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的中国文人艺术

对于中国艺术而言,艺术的世界是“思”的世界。自五代北宗开始,艺术家和艺术评论者兼具思想家的角色,这深刻地塑造了中国艺术尤其是文人艺术的面貌。“平淡天真”是五代以后中国艺术的重要命题。平淡并非极简,而是将一切浮华绚烂慢慢蜕去,世界展露出内在的真容。中国艺术所要表达的正是这个“真实”的世界。甚至可以说,艺术家首要思索的并不是要“画”什么,而是只有当他自己也成为一位“真人”时,才可能画出这个幽迥绝尘的世界。如果没有对这种“思”的理解,中国艺术很容易被认为是一种恣意的、放任的艺术形态。“建构视阈下的新时代文艺评论”第四辑的3篇文章力图从中国哲人之“思”的视角凝视中国文人艺术,追索这种经历了漫长历史沉淀的艺术形态的本质性意义。

中国现代文论的总名:建立、演变、意义

中国现代文论经历了民国时期的文学概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文艺学、改革开放后的文学理论三个总名的演进。民国时期的文学概论,主要来自英语世界的文学批评,但在现实中又有三种模式:英语文论模式、中国古代模式、苏俄文论模式。1949年前的文艺学,虽然其名来自汉语文化圈对德国文学科学的汉译,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主要来自苏联的文学科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文艺学有三个阶段的演进:20世纪50年代以苏联模式为主,60年代开始加上中国内容的转型,改革开放后有与时俱进的思想革新。但改革开放后主要与英语文论互动,产生了文学理论这一新词新义,与同时存在的文艺学和文学概论进行总名的竞争,各显风采。以2010年为标志,文学理论作为文论的总名基本获得共识,其意义不但要从中国文论自身的演进,更要从中国文论与世界文论的互动中去理解。

日常生活审美化与美学的复兴

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现在,中国经历了三次美学热潮。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的"美学大讨论",以"美的本质"和"形象思维"为讨论话题,以建立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为中心任务。第二次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美学热",以对西方美学的引进为主要内容,以克服"文革"影响,解放思想为中心任务。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着第三次美学热潮,是近年来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也称为"美学的复兴"。它是在全球化与市场经济发展,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的时代出现的。美学应该针对经济发展对社会和文化生活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保持和发挥它作为一种理论的批判功能,从而在变动的现代社会里寻求一种人文的立场。

唐代中日书法文化的传播、交融及其价值——中国书法国际传播研究系列之一

日本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渊源由来已久。《汉书·地理志》中最早记载了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2)《隋书·东夷传》说日本上古“无文字,唯刻木结绳,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中国汉字传入日本的时间大约在西晋时期。西晋太康六年(285),百济博士王仁应天皇邀请来到日本,担任皇子冤道稚郎子的老师,王仁用《论语》和《千字文》作为苑道稚郎子学习的教材。严绍先生认为,这是关于汉字传入日本的最早文献确切记载。

论谢林神话哲学与世界时代哲学的衔接关系

谢林中期的世界时代哲学和后期的神话哲学经常被看作两种没有关系的、彼此独立的哲学。通过考察前者的本原学说及其遭遇的困难,以及后者以历史批判的方法梳理的多神论起源,可说明,不仅神话哲学中的相继式多神论是与世界时代哲学中的本原关系相对应的,而且神话哲学对于历史时间和史前时间的划分也完全契合世界时代哲学中的时间谱系学,因此神话哲学只不过是以经验的方式证实了世界时代哲学以先天的方式提出的本原学说。这就证明了两种哲学之间的衔接关系,并且阐发了谢林哲学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一以贯之的思想。

“影像的中国”:第五代、第六代导演比较论

在当代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第五代导演和第六代导演是两个重要的群体。晚近中国电影的转型从某个角度说正体现于从以第五代电影为代表的“新时期”到以“第六代”电影为代表的“后新时期”的转换与变迁。本文兼以美学艺术视角和现实历史维度,较为全面深入地比较分析了两代导演的创作异同、发展流变及其背后的文化蕴涵,总结历史并剖解了他们在当下市场与全球化语境中的现实状况。本文从主体形象特点、知识分子身份意识、历史意识、国族想象与个体记忆、现实关怀、电影语言、美学风格诸方面对这两大导演群体进行了比较分析。

“艺术终结论”批判

"艺术终结"是20世纪美学的一个重要议题。通过对黑格尔和丹托的"艺术终结论"的分析,可以发现其理论并不能支持"艺术已经死亡"这个为大多数学者所理解的结论。"艺术终结"之后,艺术将继续存在,条件是必需存在于哲学解释的"理论氛围"之中。与此相应,哲学必须借助艺术来达到它自身的目的。艺术与哲学的结盟,是双方的共同要求。

