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电子记录系统在肿瘤科的应用

在我院移动护理信息系统基础上,研发并设计出肿瘤科疼痛电子记录系统,包括疼痛评估、标准化语言疼痛模板的录入、疼痛分值的动态曲线展示等一系列疼痛评估和记录的功能,实现不同模块之间的数据转化。疼痛电子记录系统的应用,适应我院对于疼痛管理要求,节省了护士对患者疼痛的评估和记录时间,促进了护士对疼痛的评估和记录的规范性和系统性。

不同专业及轮转经历学生对临床药学高级实践课程的设置倾向及要求对比分析

目的通过问卷调查获得不同背景学生的真实反馈,从而优化肿瘤临床药学高级临床实践课程的教学内容,做到因材施教、突出重点并寻找短板。方法选取2019年1月至2023年9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肿瘤化疗与放射病科参加药学高级实践的临床药师共43人为调查对象,其中,本科为临床药学方向21人,本科为非临床药学(包括药事管理、药剂学、药理学等)方向22人;轮转科室>3个者23人,轮转科室≤3个者20人,评价其课程设置、学习满意度及学习效果。结果临床药学专业的本科生更希望获得临床思维的锻炼和提高(P=0.018),同时在静脉配置(P=0.001)以及临床试验数据解读(P=0.021)方面的学习积极性更高。轮转科室数量≤3个的学生对学习目标明确性(P=0.02)、学习量(P=0.014)的评分偏低。轮转科室数量>3个的学生在临床实践丰富度方面(P=0.015)的评分偏低。整体学生在临床思维、检验指标解读、不良反应处理能力方面相对薄弱。结论不同专业背景及轮转经历的学生对课程设置及教学满意度有差别,实施分层教学有助于教学效果的提升。

肝动脉灌注化疗联合XELOX方案治疗胃肠道恶性肿瘤肝转移的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目的探讨肝动脉灌注化疗（hepatic artery infusion chemotherapy,HAIC）联合XELOX方案对胃肠道恶性肿瘤肝转移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2002年1月~2008年12月不可切除的胃肠道恶性肿瘤肝转移41例资料,肝动脉灌注氟尿嘧啶脱氧核苷（fluorodeoxyuridine,FUDR）500 mg,第1~5天,静脉给予奥沙利铂130 mg/m2,第1天,口服卡培他滨1000 mg/m2,每天2次,第1~14天。18例为一线化疗,17例为二线化疗,6例为三/四线化疗。观察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有效率（response rate RR）及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并评估药物不良反应。结果一线化疗18例RR 44.4%（8/18）,肝脏转移灶RR 50.0%（9/18）;二线化疗17例RR 23.5%（4/17）,肝脏转移灶RR 29.4%（5/17）。一线、二线及三/四线治疗的总体中位PFS分别为8、4、2.5月,肝转移灶中位PFS分别为10.5、5、4月。Ⅲ/Ⅳ度不良反应主要以白细胞减少（4例）、手足综合征（4例）、感觉神经障碍（3例）、腹泻（4例）为主,均对症治疗治愈。结论 HAIC联合XELOX方案治疗合并肝转移的晚期胃肠道恶性肿瘤有一定疗效,一线治疗生存获益更明显,不良反应可耐受。

放射性攻击事件与心理效应

目的:为提高对放射性攻击事件所致的心理效应重要意义的认识,以便在培训中增加心理效应的内容。方法:通过复习有关著作和文献对放射性攻击事件所致心理效应进行重点综述。结果:放射性攻击事件所致心理效应是十分突出的问题。结论:增加心理反应相关内容培训,在救治人员中应增加医学心理医护人员。

骨内单次注射辛伐他汀促进小鼠乳腺癌肿瘤血管正常化的研究

目的研究骨内单次注射辛伐他汀对小鼠乳腺癌肿瘤血管结构和功能的影响。方法构建小鼠乳腺癌原位模型,分别给予骨内单次注射辛伐他汀(50μg)或空白载体。α-SMA/CD31免疫荧光双染观察肿瘤血管的周细胞/血管内皮细胞覆盖率;尾静脉注射伊文氏蓝染料观察肿瘤血管渗透性;免疫组化检测肿瘤内部HIF-1α表达水平的变化。结果免疫荧光双染发现与对照组相比辛伐他汀组肿瘤血管周细胞覆盖增多(P<0.05);肿瘤组织内伊文氏蓝含量显著降低(P<0.05),提示肿瘤血管渗透性减低,肿瘤血管趋于成熟;免疫组化显示肿瘤内部HIF-1α的表达水平降低,乳腺癌肿瘤组织缺氧改善。结论骨内单次注射辛伐他汀能够提高新生血管的周细胞覆盖,促进乳腺癌肿瘤血管正常化。

