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腔恶性肿瘤患者临床特征分析(附773例)

目的:通过分析我院收治的口腔恶性肿瘤患者的临床特征,探讨云南省口腔恶性肿瘤发病特点,为制定云南省口腔恶性肿瘤防治策略提供依据。方法:收集2013年1月至2022年12月我院确诊的全部口腔恶性肿瘤患者临床资料,对患者性别、年龄、发病部位及其它临床病理特征进行分析。结果:773例口腔恶性肿瘤患者中,鳞状细胞癌占比最高(682例,88.2%),非鳞状细胞癌中腺样囊性癌占比最高(32例,4.1%)。男性明显多于女性(7∶3),男女口腔恶性肿瘤好发部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按发病部位统计,男性排名前三位的口腔恶性肿瘤分别发生在:舌(205例,26.5%)、口底(121例,15.7%)和牙龈(70例,9.1%);在女性中前三位依次发生在:舌(107例,13.8%)、牙龈(44例,5.7%)和唇(34例,4.4%)。患者就诊的中位年龄为59岁(17~90岁)。Ⅲ-Ⅳ期患者占67.1%(519例)。351例(45.4%)有吸烟史;233例(30.1%)患者有饮酒史,同时吸烟和饮酒的患者共225例(29.1%)。结论:近十年来,云南省口腔恶性肿瘤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就诊时多为晚期。吸烟、饮酒可能是云南地区口腔恶性肿瘤的主要危险因素。加强口腔恶性肿瘤的预防、早期诊治对于改善患者预后至关重要。

老年肿瘤患者疼痛护理有办法

老年肿瘤患者的疼痛护理涵盖多个关键方面,包括疼痛评估、药物管理、非药物治疗、个体化治疗、预防性管理、定期监测以及心理护理和安宁疗护等,以确保患者得到全面细致的照顾。疼痛评估疼痛评估是老年肿瘤患者疼痛护理的基础,直接影响后续治疗计划。医生和护士应在患者入院后8小时内完成初步疼痛评估,主动与患者沟通了解疼痛状况。

基于内缘切线拉弧的VMAT在左侧乳腺癌保乳术后放疗中的应用

目的:探究左侧乳腺癌保乳术后基于内缘切线拉弧的容积调强放疗(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VMAT)与常规切线拉弧的VMAT的剂量学差异,挖掘VMAT技术在乳腺癌保乳术后更大的获益,为乳腺癌保乳术后VMAT计划设计提供更多的参考和数据支持。方法:回顾性选取30例左侧乳腺癌保乳术后行调强放疗的患者,为每位患者分别设计常规切线拉弧(conventional tangential arc,CTA)和内缘切线拉弧(inner edge tangentialarc,IETA)两组VMAT计划。统计两组计划的靶区适形度指数(conformity index,CI)、均匀性指数(homogeneity index,HI)、机器跳数、危及器官受照剂量等数据,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靶区适形性指数(CI)CTA组和IETA组分别为0.86±0.02和0.87±0.02(P<0.05),D_(98)、D_(50)、D_(2)、均匀性指数(HI)和机器跳数均无明显差异(P>0.05);IETA组危及器官左肺V_(5)、V_(10)、V_(20)、V_(30)、V_(40)、D_(mean),右肺V_(5)、D_(mean),心脏V_(5)、V_(10)、V_(20)、D_(mean)均低于CTA组(P<0.05),其中左肺V_(5)和V_(20)CTA组和IETA组分别为37.18±7.18 vs 34.32±6.43、11.00±2.40 vs 9.65±2.17;右肺D_(mean)和心脏D_(mean)CTA组和IETA组分别为302.26±42.78 vs 273.50±26.62,479.30±60.08 vs 442.39±140.92,IETA组均低于CTA组;两组右侧乳腺D_(mean)相差甚微(P>0.05)。结论:两种计划均能满足临床要求,但IETA的VMAT靶区适形度明显提高,同时还显著降低了左肺、右肺、心脏和脊髓的受量。因此,左侧乳腺癌保乳术后基于内缘切线拉弧VMAT可实现靶区和危及器官更大的获益,值得推荐。