重思谢林对于黑格尔的批评以及黑格尔的可能回应

虽然“后期谢林的黑格尔批评”已经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但学界仍然存在着要么对这些批评充耳不闻,要么过于倚重谢林自己的观点,对黑格尔哲学做出片面裁决的情况。有鉴于此,本文围绕“哲学的开端问题”“概念与思想的混淆问题”“逻辑学与自然哲学的关系问题”“否定哲学与肯定哲学的问题”这四个方面,重思谢林对于黑格尔的批评意见,并尝试阐述黑格尔的可能回应,借此呈现出两位伟大哲学家之间的一种可能的精神对话。

神化的碑文及新样的造像--山西芮城县西魏《蔡洪造太上老君像碑》的识读

本文是对永乐宫所藏一件西魏道教造像碑的调查与研究,在实地考察和对比早先拓本的基础上,对该碑的文字和造像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校勘。依据碑文所记,像主是出自河南汝南后定居于山西芮城并在郡县各机构任要职的蔡氏家族。由文献考证得知,造像者所记叙的庞大而久远的蔡氏家谱有许多虚构和神化的成分。他们借助从都城长安传入的太上老君的图像,辅之以半真半假的家谱以树立自己的权威,奠定正教一体的统治基础。而在造像风格上,则体现了长安传统与蔡氏原籍洛阳的佛教艺术相互交融的特点。三足凭几由维摩诘转为老君像的使用,可谓开风气之先,以至后代一直沿袭。

以意造园,复以园造意:从《红楼梦》第十七回看文人园林

《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通过一众人在园中的游赏、题名与品评,不只为读者呈现出园林空间的总体面貌,还探讨了园林的真意和趣味之所在。从中可知,文人是在对诸多刻板和不适当的观念的反省中,逐渐建立起"文人园"作为生命世界的意义。主要围绕4个方面讨论。1)这一回以"题名"来写园林,这题名不是一种外在的包装,而是显现园林之意趣以及主人雅俗的重点所在;2)评判命名之"雅俗"的关键不在文化知识,也不在辞藻华美,而在于是否可以幽微之情愫和细敏之感知,亲身浸入园林的整体时空,并以最切景含蓄的文字表达出此间的真意;3)宝玉的第一处命名"曲径通幽"在整个园林的整体布局以及各处的内部布局中皆可见其构思,"曲径"不是指蜿蜒之形式,而是说在这种布置之中不觉而引身心入幽的手法;4)宝玉在"稻香村"之处同贾政的争辩中提出"天然图画"的观念,揭示了营造出的真正的"天然"景观绝不是对外部自然景观或是乡村环境的"摹写",而是由人的时空经验对外在的"自然之势"同内在"自然之理"的整体认知。当然,这几个观念都不能说是曹雪芹独特的发现,它们同晚明的计成、张南垣、张岱、祁彪佳等人的园林思想一脉相承。祁彪佳《寓山注》中"以意造园,复以园造意"一言可谓这一回绝佳的注脚,一位高明的造园者和观赏者,一定能领会"园"不只是一个空间形态,而是一个与"意"不断相互阐发和塑造的过程。

言辞的纹理:早期中国思想的场景性

亘古不变的天地之道是早期中国思想展开的前设,天地之道由圣人体悟并呈现为三代之治时的理想秩序,秩序的崩塌和重建无非就是对理想秩序及其背后的天地之道的疏离与复归。作为先王政典的经就是圣王通过他们的治理故事展现天地之道的载体和津梁。历史记载的事件与思想家的价值就以经为中介形成了互证的关系。不同的理解就造成了从言到辞的转变,引发了论辩。思想论辩的对象并不直接指向天地之道,而是先王政典与经中故事的所指和真义,这就引出了除了历史事件之外的场景性方法。我们应该认识到,场景性是一种思想方法,而不是受制于语言特性的、不得不然的书写特征。场景性的方法保障了早期中国思想的敞开性和经验性,在此基础上,朝向天地之道的思想实践始终是开放和生动的。

刺痛与抚慰——谭平作品的哲学解读

本文详尽分析介绍了艺术家谭平的创作理念、艺术风格及艺术追求。让读者静静地欣赏着一位艺术家的生命状态。

让身体说话——读李鹤雕塑作品有感

李鹤1972年生。1996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获学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获硕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书记、副主任、副教授,中国雕塑学会理事。2001年＂人体雕塑与素描＂个人作品展,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北京）。2003年李鹤素描作品展,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北京）。2008年＂原本＂李鹤作品展,红风汇当代艺术中心—798艺术区（北京）。2009年＂原本＂李鹤作品展,YANG GALLARY（新加坡）。2012年＂微躯＂李鹤作品展,D-SPACE画廊（北京）。

关于科学、艺术与时尚的哲学思考

随着时代的变化,科学、艺术和时尚在人类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所占有的地位也在变化。本文力图从哲学上给出一个理解当前的科学、艺术和时尚的理论框架。如果借用时间概念来说,按照这种哲学构想,科学关注的是未来的时间维度,艺术关注的是过去的时间维度,时尚关注的是现在的时间维度。在这种框架中,科学继续要求进步,艺术却要求保守,时尚则要求变化。有关科学、艺术和时尚的这种理解可能与我们的常识相吻合,也可能对我们的常识构成挑战。

