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正确经济发展路径的溯源与选择

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阐释了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源起与选择,从历史角度来看,夏商周开创的天下大一统理念、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有效实施的郡县制、隋唐至明清的科举制等中国历史文化制度都对当代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而新中国经济奇迹最为关键的因素是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坚定不移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其实质是在中国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中不断引入市场因素。同时,尽管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实施的重工业化发展战略和农村集体经济没有使中国人民摆脱贫困,但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为工业化准备好了基本条件,如强有力的国家治理和架构、统一市场、电力能源设施、重工业生产能力、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国家经济管理经验、工程师等受过教育的数以亿计的劳动力队伍,等等,改革开放则是把中国解放后储备的巨大能量发挥出来,这些都是中国工业化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可以说,中国工业化的成功或者说中国模式的成功是中国有为政府、国有经济、市场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如何建立的?

文章旨在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施“对外开放”过程中的决策及其成效。在梳理1978年以来关于改革开放的决策过程中发现,如果没有党和政府克服重重障碍做出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行“对外开放”的决策,中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行“对外开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对外开放”的进行,在中国形成了乡镇企业、城市非公企业、外资企业等市场力量,再加上国有企业提供交通通讯能源电力等工业基础设施,使中国成功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边干边建”经济制度安排的历史事实改写了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发展需要预先存在的制度安排”的理论。

抑制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

从供给角度看,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就是把生产剩余投入再生产的过程。一个国家的生产剩余主要是居民手中的储蓄。以银行、股市、风险资本等为主体的金融中介起到把居民手中的储蓄转变为企业的流动资金和资本的作用。截至目前,中国基本已经完成了追赶型工业化阶段,面临着从制造业大国向创新型强国转型;建设创新型强国转型的主要途径是"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然而,从融资角度看,中国的现实是银行业特别是股市发展严重滞后,一方面富裕起来的亿万家庭积累了大量的储蓄,另一方面是数以百万计的非国有中小企业因缺乏流动资金和资本而发展缓慢。换而言之,中国银行业特别是股市的发展滞后剥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机会。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看,在大幅度增加商业银行的数量之外,更为急迫的任务是改革股市管理机制,为大批企业上市提供便利,尽快取消企业上市的审批制和毫无保留地实施企业上市的注册制。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公平:历史、现状与挑战

我国当前的增长和公平状况是由许多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其中包括1978年以前打下的基础,尤其是与土地相关的制度改革和社会部门投资。这些因素成功地配合了1978年之后实施的出口和外资促进战略。然而,由于我国巨大的经济规模,尽管这些战略对于国家的经济起飞起到了巨大作用,但不能靠它们来保证长期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改善。我国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扩大内需,增加人力资本存量,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应对这些挑战的主要对策是:增加社会保障,扩大社会部门投资尤其是人力资本的投资。

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因而需要从理论上总结概括先进生产力质态并指导发展实践。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并在哈尔滨市主持召开的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指出.

先进优质生产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研究

生产要素的质效提升和结合方式变化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特质,其创新性配置和顺畅流动能够高效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优质生产要素的先进性体现为要素对产业发展带动作用的创新式突破,优质性体现为要素之间结合方式的颠覆性发展及要素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当前,为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应采取建设高标准生产要素市场、探索生产要素结合新方式、协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措施;为推动先进优质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应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改革,打通束缚发展的堵点卡点,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发挥新型要素的纽带作用、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化,能够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影响研究进展

传统学派和修正学派就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有不同的认识。为考察二者的关系,从三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总结和评述:(1)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产业绩效及宏观经济的影响;(2)环境规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3)环境规制对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和流向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是不确定的。环境规制通过多种要素、多个途径对经济产生影响,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的最终影响是这些效应的综合体现。

