因。

老年人居住方式对其社会参与的影响探究——基于中介效应机制的分析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其中,社会参与关系到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以及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研究基于2020年CLASS数据,采取了Logistic回归和多重中介效应的方法,量化分析了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并探究其背后的中介机制。研究发现,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产生了显著影响,且存在家庭支持网络、老化态度和社会适应的多重中介效应。研究认为,不但应建构立足社区的老年社会参与平台,还应在全社会贯彻积极老龄化的基本理念,共同推动老年友好社会的形成。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视域下当代中国婚育观念及新型婚育文化构建

婚育观念对婚育行为的塑造具有基础性的导向作用。面对我国人口规模和结构显著变化带来的持续性挑战,构建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目标相适应的新型婚育文化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婚育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形塑了婚育年龄逐步推迟、离婚和同居现象增多、生育意愿和行为普遍降低、家庭关系结构多元发展等主要人口特征。究其原因,是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大转型,全民尤其是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促使婚育观念发生转变,社会保障制度使家庭经济和赡养功能不断弱化,社会流动成本挤占婚育行为,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侵蚀婚育价值等综合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对此,构建新时代婚育文化应进一步完善婚育政策支持体系以增强婚育行为的积极效应,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强调婚育责任和家国价值同构,增强性别平等意识,重视家庭建设,大力弘扬家文化优良传统,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主流意识和社会规范力量,实现适度的婚育水平,最终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社会生态适应模型下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再探究——基于CGSS2021的检验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仍然是学术界的重要议题。基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的数据,本研究引入了社会心理学的社会生态适应模型,旨在以新的视角探究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入影响机理。研究结果发现,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主要受到受教育水平、语言能力、住房产权和婚姻状况四个方面的因素影响。这些因素不仅整体性作用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还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他们的经济立足、政治参与、人际交往和身份认同水平。通过实证检验社会生态适应模型中的关键因素,本研究进一步挖掘了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深层次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综上,本研究以社会生态适应模型为实证研究视角筛选和确定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关键因素,为下一步有效缓解农民工社会融入困境提供参考依据。

契合与调适:数字化治理在乡村社会的实践逻辑——浙江德清数字乡村治理的个案研究

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考察浙江省德清县的乡村数字治理实践,研究发现数字化治理体系并非以发展主义的技术增长逻辑进入乡村社会,而是在与乡村社会基础达成契合、与乡村传统治理模式进行调适的过程中发挥效能的。在与基层治理任务繁重、农村地区治理环境复杂、农民离村流动加剧等乡村社会条件实现契合的过程中,数字化治理体系通过全景可视、实时反馈、平台连通等机制为乡村带来治理革新。与此同时,数字化治理的“时空脱嵌性”及其“制度化专家”角色,则与基层权威的合法性形态、农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之间存在张力,彰显出调适的必要性及可能路向。因此,数字乡村治理逻辑与传统乡村治理模式之间并非进步替代关系,应探寻数字治理与乡村社会之间新的平衡。

从社会诊断迈向社会干预：社会工作理论发展的反思

自社会工作诞生一个多世纪以来,其一直受到西方社会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与实证主义方法的影响,致力于回应社会需要和解决个人/家庭或社会问题。然而,伴随着社会与文化变迁以及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社会工作早期发展起来的价值判断、技巧与实践模式,已难以适应变迁的文化与政策环境。因此,在21世纪,社会工作需要进入新的启蒙状态,对过去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做全面的反思。而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制度、文化、专业学科体系和社会结构等的差异,社会工作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将经历不同的发展道路。

社会运动理论:范式变迁及其与中国当代社会研究现场的相关度

对中国社会学早期学术关注点的回顾,我们发现了"政治的维度(the political)"的长期缺失。然而,随着中国转型社会的重构和与之相伴随的利益保卫和利益磋商行动的高发,围绕"政治的维度"的学术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日益高涨的重要性。作为社会学学科内部处理"政治的维度"的一个重要理论和知识来源,对社会运动理论的介绍,目前尚处在起步阶段。在我们引入的时空框架中,追溯西方社会运动理论范式的演变历程,分析这些理论取向与当代中国社会研究现场的相关度,说明政治进程模型、古典理论和社会建构论/文化理论对当代中国相关现象的解释力要更强一些。