双侧乳腺癌保乳术后螺旋断层调强放射治疗与容积旋转调强放射治疗的剂量学比较

目的研究双侧乳腺癌保乳术后采用螺旋断层调强放射治疗(HT)与容积旋转调强放射治疗(VMAT)在计划靶区(PTV)和危及器官(OAR)的剂量学差异。方法选择云南省肿瘤医院2018年6月至2022年6月行保乳术后放射治疗的双侧早期原发性乳腺癌患者15例,均为女性,年龄34~65岁,中位年龄52岁;病理分期均为T1N0M0。采用Accuray公司螺旋断层放射治疗计划系统和Elekta公司Monaco计划系统分别为同一例患者设计HT和VMAT计划,两种放射治疗双侧乳腺癌双靶区处方剂量均给予50 Gy/25次。对HT和VMAT计划在PTV和OAR剂量学参数的差异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HT和VMAT计划的PTV剂量均能满足临床要求,HT的覆盖度(D95%)高于VMAT计划,HT的均匀性指数(HI)从VMAT计划的0.113降到了0.068(P<0.001),HT的D_(max)明显低于VMAT计划[(54.14±0.70)Gy vs(56.27±0.81)Gy。P<0.001],适形性指数(CI)两种计划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OAR方面,HT的脊髓D_(max)、全肺V5和心脏V5明显低于VMAT计划[(3.44±0.42)Gy vs(5.62±0.34)Gy,(39.65±4.40)%vs(52.73±2.50)%,(15.88±2.09)%vs(40.28±1.47)%。P<0.05],但HT全肺、心脏和肝脏的V20和V30及肝脏D_(mean)明显高于VMAT计划(P<0.05),全肺D_(mean)和心脏D_(mean)两种计划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VMAT计划比HT计划的治疗时间稍长[(886.67±38.09)s vs(843.67±21.61)s。P=0.013]。结论两种计划均能满足临床治疗要求。HT的PTV剂量学参数优于VMAT计划,对脊髓的保护更好,并明显降低了肺、心脏的低剂量区体积,但HT在肺、心脏和肝脏的中、高剂量区受照体积明显高于VMAT计划。HT治疗效率稍高。

高原地区低剂量食管癌根治性放疗后放射性肺炎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基于纵向队列分析高原地区低剂量食管癌根治性放疗后放射性肺炎(radiation pneumonia,RP)发生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7月至2023年6月在云南省肿瘤医院放疗科进行根治性放疗的172例食管癌患者资料,按照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常见不良反应术语评定标准5.0版(CTCAE 5.0)进行放射性肺炎的评级,分别收集临床因素、传统独立剂量学特征和剂量区间变化特征。对用于预测是否发生症状性放射性肺炎的特征进行相关性分析,使用结构聚类法进行特征筛选,使用逻辑回归(logisitc regression,LR)进行多因素分析,并用Python进行可视化展示。结果全组172例患者发生RP 81例(47.09%),其中1级53例(30.8%),2级13例(7.5%),3级12例(6.9%),4级3例(1.7%);123例(71.51%)患者接受≤50.4 Gy的低剂量照射;多因素分析显示体力评分(performance Status,PS),间质性肺炎(interstitial pneumonia,IP),处方剂量(plan_dose)是放射性肺炎发生的独立预后因素。结论低剂量背景下高原地区食管癌根治性放疗是安全的,对体力评分较差及既往合并间质性肺炎的患者应谨慎决定放疗剂量。

氢吗啡酮PCIA治疗上皮样血管内皮瘤难治性癌痛1例

1.一般资料病例:女性,67岁,因“上皮样血管内皮瘤术后4月,腰痛加重2天”于2023-12-19入住我科。病人于2023-04无明显诱因出现腰痛,影响睡眠,自行口服塞来昔布胶囊0.2 g,每日2次后症状改善,未进一步诊治。后因疼痛逐渐加重.

快速康复理念在肺癌术后呼吸训练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探讨“快速恢复”理念在肺癌术后患者术后肺呼吸恢复训练中的作用。方法 选择2022年1月-2022年12月住院的80例患者,根据其实施的护理模式,将其分成两组一组给予普通护理,一组应用迅速康复概念。对两组病人进行呼吸、血常规、生命质量、生活满意度等方面进行比较。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上述各项指标均较对照组有显著改善,P<0.05。结论 “快速康复”思想对临床治疗肺癌患者的治疗效果及意义。

脑室-腹腔分流术治疗高颅压性肺腺癌软脑膜转移12例

目的:分享12例脑室-腹腔分流术(VP)治疗高颅压性肺腺癌软脑膜转移的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云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2021年1—8月经脑室-腹腔分流术治疗高颅压性肺癌软脑膜转移患者12例,患者早期甘露醇快速静滴脱水有效果,但4~7d后效果变差。10例患者首次腰椎穿刺测定颅内压均>300mmH_(2)O(具体值见表1),2例患者初测颅内压正常,随病情进展,间隔时间测定2~3次后颅内压大于300mmH_(2)O。12例患者均送检两次脑脊液细胞学,2例检出癌细胞。全部患者均行VP分流术,经患者知情同意后选择可调压分流管。结果:12例患者术后高颅压症状均明显改善,无手术相关并发症。结合术后综合治疗,随访5~16个月,死亡3例,存活8例,失访1例,总体效果较好。结论:VP分流术可有效控制肺癌柔脑膜转移所致的高颅压,减少因进行性高颅压所致的患者神经功能障碍或死亡,为后续有效抗肿瘤治疗赢得时间。