糖尿病治疗药物对恶性肿瘤的作用及影响

糖尿病患者中高胰岛素血症、胰岛素样生长因子、肥胖等因素与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不同的降糖药物通过不同的作用机制对肿瘤的发生、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主要就降糖药物与不同癌症发生风险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作一系统性回顾,为临床合并糖尿病的肿瘤患者降糖药物的选择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小肠腺癌内科治疗进展

小肠腺癌(SBA)为临床少见的恶性肿瘤,但近年发病率呈上升趋势。SBA确诊时多为中晚期,术后复发率高,5年生存率低。临床上缺乏标准有效的系统治疗方案,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均未见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根据近几年的一些回顾性研究,分别对SBA的辅助化疗、新辅助化疗、晚期一线化疗、二线化疗和分子靶向治疗进行归纳和总结,以便进一步了解最新SBA内科治疗现状,为临床治疗方案的合理化选择提供依据。

桥梁课阶段引入肿瘤化疗总论课程的调研分析

目的了解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专业医学生在桥梁课阶段学习肿瘤化疗总论前后对肿瘤知识的掌握程度及学习需求。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在理论及见习课程全部结束后,由学生匿名作答。结果学生学习前掌握较好的是肿瘤的分期、病因学及病理诊断等基础知识;经过学习后,认知提高较多的是靶向治疗副反应、化疗副反应及化疗疗效;学生最希望增加的内容是肿瘤治疗新进展、靶向治疗疗效、化疗疗效及检验检查方法。结论桥梁课阶段引入肿瘤化疗总论课程可有效弥补学生肿瘤临床知识的不足,有利于在医学生进入器官系统疾病学习前对肿瘤的诊治有一个整体把握,提升学生对肿瘤知识的求知兴趣。

肠道菌群与肿瘤免疫治疗疗效及不良反应关系的研究进展

肠道菌群是寄生于肠道内微生物的总称。肠道菌群受到宿主饮食和药物等多种因素影响,同时,肠道菌群也可以参与调控宿主免疫状态。目前,已有一些研究证实了肠道菌群与抗肿瘤免疫治疗疗效及不良反应具有相关性,且调节肠道菌群可以提升免疫治疗疗效,但是具体的机制尚不清楚。本文对肠道菌群与肿瘤免疫治疗现有的研究进展及不足进行了系统综述。

肿瘤“液体活检”研究进展

"液体活检"不仅使肿瘤基因型的非侵袭性检查变为可能,而且很好地克服了肿瘤的时空异质性,为实现精准医疗提供了高效工具,发展前景十分广阔。近年来,"液体活检"技术已经逐渐渗透到了临床肿瘤的诊治过程,但由于其价格昂贵和检测标准不统一等限制因素,临床应用尚在起步阶段。本文就肿瘤领域目前最主要开展研发的CTC、ctDNA及外泌体3个对象作一简要综述。

老年肺癌患者上肢PICC相关性静脉血栓的危险因素及对策研究

目的探讨老年肺癌患者上肢PICC相关性静脉血栓(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s related thrombosis,PICC-CRT)发生的危险因素及其护理措施。方法对2017年1月至2021年1月在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肿瘤科行PICC化疗的287例老年肺癌患者进行一般资料和疾病资料收集,分析其发生PICC-CRT的危险因素。结果老年肺癌化疗患者上肢PICC-CRT发生率为8.7%(25/287)。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高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差、头静脉置管、存在营养风险、置管评估为疑难是老年肺癌患者发生上肢PICC-CRT危险因素(均P<0.05),共同解释其33.8%的变异。结论老年肺癌患者上肢PICC-CRT发生率高,医护人员应关注高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差、存在营养风险、头静脉置管的患者,同时操作者要重视置管前后评估较差的患者,并注重提升自身专业技能水平,采取积极措施预防PICC-CRT的发生。