北京共识：中国经验的历史总结，还是中国发展的未来战略

有不少人将雷默提出的以"创新"和"公平"为核心理念的与"华盛顿共识"非常不同的"北京共识"理解为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经验的历史总结,这种理解是不符合事实的。尽管与其他国家同时期展开的市场转型过程相比,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转型在发展策略上有自己的特点,但在基本方向上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主要国家普遍展开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基本一致。而雷默以"北京共识"为题所概括的三大定理,只能被理解为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总结以往发展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为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所确立的一种新战略模式。但即便如此,雷默的某些论述也有过于简单之嫌,需要重新加以阐释。

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与教育研究

涂尔干是社会学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也是教育社会学的主要奠基者。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的,也是唯理性—科学主义的。他指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应是社会事实,这种社会事实是整体的而不是个别的;是普遍的而不是特殊的;是群体行为而非个体行为。涂尔干对教育的研究贯穿于他的方法论中,并集中体现在教育与社会学、教育思想史与道德教育的论述中。对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与他对教育的研究进行梳理,尝试重现他对教育与社会关系的真实思想和运用在研究上的方法论,有利于对涂尔干的教育社会学思想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动荡岁月的韦伯与德国社会政策的历史发展(1890-1920年)——一种历史社会学的分析

过去几十年来,社会科学家对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兴趣不减。然而,针对韦伯的思想与德国社会政策历史发展二者之间关联的研究却不多见。本文试图从历史社会学视角出发,结合韦伯的主要文本和相关历史素材,讨论在1890-1920年这段动荡的岁月中,韦伯的学术及政治思想与德国社会政策历史发展的联系,进而深入理解韦伯的政治理念如何影响当时德国社会政策发展的辩论与发展方向。在动荡岁月和生命最后阶段的韦伯,一直没有停止对学术与政治主题的思考,也从未放弃作为教师的治学理性和作为政治参与者的热情。但是,韦伯作为一个理性的自由主义者,也充分意识到政治自身的局限性,他明确提出政治的不可能是基于理性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而社会政策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价值判断与技术理性之间的张力在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中会对公民的社会生活产生不同的影响。

迈向证据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研究

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不仅有赖于逻辑自明的“以理论为导向的经验研究”(theory-oriented empirical research),有时候也来自针对特定社会干预方案及其后效的实证评估。本文首先给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政策”的广义界定,认为在一般性社会干预的视野下,任何一个企图提升人类,或其内部特定人口组群(population segments)之总体福利的公共知识行动(public knowledge action),都具有社会性,因此都是社会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引入作者亲身经历和关注的三个政策案例并见证了社会行动者对特定政策的适应性回应之后,论文提出了迈向“证据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研究”这样一个倡议,将其看作当代社会知识生产的一个主要来源,并强调指出,对社会政策证据生产之时序性的完整把握在这一知识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文章还将该生产时序分解为三个阶段进行细致说明:(1)对嵌入性政策场域(embedded policy field)的定性把控;(2)操作化、多点测量和评估证据的系统采集;(3)作为包容性解释的理论叙事(theoretical narrative[s] as accommodating explanation)的生产和提炼。

大变革时代福利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社会政策的中国道路

本文从当今大变革、大调整的背景出发,在阐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业化国家福利体制与社会政策发展的基础上,运用社会理论探讨和分析了当代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政策问题,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全球风险与大变革背景下社会政策的中国道路问题。作者指出,基于文化传统与政党制度的独特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中国在社会政策实践的制度与模式既要吸收国际经验,也需要保持必要的制度惯性与内在性,以平衡自身发展要求与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

网络话语权与青年社会地位获得

如何将青年人纳入到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之中,从而完成世代的更替,是从前现代社会到后现代社会的全谱系社会形态的一个核心任务;而当代学术的关注焦点则在于:如何在变动不居的结构性力量的约束、推动和形塑之下,来理解社会的这一核心任务。本文尝试以这一宏大学术议题为背景,讨论当代中国青年的一种看似悖论性的境遇:线下疏离、线上活跃。本文从地位获得和地位保卫理论出发,以当代中国青年相对局促的线下社会处境,与带有赋权含义的线上文化实践地位的对比为切入点,将网络话语权看作青年地位获得和地位维持的一个核心机制,由此解释这一看起来不一致的社会现象。文章最后给出了面向青年世代的网络舆论治理的三大原则——理解、承认和自制力的社会期待,以此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及其社会治理代理人容纳(accommodating)青年世代的重要战术策略。