从玩世现实主义到波普超现实主义

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是逐步走向真实的历史。对真实的不同理解,形成了不同形式的现实主义。方力钧的玩世现实主义力图展示本我表情,属于情感真实的环节。当中国当代艺术走完了通向真实的各个环节之后,它的现实主义使命就已经完成,走向超现实主义就成为必然。波普超现实主义,是中国当代艺术完成自身现实主义使命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形式,它在某种程度上终结了中国当代艺术辉煌的二十年,展示了当代中国艺术在全球化时代条件下的新方向。

“番族图”的兴衰与演变——以画史中的“观众”为线索

中国古代艺术史中存在大量少数民族题材的图像。《宣和画谱》专门列出“番族”一门,来划分此类绘画。本文旨在通过“观众”的角度,来阐释“番族图”这一画科兴衰演变的原因。早期的番族图主要记录少数民族前来中原王朝朝贡交好的历史事件,表达以德怀远的政治理想,面向的观众主要是君主和官僚。五代至宋,伴随着少数民族的南迁,一种以真实再现少数民族生活为主题的番族图流行起来,并赢得了中原和蜀地观众的支持。靖康之难后,兴起了一系列以历史典故为题材的番族图。这一现象背后,有南宋宫廷的官方支持。如“文姬图”和“昭君图”的创制,即主要寄托“归汉”和“思汉”的民族情感,并宣扬南宋政权的正统性。而以唐太宗便桥会盟为题材的绘画,则又表达了对“万国来朝”之理想的追复。这类更具情感性、故事性的绘画,影响不限于宫廷和朝堂,而是扩散至民间乃至金廷。元代之后,在文人画兴起的浪潮下,番族图未能获得文人观众的支持,退出了画史的主流。番族图这一画科的兴衰演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画史和观众的互动关系。

文化身份与国际风格

如何处理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引起广泛讨论的问题。有人认为,全球化时代必然导致文化冲突,也有人认为全球化时代必然带来文化欣赏。无论文化冲突论还是文化欣赏论,都建立在多元文化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是无法克服也无须克服的,因此保持文化身份,无论对于文化冲突论还是文化欣赏论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呼唤一种具有国际风格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建立在人类对自然现象的共同反应的基础上,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吸收不同文化的优秀因素。在中国当代艺术界,我们可以看到由维持文化身份向追求国际风格的发展趋势。

由“中”而来:中国形式美的起源、定型和内容

中国形式美理论在远古的立杆测影活动中产生,特别是以数的九五之比和60°视角而凸显出来。以“中”为核心的观天活动,经过十字、万字、八角星形、亞形、式盘等多种方式演进,最后在易学中定型为九宫图和太极图,并融合先秦至汉的气论、阴阳、五行思想,形成了以九宫图和太极图为基础的中国形式美体系。中国形式美理论具有虚实—关联结构,九宫图主要与朝廷美学相关,太极图主要与宇宙美学相关,从而形成了中国形式美个体形式、朝廷形式、宇宙形式三者的整体结构关系。中国形式美的个体形式,需要与后两种形式关联起来,才能得到最后的理解。

从生活方式来理解诸子哲学——兼论哲学作为生活艺术

古代哲学与现代哲学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将哲学作为生活方式来实践,后者将哲学作为话语方式来实践。先秦诸子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经典形式,我们应该将它们作为生活哲学来对待,但是由于受到现代哲学观念的影响,我们通常将它们作为话语哲学来处理。这种哲学观念上的错位,必然导致我们无法很好地理解诸子哲学。通过对诸子哲学的恰当研究,进而复兴哲学作为生活艺术的观念,有助于现代专业哲学摆脱它的困境。

木石之盟——莊子哲學與文人之物世界的建立

《莊子》作爲一種思想資源,對後世的啓迪,不但有哲學義理上的,更有日常生活中的。對於唐以後的文人而言,莊子哲學尤其是“齊物”的思想在其價值建立過程中具有直接的影響。本文研究了中唐白居易在他的草堂和林園中所認知知己的有兩種物件:一類是用作家什的木器,一類是用以賞玩的湖石,這木石之物,看似乃私人性的物件,但白氏的書寫透露了其皆爲以莊子哲學爲根柢的文人之物。本文認爲,文人在借助莊子思想塑造文人之物時,要旨在四面向:其一,如何以“散木”故事中“無用之用”思想對待日常之物。木石雖都是由人製作和發現的,但文人也並不以被役使爲其成物之目的時,故而葆全彼此真性。其二,有形之物如何不拘於形。如《德充符》中的畸人一般,木石的形體是一種“天與之形”,而其畸怪恰也是對世人“不以物遷”的一種提醒。其三,如何以莊子的時間觀對待木石的生命時間。它們不因人的使用而生,不以人的利用而毁,以獨我之姿態綿綿而存。最後,木石雖不屬於、利用於人,却爲何在一種齊物的態度中,在文人的草堂、書齋、園林裹與他們成爲親密的友人,共同進入到了一個自在逍遥的“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