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职业化趋势中的传统与传承:一项关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的个案研究

处于转型期中国的大学,在社会发生剧烈变革、"断裂"成为基本特征的背景下,在研究和发表日益成为大学主要行为特征而各个专业系科分工成为主要结构特征的前提下,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张力,即如何在日常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中实现教育在传统上的基本功能——并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和从事研究而是要实现"教以成人"这一东西方传统教育的核心要求,这也是现代早期西方学院的主要诉求。通过对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所代表的中国社会学传统的梳理,本文发现,传统意义上"为己"的社会关怀与责任感、对于经典的传承与相应的教育、扎实的社会调查、兼容并包的治学态度和文化自觉的意识,是将研究、教育和育人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且回应上述问题与焦虑的途径。

从学科知识到治理实践——由狄波拉·勒普顿《数字社会学》引发的思考

长久以来,人类社会持续受到各种意义上的“数字”的影响。从传统社会的“数目字管理”,(1)到现代社会的“数字化生存”,(2)再到今天的“数字经济”,(3)诸多数字形态及其应用塑造和重构了我们的社会秩序、生活方式和产业结构。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崛起,以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元宇宙、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亲社会视角下自愿工作的动因研究——以北京大学BBS版务组为对象的考察

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框架下,自愿工作在本质上是亲社会行为的一种,它代表着对他人或社会有积极促进作用的有益行为。通过对北京大学BBS版务组无偿志愿行为的考察,本文就亲社会理论视角下的自愿工作进行了定性研究。研究发现自愿工作实质上有着两重动因,即外在制度上的激励和内在心理过程的支持模式,这二者共同推动了在没有直接物质激励前提下亲社会行为的产生。此外,研究回应了组织行为学中的"组织公民行为"理论,认为科层组织中的非正式社会关系不仅未成为阻碍组织正常运行的滞阻因素,反而促进了组织内部亲社会行为的产生。最后,研究还提出当前有关亲社会行为的动机和后果的研究,要从既有的个体心理过程和机制出发,拓展到对于宏观群体过程、制度环境等要素的综合考察。

代际社会学视角下新时代青年群体研究

新时代青年成长于重大社会历史变迁时期并形塑了独特的群体特征。本研究以“社会代”概念和“生命历程理论”搭建分析框架,强调宏观社会路线约束和个体生命历程间的互动作用,具体包括新时代青年群体共同经历了两大发展奇迹、教育扩张大潮、人口迁徙浪潮、互联网全覆盖等重大历史事件,并形塑了独特的人口和社会文化特征。基于此,本文提出新时代青年群体研究应重点聚焦低生育社会下青年婚恋观和生育意愿研究、高社会流动下青年城市化路径与社会融入研究、数字化背景下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及其影响研究等议题,并提出了研究展望。

北京大学小班研讨课教学改革的实证研究

北京大学2012年秋季启动本科生"小班研讨课教学改革"试点。文章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的基础上,从课程、教师、学生、设备四个角度分析五个试点院系课程改革的情况和学生满意度。研究表明:初次改革,小班研讨课课开展现状大体良好,受到多数学生欢迎。部分课程在上课方式、师生间沟通、上课教室硬件等方面仍存问题。

全球化、本土性与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马戎教授访谈

邹赞（以下简称＂邹＂）：我想从几个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关键概念入手开始本次学术访谈。当代西方民族主义学者像埃里·凯杜里、安东尼·史密斯、霍布斯鲍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等都对民族、民族主义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探讨,不论是着眼于政治经济视角,还是专注于文化意识层面,共同之处都表现为对民族原生论调的驳斥。

感知与洞察:研究实践中的现象学社会学

本文认为,现象学社会学对定性研究实践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由现象学的内涵所规定而强调的一种积极的认知态度。而这种积极的认知态度一旦被贯彻,就会给我们的研究乃至学生培养和训练带来一种革命性的改变。这样一种认知在研究实践中经由感知与洞察得以完成,从而获得对现象的意义的相对深刻与准确的理解和解释,由此也给出了现象学社会学将"日常生活"作为其主要研究领域的原因:日常生活即是"生活世界"的中心,而由社会行动者(包括他们形成的主体间际)及其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所组成的生活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一个意义的世界。