抗肿瘤靶向药物的眼表不良反应

随着靶向药物的广泛应用,癌症患者的生存率得到显著提升,但药物的不良反应也逐渐显现,特别是在眼表的不良反应可能严重影响患者的视力和生活质量。本文系统性地分析了包括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抑制剂、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抑制剂、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抑制剂、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抑制剂、芳香化酶抑制剂、蛋白酶体抑制剂、抗体-药物偶联物、布鲁顿酪氨酸激酶抑制剂、FMS样酪氨酸激酶3抑制剂和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抑制剂在内的多种靶向药物,并探讨了它们在眼表的不良反应。本文强调了临床医生在监测和管理患者眼表健康中的作用,以及早期诊断和干预的重要性,以确保患者在接受抗肿瘤治疗的同时获得最佳的视觉保护。

治疗前后NLR和PLR对进展期非小细胞肺癌一线化疗疗效及预后的预测价值

背景与目的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NLR)和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atelet-to-lymphocyte ratio,PLR)是机体系统性炎症的体现,与多种肿瘤的预后有关。本研究旨在探讨NLR、PLR及其动态变化对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一线化疗疗效和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68例2008年4月-2015年4月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接受一线化疗、符合入组标准的进展期NSCLC住院患者,采集一线化疗前和2周期化疗后的NLR和PLR,应用Kaplan-Meier方法进行生存分析,单因素和Cox多因素分析NLR、PLR及其动态变化和各种临床特征与一线化疗疗效和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之间的关系。结果 NLR在2周期化疗后显著下降,NLR2(2周期化疗后NLR)和NLR0(治疗前NLR)分别为(2.69±2.06)和(3.94±2.12)(P=0.000),PLR化疗前后无显著变化(P>0.05);NLR2与一线化疗2周期和4周期的疗效显著相关(P<0.05),疾病进展患者中高NLR2的比例为100.0%,显著高于部分缓解和疾病稳定组(P<0.05);NLR0、NLR2和PLR0与OS显著相关(P<0.05),但与患者年龄、体力状况、病理类型、肿瘤分期、治疗状态、治疗方案均无关(P>0.05);单因素分析显示OS与NLR0、NLR2、PLR0、二线治疗状态、二线方案选择、一线化疗2周期疗效、4周期疗效显著相关(P<0.05),与肿瘤分期、三线治疗状态及放疗状态无关(P>0.05);多因素分析表明NLR0(P=0.004)、一线化疗4周期后疗效(P=0.022)、二线治疗状态(P=0.007)是OS的独立预测因素。结论治疗前NLR与NSCLC的预后显著相关,化疗后NLR与一线治疗疗效显著相关。因此,NLR是预测进展期NSCLC一线化疗疗效和预后的理想指标,也是治疗NSCLC潜在的干预靶点。

283例系统性治疗的肺癌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的危险因素分析

背景与目的肺癌患者是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 VTE)的高危人群,合并VTE者具有较高的死亡率。本研究旨在明确接受系统性治疗肺癌患者的VTE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2018年12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肿瘤化疗与放射病科接受系统性治疗的283例肺癌患者,卡方检验分析VTE与临床特征间的关系,多因素回归分析影响VTE的高危因素。结果 283例肺癌患者中,VTE发生率为12.01%(34/283)。有下肢静脉曲张组的VTE发生率为50.00%(5/10),显著高于无下肢静脉曲张组的9.89%(27/273)(P=0.001)。远处转移患者的VTE发生率为14.05%(26/185),高于带瘤但无远处转移患者的14.00%(7/50),且高于无瘤患者的2.08%(1/48)(P=0.024)。肿瘤活动组的VTE发生率为16.93%(21/124),显著高于稳定组的8.18%(3/159)(P=0.025)。首次药物治疗前白蛋白<35g/L组VTE发生率为22.00%(11/50),显著高于≥35g/L组的9.87%(23/233)(P=0.017);D-二聚体>0.3μg/mL组VTE发生率为17.93%(26/145),显著高于≤0.3μg/mL组的5.80%(8/138)(P=0.006)。接受PICC的患者上肢静脉血栓的发生率为9.71%(17/175),显著高于未行PICC组的1.85%(2/108)(P=0.010)。肺癌病理类型、白细胞、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及是否接受抗血管生成药物治疗等因素与VTE的发生率无关。多因素分析显示下肢静脉曲张、低白蛋白血症、D-二聚体升高是VTE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有无下肢静脉曲张、血白蛋白和D-二聚体水平或许是预测肺癌患者系统性治疗期间发生VTE更为有效的因子,可进一步建立新的预测模型并进行前瞻性验证。