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府际间协调机制研究

处理好流域流经各地政府间的利益均衡问题,是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研究和实践中的重点。从博弈论的角度探讨了流域生态补偿中流域上下游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间的行为和利益问题,建立了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府际间三方博弈模型。分析表明: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需要流域上下游地方政府和上级政府的共同参与,并以确保上游地方政府收益为手段推动流域生态补偿全局;上级政府通过建立健全流域生态补偿的准市场机制,使流域上游地方政府的保护行为和下游地方政府的补偿行为成为府际间三方博弈的长期稳定均衡。最后,还对建立流域生态补偿的准市场机制提出了建议。

城市低碳产业的评估与分析:以北京为例

城市是工业化的主要物质载体。建立在化石燃料基础上的城市产业发展是造成全球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导致气候变暖的主要环节。低碳城市的提出不仅为城市实现自身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思路,同时也为全球应对气候问题指明了方向。低碳产业的发展是实现低碳城市的关键。对产业部门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情况进行科学量化评估能够发现产业间能耗和排放的关键问题,找出节能减排的潜力所在。传统的＂单位产值能耗＂和＂单位产值排放＂指标只关注部门的直接消耗和排放,没有考虑部门生产环节中的间接能耗和排放情况,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不利于城市生产系统的总体优化。本文首先讨论了传统评估指标的不足,构建了以＂体现能源＂和＂体现碳排放＂为主的城市低碳产业的评估指标;其次以北京市为案例,将传统指标和新构建指标的计算结果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基于后者的评估能够更科学系统地反映城市产业的能耗和碳排放情况,为低碳城市的落实提供了参考依据。

构建公平有效的国际发展援助及合作体系

构建公平有效的国际发展援助及合作体系需要在三个方面进行调整:首先,在设定援助途径上,需要从以克服政府失灵和推进受援国或地区政治改革为援助途径,调整到以依托受援国或地区自身发展优势促进其可持续发展为援助途径;其次,在援助交付方式上,需要从以双边援助为主导调整到以双边援助与多边援助相互结合,从以自上而下为主导调整到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融合的交付方式,提高民众的参与度;最后,在监督与问责机制上,需要大力树立援助方民众的所有权意识,同时加强受援方民众的受益权意识,结合有效的信息公开制度,建立高效的监督问责机制,提高发展援助中监督与问责的效率。

我国灾害应急体制的完善与改进路径研究——基于河南强降雨灾情的思考

各国的灾害应急体制可从风险集中—分散管控维度和中央集权—地方分权应急维度进行分析和比较。在集中—分散维度,相对于分散应急,集中应急有利于有效防控次生灾害,有利于整合利用应急物资和专业人员,有利于对“小概率、大影响”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在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维度,规模大、外部性强、时间紧的应急决策,应当由中央政府主导。政府要科学决策,就需要依靠有关专业机构提供及时可靠的信息。此次河南强降雨引发的灾害,反映出人们对技术复杂性和紧耦合的认识不到位,对于事前准备和事后应急的关系处理不到位。应当加强我国灾害应急体制中各类风险集中管控的程度,重视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提供的科学信息,完善应急资源调度机制,谨防次生灾害和疫情。最后指出,我国应在灾害应急体制的集中—分散维度进一步提高我国灾害应急体制的集中程度,而在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维度应继续发挥我国应急体制的优势,以更有效地防控各类“小概率、大影响”风险。

中国房价泡沫规模及发展趋势

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积累起大量泡沫,并由一线城市快速向二、三线城市蔓延。形成目前局面的背后推手是地方政府基于商业用地批租制度的"土地财政"利益。为最大限度攫取这块利益,地方政府不仅极力抬升地价,为了保证高地价具有可持续性,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一起拉升房价,从而导致房价和地价螺旋上升——结果则是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同时,在地方政府的持续干预下,价格机制也失去了自动回转功能,从而使房价泡沫失去了释放通道,于是房价居高不下很可能成为一个长期趋势。因此,要想解决中国的高房价问题,就必须形成地方政府退出机制。在退出方式上,应通过设计某种制度来切断地方政府推涨地价和房价的利益链条。