从社会学视角看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近年来,我国高校毕业生数一直处于较快增长的态势,而大学生就业率却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越来越凸显,已经成为备受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从风险社会、高校扩招、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大学生自我定位等几个方面可以很好地对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进行社会学的解读。为了有效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应该完善市场机制,加大政府作用力度,改革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

“意识”、“见识”与教学过程中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一个现象学与现象学社会学的视角

一、前提 崔允漷等在阐释教学活动的逻辑必要条件时认为，判别一种活动是不是教学活动，主要依据下述三点：引起学生学习的意向；明释学生所学的内容；采用易于学生觉知的形式。显然，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不将教学活动与课堂教学等同起来的定义。它对我们的启发是，虽然课堂是教学活动的主要场合，实际上对一个教师（当然也包括大学教师）来说，教师和学生的互动不应只局限在课堂上，

舆论支配与三重社会图景:涂尔干对卢梭社会学说的再造

舆论支配既是卢梭阐释社会状态的关键,也是涂尔干分析社会事实的重要参照物。借助舆论议题,涂尔干在改造自身解释系统的同时再造了卢梭的社会学说。卢梭认为,舆论是社会堕落的根源,需经由立法者的引导才能变成政治创制的基石。在早期的社会形态学路径中,涂尔干从比较法的视角考察了舆论、法律与社会类型的关系,在否定卢梭人性基点的同时强调了社会对人性的提升作用。为摆脱“决定论”色彩,涂尔干在与塔尔德的论战中为舆论机制纳入个体同意的条件,使社会成为符合个体本性的自然约束。在集体表象视角下,涂尔干彻底倒置了卢梭对自然和社会所作的等级序列,将社会从“压制本性”的人性枷锁修正为“提升本性”的文明基石。

经验与经验的现象学社会学化 读哈维·弗格森的《现象学社会学》

长期以来,现象学社会学这一社会学理论中的分支,似乎只是舒茨作品的代名词,而与现象学运动本身相关的庞大思想传统/脉络无关。也由于自胡塞尔以来的现象学运动独成体系的特征和在思考力度上的要求,使得现象学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工作往往只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所代表的现象学哲学作为一种阅读和思考的背景,且将这一庞大的思想资源归于纯粹哲学的范畴而束之高阁。对于社会学来说,现象学自身仿佛成为不切实际的＂临空蹈虚式＂的哲学的例证,社会学对于现象学最好的态度,也不过是敬而远之。

平台经济下劳动者职业安全探究——基于对北京X站点外卖骑手的劳动社会学调查

平台经济劳动者的职业安全近年来颇受关注。以北京市X站点为研究对象,分析外卖骑手职业安全影响因素,发现在"资本―劳动者―消费者―商家"的四方主体关系中,其面对任意主体均处于弱势;平台通过限时计件工资制和消费者主导的工作质量评价系统,将监管控制权转移至消费者以实现对外卖骑手的经济控制;为提高收入,外卖骑手延长软件在线时间、缩短每一单配送时间,导致产生超长工作时间、违反交通规则等不安全因素。时间是影响外卖骑手职业安全的最关键因素。应完善互联网餐饮配送行业的用工模式和制度,设定最低小时工资标准,规范奖惩机制;更新平台算法,分割商家出餐时间和外卖骑手配送时间;完善劳动关系界定标准,强化各主体的责任,维护外卖骑手合法权益。

中国社会学社区学派与教育制度研究

中国社会学社区学派在1949年前以费孝通等为代表在教育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学术传统,如强调以社区为研究单位,重视田野调查,采整体论和功能论的立场,把教育制度放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进行探讨等;1980年以来,社区学派的传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这种研究传统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着一些局限,费孝通等学者试图克服这些局限,发展社区研究方法;同时,西方制度理论与组织理论在场域研究层次上的结合也为社区学派研究传统的革新提供了借鉴,这可能会使社区学派的研究出现一些新的趋势和变化。