结构性变迁、消费社会化和政治消费主义:也谈国潮消费现象

伴随着新一代青年消费者逐渐登上中国社会消费决策和消费执行的主舞台,在某些产品品类中,出现了国潮消费的现象,也即青年消费者对国内品牌的市场支持极大改变了市场份额的分配。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在常规品牌选择的微观解释之外,多重结构性变迁趋势的聚合、消费社会化的真实体验,以及不稳定国际关系背景下的政治消费主义立场,是解释国潮消费现象之兴起的三大线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社会文化活动的消费,已经越来越脱离开纯粹经济效用的理性范畴,而日渐发展成为一个关于认同忠诚、符号重构和文化选择的社会建构领域。

英国针对祖辈照顾孙辈的政策支持研究

祖辈是孙辈照顾的重要人力资源。根据英国人口增长情况,特别是儿童数量变化的特点,推算英国祖辈数量,阐明助祖政策可能影响的人群规模。同时采用文献法,从英国政府发布的官方信息中搜寻、梳理助祖政策。研究发现,英国的助祖政策虽然项数不多,但实际作用效果较好。这些政策多嵌于育儿政策中,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出资少,相关权利及获得的优惠可在家庭中实现代际转移。这些政策一方面使祖辈获得支持,缓解了子代的育儿压力;另一方面又促进了代际交流并加强了两代人相互支持的力度。相关政策为中国生育支持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提供了一定思路。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劳动力老化:发展趋势、机理分析与应对路径

农村劳动力作为乡村最具能动性的生产要素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最大利益需求者,其年龄结构的变动趋势关系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乡村治理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当前农村劳动力老化的绝对水平和相对增速均高于城镇,未来30年农村劳动力供给将继续呈现年龄结构断层的发展轨迹,劳动力老化水平始终超出40%的临界值;在空间特征上呈现出非均衡分布的特点,存在区域和省际差异。农村劳动力老化水平急速提升源于,劳动力乡城转移的年龄选择性带来的农村大龄劳动力相对增多和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加剧背景下农村老年人口抚养比大幅上升,而这将逐渐打破原有的农业生产要素分配格局和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势必对农业经济活动和农村社会系统产生深层次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有效应对农村劳动力老化的路径选择,以提高乡村人力资本质量和发挥农村社会主体的主动性。

劳动力老化如何影响劳动生产率?——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中国自2000年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作为社会经济基本要素,劳动力老化使得社会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新挑战与新机遇。为探索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基于2000—2020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在借鉴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利用长差分模型实证分析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老化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进一步从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两个方面考察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后发现,劳动力老化主要通过影响技术进步与劳动就业作用于劳动生产率;此外,劳动技能提升、公共财政投入等公共政策可以有效降低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消极影响;最后,本研究认为,若想有效应对这一问题就要加强对生育问题的关注,要从劳动技能提升、公共财政投入等方面制定专门且有效的公共政策,并在具体实施时,注重相关政策向中西部地区、二线及以下城市等特定地区倾斜。上述这些研究结论有助于从劳动力老化视角解释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的表现差异,对于推动人口发展新格局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省际流动人口年龄模式及其特征——基于省级尺度的类型分析

基于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以流量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在描述中国各省区省际流出与流入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基础上,结合聚类分析方法,类型化分析了中国31个省区的年龄别流出率和年龄别流入率,并进一步结合各省总省际流入率与流出率综合性地提炼出五种类型。分析结果表明,各省的省际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存在较大差异;四类流出模式和五类流入模式可以概括省际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模式;结合各省总的流出率与流入率则可以将各省的年龄模式综合为五种类型。这些结果可以作为未来区域性人口预测的相关参数。最后还提出了有关人口迁移流动的定义问题、年龄模式的地域差异性反映了我国人口迁移转变的地区阶梯性,以及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甚至中国人口问题)的地域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