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及ER/PR,HER2,Ki67,CyclinA2的化疗预测作用

目的探讨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及ER/PR,HER2,Ki67,CyclinA2的疗效预测价值。方法 2004年10月～2009年12月50例Ⅰ～Ⅲ期原发性乳腺癌,采用含紫杉类（TP/TC或TE/PE/TEC方案）或蒽环类（EC/FEC方案）联合方案,术前化疗2～6周期,45例接受手术,术后完成规定化疗,应用B超结合触诊判断临床疗效。结果化疗前后肿瘤中位最大径分别为3.6 cm和2.2 cm,有统计学差异（Z=-5.723,P=0.000）。临床疗效：CR 3例（6%）,PR 35例（70%）,SD 11例（22%）,PD 1例（2%）,临床RR 76.0%（38/50）。45例接受手术,术后3例pCR（3/45,6.7%）,3例tpCR（3/45,6.7%）。4年无病生存期（DFS）为86.2%,4年总生存率为93.1%,中位DFS 62.4月[SE：2.535,95%CI（57.450～67.388）]。不同情况下肿瘤缩小比例并无统计学差异,包括月经状态（绝经前vs.绝经后,46.4%vs.40.6%,P=0.536）、激素受体状况（阳性vs.阴性,43.0%vs.42.2%,P=0.929）、HER2（阳性vs.阴性,41.3%vs.43.9%,P=0.774）、Ki67（阳性vs.阴性,47.2%vs.43.1%,P=0.363）、CyclinA2（阳性vs.阴性,34.3%vs.50.0%,P=0.375）、分化程度（高分化vs.中分化vs.低分化,44.1%vs.42.9%vs.41.3%,P=0.983）以及不同化疗方案（TP/TC vs.TE/PE/TEC vs.EC/FEC,52.7%vs.39.8%vs.38.9%,P=0.440）。结论紫杉类及蒽环类药物联合方案用于浸润性乳腺癌的术前化疗,可有效控制肿瘤。ER/PR,HER2,Ki67,CyclinA2的状态与肿瘤缩小比例之间并无统计学意义的关联性。

真实世界吡咯替尼治疗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的疗效及安全性

目的:评价真实世界中口服吡咯替尼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的疗效和毒副反应。方法:回顾性分析72例接受以口服吡咯替尼为治疗基础的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患者。结果:72例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中69例(95.8%)在复发转移阶段和/或(新)辅助治疗阶段曾行抗HER2靶向治疗;61例(84.7%)在复发转移阶段接受过抗HER2靶向治疗药物,包括曲妥珠单抗56例(77.8%),拉帕替尼36例(50.0%),T-DM14例(5.6%)。72例患者中接受吡咯替尼联合化疗(±曲妥珠单抗)62例(86.1%),吡咯替尼联合内分泌治疗(±曲妥珠单抗)6例(8.3%),吡咯替尼(±曲妥珠单抗)4例(5.6%)。72例患者均可评价疗效,其中完全缓解1例(1.4%),部分缓解18例(25.0%),疾病稳定41例(56.9%),疾病进展12例(16.7%)。客观缓解率(完全缓解+部分缓解)为26.4%,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为7.6个月(95%CI:5.5~9.7个月)。36例曾接受过拉帕替尼治疗的患者中,吡咯替尼治疗的中位PFS为7.9个月(95%CI:4.1~11.7个月),15例脑转移患者中,吡咯替尼治疗的中位PFS为6.0个月(95%CI:2.2~9.8个月)。吡咯替尼相关的主要毒副反应为腹泻,共57例(79.2%),1~2级者48例(66.7%),3级者9例(12.5%)。结论:以吡咯替尼为基础的方案能够有效治疗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包括拉帕替尼治疗失败及脑转移的患者,不良反应可耐受。