全球供应链外部风险及其对策研究综述

近几十年来,我国经济逐渐加入全球生产链,经济规模也得以迅速扩张。但供应链环节越多,所覆盖的地理规模越大,风险也越大。自然环境、国际政治、文化差异、基础设施,以及一个日益竞争的市场环境都可能给全球供应链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学术界对供应链的内部风险(即与供需直接相关的风险)研究较多,但对其他外部风险则关注较少。而近年来国际地缘政治以及贸易冲突情况频发,由此带来的监管、法律和地缘政治方面的风险对全球生产链的影响日趋严重。本文综述了国内外关于供应链外部风险的分类、来源、影响和对策的主要学术文献,着重关注供应链外部风险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如何对相关风险进行有效管理。

制造业中心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区域辐射作用分析:1988—2018

本文使用跨度30年(1988—2018)的CHIP农村抽样入户调查数据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中心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区域辐射影响,并在半参数回归模型中使用农户所在地到制造业中心距离变量分析了制造业中心对农户收入的辐射作用及其空间衰减状况。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的农户收入水平与当地的工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一个地区的制造业、服务业、外资、出口水平越高,该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越高,特别是低收入家庭获益最大。2010年以来,珠三角和长三角国际制造业中心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向中西部省份转移,已经使各省制造业中心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的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外出农民工选择在本省就业。

制造业中心对农村收入贫困的辐射作用及其演变(1988-2018)

利用跨度30年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结果发现,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与农村收入贫困不相关,2013年后各绝对贫困指标与非农产业增加值也不再相关,而后者同相对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1988-2007年,广东、上海与农户所在地的工业化发展均促进了农村地区减贫,但2013年后工业化的减贫效应大幅减弱,这也是我国扶贫政策从开发式扶贫向精准扶贫转变的主要原因。随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的中低端制造业有序向中西部转移,本省工业化发展对农户摆脱相对贫困愈加重要。

“环境与发展国际研讨会”会议通知

我们正处于一个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城市人口日益膨胀，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关于发展的问题，其复杂性主要源于众多利害因素。具体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在于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要减少贫网、保证公平、保护环境资源。贸易与城市化正是这一过程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对二者与环境关系问题的探讨显得尤为必要：

沿海经济带的发展历程与沿海经济论——以大连市为例

简要分析了国内外沿海经济带的发展历程,提出了沿海经济与沿海经济带的概念,阐述了辽宁沿海经济带的战略价值与经济作用。针对大连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剖析了大连在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并对大连在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中作用和地位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基于演化博弈的流域生态补偿利益冲突分析

资源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是维护当今经济平稳、健康、较快发展的重要前提。生态补偿是缓解经济快速发展与环境污染、生态环境破坏之间利益矛盾冲突的重要手段。它是为了制止生态破坏而征收或补偿的费用,所以不同于一般排污费和资源补偿费。本文根据补偿的类型不同,将生态补偿分为资源型生态补偿和环境型生态补偿。本文以流域生态补偿为例,将流域上游政府的策略简化为保护或不保护河流,下游政府针对上游的情况,选择"自主型"或"接受型",运用演化博弈的方法,分析流域生态补偿的特点和结果。结果表明:流域生态补偿需要中央政府的适度干预,而且关键点是保证上游地方政府收益始终最大化;中央政府干预的程度是使上游政府群的收益在保护的情况下比不保护的收益要大,而干预的结果则是使流域上下游的(保护,补偿)策略成为演化博弈的长期稳定均衡。最后本文针对我国现行流域管理体制,为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提供了政策建议,以推广我国生态补偿政策。

学费上涨与高等教育机会公平问题分析——基于结构性和转型性的视角

1997年,中国普通高校在收费制度上进行“并轨”,开始实行全面收费制度。此后,普通高等教育的学费水平迅速上涨,学费占居民家庭收入的比例大幅度提高。学费的快速上涨有可能对高等教育机会公平性产生负面影响。在考虑收入水平、学费水平、高等教育机会公平之间的关系时,现有的研究较多地侧重于微观层面的分析,而对宏观层面的结构性因素和转型性因素的影响探讨不多。本文试图根据有关中国收入分配以及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研究,就结构性和转型性因素与高等教育机会公平性之间的关联进行初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