中国式现代化新格局下我国社会工作的结合性建构

党的社会工作部及其系统的建立将建设功能整合的社会工作体系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面对以转隶职能部门为基础新组建的党的社会工作系统及其被赋予的统筹指导多种社会工作发展的职责,应该尽快建构起与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相适应的结构连接、功能整合的社会工作体系。其基本思路是参照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既有……更有”的逻辑,对党的社会工作诸部门、社会工作部与其他相关政府部门、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与本土行政社会工作实践进行结合性建构,将制度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

“如何做社会理论研究”圆桌研讨纪要

时间:2024年2月25日形式:线上会议主持人主持人: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次学术研讨会议。本次研讨会主题是“如何开展社会理论研究”,社会理论作为社会学学科延续和发展的基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相较于成熟的社会学定量抑或定性研究,社会理论研究并没有形成一种稳定的、可遵循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面对不同的知识传统,如何兼顾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进而提出我们这个时代有效的理论问题,以此回应社会发展之问,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社会工作者参与政策实践的三大基础

社会工作既是基于价值的专业和理论驱动的专业,也是回应社会需要的专业。公平正义的价值观、生态系统理论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构成了社会工作者参与政策实践的三大基础,社会工作者可以且应当利用政策实践方法去实施、完善和创新社会政策。

社会网络对中青年群体养老责任认同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 2018年数据的检验

从人口代际更迭的角度看,我国目前的中青年群体步入老年阶段后将面临重度老龄化和高龄老龄化并存的养老困境,亟须通过前瞻性制度规划和资源准备避免养老压力的代际叠加。由于认知是意愿形成和行为选择的前提与基础,中青年群体对养老责任归属的态度直接关系未来规模庞大的老年人口的养老方式,厘清其对养老责任主体的倾向与偏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判未来潜在的养老需求,从而在养老资源总量不足、结构不均的情况下实现“有备而老”的积极老龄化目标。同时,我国是典型的人情关系社会,人们往往会借助血缘、亲缘、地缘等社会关系网络及相应资源降低养老活动的运行成本,尤其在家庭养老功能日趋萎缩的背景下,社会网络正在成为个体应对养老风险的重要支持力量,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社交形式日益普及,也为保障老年福祉提供了新的可能。但目前学界相关研究对中青年群体和社会网络因素关注不足,仍然存在研究内容和研究维度上的缺位。基于此,本研究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分析我国中青年养老责任认同的变迁趋势,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社会网络各因素对中青年养老责任认同的作用机制,并以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在家庭赡养功能持续弱化的宏观背景下,传统的代际责任伦理在我国中青年群体中仍具有相当强的生命力,同时其对社会养老机制和自我养老机制的接受度逐渐提高。而社会关系网络能够发挥非正式保险的效用,对正式养老制度形成补充,进而降低社会风险对家庭的冲击。其中,以朋友交往为代表的强关系对子女养老发挥强有力的替代作用,弱关系网络主要具有补充功能,说明群体信任更强的强关系网络具备弱关系无法比拟的养老资源优势。而互联网作为社会网络中交往行为和互动关系的新表征形态,通过信息传递与政策普及,增强互助养老意识,社会信任则代表个体获取社会关系网络中信息与资源的能力,通过建构社会资本,弱化人们对子女和家庭养老的依赖。因此,以社会支持网络对现有养老实践作出补充,或将在有限养老资源的约束下缓解我国持续加剧的养老压力。

论社会维度视角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意义。目前二者在融合的过程中存在“不全”“不深”“不便”“不愿”等诸多问题。通过“社会维度”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框架对社会分类、社会过程、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与社会群体进行深入考察,可以理解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过程的复杂性,能够为科学研究、政策制定和产业实践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指导。其中,社会分类涉及“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不同模式、“内部孵化”与“外部对接”的不同策略。社会过程的分析有助于从时空演进和产业扩散等多个层面揭示“数实融合”的动态路径和关键节点。社会结构的支持与分化特征决定了“数实融合”的可行性与差异性。企业作为社会组织在推动“数实融合”中既要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自身的增长与再生产,又要平衡资源、整合需求、重塑架构、确保数据安全等。关注不同社会群体的参与状况和所受影响,理解他们的需求和行为,对于设计和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效融合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