Nrf2、Keap1蛋白在104例肺腺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病理特征

背景与目的前期研究表明核因子E2相关因子2(nuclear factor erythroid-2-related factor 2,Nrf2)和Kelch样环氧氯丙烷相关蛋白1(Kelch-like ECH-associated protein 1,Keap1)的表达在肺癌患者中存在个体差异,其与化疗或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EGFR-TKIs)的疗效相关,但Nrf2及Keap1在不同驱动基因肺腺癌患者中的表达情况仍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探讨Nrf2、Keap1在肺腺癌患者中的表达与EGFR基因突变状态的关系及其对EGFR-TKIs疗效的影响。方法应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104例EGFR结果明确的肺腺癌患者,确定Nrf2、Keap1的表达情况,并分析其临床病理特征。结果 104例患者中Nrf2阳性率为71.2%,Keap1高表达率为34.6%;Nrf2阳性率与性别、分期和EGFR突变状态显著相关(P<0.05),而与年龄、吸烟、分化程度、病理亚型无关(P>0.05);Keap1表达水平与年龄、性别、吸烟、病理亚型、肿瘤分化、EGFR突变状态等均无关(P>0.05);EGFR-TKIs治疗的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和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与Nrf2表达水平显著相关(P>0.05),但与Keap1表达水平无关(P<0.05)。Nrf2高表达组的中位PFS、OS显著低于低表达/阴性组(P<0.05)。多因素分析表明Nrf2表达水平是EGFR-TKIs PFS和OS的独立预测因素。结论Nrf2阳性率与EGFR基因突变状态显著相关,Nrf2在EGFR突变肺腺癌患者中的表达水平与EGFR TKIs疗效显著相关,因此,Nrf2是预测EGFR TKIs疗效的理想指标和潜在的干预靶点。

非小细胞肺癌腹膜转移预后因素的单中心回顾性分析

背景与目的腹膜转移(peritoneal carcinomatosis, PC)在肺癌中较为罕见,但预后极差,目前影响PC发生和预后的因素尚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探讨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PC的临床病理特征和治疗情况对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8月-2018年8月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肿瘤化疗与放射病科接受治疗的NSCLC、符合入组条件的PC患者,采集年龄、性别、胸腔积液、基因状态等资料,应用Kaplan-Meier方法进行生存分析。结果共12例PC患者入组,均为异时性转移,PC发生率为1.44%(12/836);12例患者均为腺癌,确诊肺癌时50%(6/12)患者合并胸腔积液,确诊PC时100%(12/12)患者合并胸腔积液;12例患者中9例含有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 ALK)、ROS原癌基因1受体酪氨酸激酶(ROS proto-oncogene 1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ROS1)突变;含有基因突变患者一线治疗开始后的中位生存期(median overall survival 1, mOS1)和确诊PC后的中位生存期(medial overall survival 2, mOS2)显著高于无突变组,分别为26.0个月和6.0个月比10.0个月和1.5个月(P<0.05);确诊PC后治疗组患者的mOS2为6.0个月,显著高于未治疗组的1.0个月(P<0.05);确诊PC后,含有血管生成抑制剂治疗组的m OS2为8.5个月,显著高于其他组(P<0.05)。结论肺腺癌和胸腔积液患者或许是发生PC的高危人群;含有血管生成抑制剂治疗策略或许能给PC患者带来更多获益,需要前瞻性研究进一步验证。

程序性死亡蛋白-1抑制剂治疗晚期肺癌出现垂体免疫不良反应3例

程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PD-1)及其配体-1(PD-1 ligand 1,PD-L1)的抑制剂广泛用于肺癌治疗,但引起的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mmune related adverse events,irAEs)值得关注。垂体irAEs包括垂体炎和垂体功能减退,常见于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抑制剂治疗后,而较少见于PD-1/PD-L1抑制剂治疗后。孤立性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ACTH)缺乏是垂体irAEs的一种特殊亚型,不伴垂体其他功能紊乱和垂体肿大。本研究报告3例晚期肺癌患者,PD-1抑制剂治疗后出现孤立性ACTH缺乏及其他irAEs。病例1是68岁男性患者,先确诊PD-L1高表达的肺腺癌,采用帕博利珠单抗(pembrolizumab)单药治疗,期间出现免疫性肝炎,经高剂量甲基泼尼松龙[0.5~1.0 mg/(kg·d)]治疗后缓解;间隔11个月又确诊原发性胃癌,故在帕博利珠单抗基础上增加阿帕替尼(apatinib)治疗;帕博利珠单抗治疗共17次后,患者的肺癌和胃癌均未进展,但出现严重恶心和无力,此时甲基泼尼松龙已停药10个月,血液生化检查提示重度低钠血症(121 mmol/L,参考值137~147 mmol/L,下同),8:00 a.m.皮质醇(<1μg/dL,参考值5~25μg/dL,下同)和ACTH(2.2 ng/L,参考值7.2~63.3 ng/L,下同)降低,但甲状腺功能、性激素和泌乳素均正常。病例2是66岁男性肺腺癌患者,参加新型PD-1抑制剂HX008联合化疗的Ⅱ期临床研究(登记号:CTR20202387)。治疗5个月(共7次用药)后,患者的肺癌达到部分缓解,但恶心和呕吐却突然加重,伴轻度呼吸困难和双下肢无力,其血液生化检查提示轻度低钠血症(135 mmol/L),8:00 a.m.皮质醇(4.3μg/dL)和ACTH(1.5 ng/L)降低,但甲状腺功能正常;同时肺CT显示中度免疫性肺炎。病例3是63岁男性肺鳞状细胞癌患者,一线使用信迪利单抗(sintilimab)联合化疗,肺癌最佳疗效为部分缓解,仅出现轻度免疫性皮疹;治疗5周期后,肺癌进展,此后6个月未使用免疫治疗;再次免疫治疗前,常规评估发现8:00 a.m.血皮质醇降低(1.5μg/dL),ACTH正常(8.0 ng/L),但无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状,使用替雷利珠单抗(tislelizumab)联合化疗2周期后出现肺部感染伴持续低热、中度无力和重度低钠血症(116 mmol/L),此时,8:00 a.m.血皮质醇为3.1μg/dL,ACTH为7.2 ng/L,甲状腺功能、性激素和泌乳素均正常。这3例患者均无头痛和视力障碍,脑磁共振成像均未见垂体肿大或垂体柄增粗,且无动态变化。患者均接受了泼尼松(2.5~5 mg/d)激素替代治疗,相关症状缓解后均恢复PD-1抑制剂治疗。病例2较特殊,其因同时伴有中度免疫性肺炎而采用高剂量泼尼松[1 mg/(kg·d)]治疗,并逐渐减量至生理替代剂量,8:00 a.m.血皮质醇和ACTH恢复并维持正常,但其他两例患者的垂体功能减退均未恢复。本组病例提示,PD-1抑制剂诱发的垂体irAEs可表现为孤立性ACTH缺乏,其发病时间跨度大,临床表现不特异,恢复模式也不同。因此,对PD-1抑制剂治疗的患者,尤其是疗效好的患者,要定期监测垂体相关内分泌激素水平,警惕垂体irAEs。

原发性肺癌发生气管支气管转移的调查分析

背景与目的气管支气管转移(endotracheal and endobronchial metastases,EEM)在肺癌中罕见,国外文献报道可发生于手术切除后,但国内目前尚未见相关报道,本研究旨在总结和分析肺癌发生EEM的临床特征。方法回顾2015年1月-2018年12月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确诊原发性肺癌并行支气管镜的患者,同时检索截至2020年2月Pub Med检索系统中的病例,采集并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病理、影像、支气管镜和预后等资料。结果我院共有6例肺癌伴EEM入选,发生率为0.62%(6/967),均为初诊为肺癌时即伴有EEM。鳞癌4例,腺癌1例,小细胞肺癌1例。Ⅲb期1例,Ⅳ期5例。中央型肺癌5例,周围型1例。EEM在支气管镜下表现为肺癌原发灶之外的气道黏膜结节或息肉性病变5例、局灶性黏膜异常1例。转移至对侧支气管5例,至同侧支气管和气管各1例。中位总生存期为7.5个月。从Pub Med数据库共检索到13例,其中12例为肺癌术后随诊胸部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异常继而确诊为EEM。中央型9例,鳞癌8例,EEM在CT上表现为腔内结节10例,气管壁局限增厚2例,支气管镜下均表现为气道黏膜结节或息肉样病变。转移至气管10例,至对侧支气管5例,至同侧支气管1例。结论EEM是原发性肺癌罕见的转移方式,可发生于初诊时,也可发生于术后,多见于晚期中央型鳞癌,预后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