同伴教育在老年肺癌并疼痛患者中的应用

探讨同伴教育在老年肺癌并疼痛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2022年12月至2023年5月至云南省肿瘤医院就诊的肺癌并疼痛的老年患者70例,随机纳入常规护理组(n=35)、同伴教育组(n=35),分别实施常规护理、常规护理+同伴教育,对比2组的疼痛得分、心理状态、生活质量及疲乏情况。结果 护理后,同伴教育组疼痛情、焦虑、抑郁、疲乏的得分皆低于常规护理组,生活质量得分高于常规护理组,P<0.05。结论 对老年肺癌并疼痛患者采用同伴教育,能够更好的减轻患者疼痛,缓解负性情绪,改善生活质量,降低疲乏程度,可采纳。 。

运用Seminar研讨式教学法开展肿瘤内科教学查房

医学生在实习阶段可以通过教学查房的形式学习学科知识,通过发现问题后翻阅资料进行求证等增加知识储备。将Seminar研讨式教学法融入肿瘤内科教学查房中,可以逐渐形成更适合肿瘤内科医学生的临床带教模式,不断提升带教教师的教学水平,优化医学生实习的效果,提高医学生的临床技能、医患沟通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等,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MiR-103a-3p在恶性肿瘤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进展

微小RNA(miRNAs)是一类在信使RNA(mRNA)的转录后水平调节基因表达的小型非编码RNA,通过与靶基因结合,对靶基因进行切割或翻译抑制,与癌症的发病机制密切相关。MiR-103a-3p作为miRNAs家族中一员,在各种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的调控作用。为进一步探讨miR-103a-3p在恶性肿瘤中的表达及分子机制,从而为治疗以及预测预后提供新的靶标,本文结合国内外报道对miR-103a-3p在恶性肿瘤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基于临床特征和血清肿瘤标志物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在肺部良性、恶性病变鉴别诊断中的应用

目的 基于临床特征和血清肿瘤标志物构建辅助鉴别诊断肺部良性、恶性病变的列线图模型。方法 选取2018年1月—2019年12月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1 335例肺癌患者(肺癌组)和234例肺部良性结节患者(良性结节组),按7∶3随机分为训练集和验证集。收集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并检测癌胚抗原(CEA)、糖类抗原(CA) 125、CA15-3、CA19-9、CA242、CA72-4、细胞角蛋白19片段(CYFRA21-1)、铁蛋白(FER)、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SCC-Ag)和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水平。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并构建列线图模型。采用C-index、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评估列线图模型的性能。结果 在训练集中,良性结节组和肺癌组之间年龄和CEA、CA125、CA15-3、CA19-9、CYFRA21-1、SCC-Ag、NSE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家族肿瘤史、CEA、CYFRA21-1、NSE均是肺癌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比值比(OR)值分别为1.019、3.243、1.374、1.262、1.073,95%可信区间(CI)分别为1.001~1.037、1.357~7.749、1.225~1.540、1.127~1.412、1.024~1.125,P<0.05];采用ROC曲线确立CEA、CYFRA21-1和NSE鉴别诊断良性结节和肺癌的最佳临界值,依据最佳临界值将3项指标转变为二分类变量,并结合患者的年龄、家族肿瘤史建立列线图模型。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中,列线图模型的C-index分别为0.816、0.843;鉴别诊断良性结节和肺癌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22、0.861,敏感性分别为67.5%、65.0%,特异性分别为81.7%、91.8%。列线图模型具有较高的净获益率,净获益率最大值为0.78。在验证集中,Logistic回归模型诊断TNMⅠ、Ⅱ、Ⅲ期肺癌的AUC分别为0.775、0.843、0.911,敏感性分别为58.2%、78.3%、83.0%,特异性分别为87.3%、76.1%、88.7%。结论 基于临床特征和血清肿瘤标志物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对肺部良性、恶性病变的鉴别诊断具有较高的效能。

女性HPV35/39/51/56/59/68感染情况分析及其遗传变异研究概述

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igh-risk HPV,HR-HPV)持续感染是引起宫颈癌的主要原因,接种HPV疫苗和筛查是较为有效的预防措施。但目前即使是九价疫苗也未能完全覆盖临床上可引起宫颈恶性病变的HR-HPV型别。针对非疫苗型别HR-HPV感染研究数据较少,以及未来大范围接种HPV疫苗后,不同型别HPV的人群感染分布可能有所变化,疫苗开发和接种策略也会相应调整等情况,本综述对目前九价疫苗中未包括的高危型别HPV35/39/51/56/59/68在不同人群、不同国家/地区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及其遗传变异研究进行整理分析,不仅有利于明确非疫苗型别HR-HPV在女性人群中的感染变化趋势和病毒进化特征,还可对未来相关疫苗的开发应用等提供参考。

症状性放射性肺炎预测模型的建立:基于纵向队列的研究

目的:建立基于纵向队列和剂量区间变化的胸部肿瘤放射治疗后症状性放射性肺炎(SRP)的预测模型。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7月至2023年6月在云南省肿瘤医院放疗科进行胸部放疗的587例患者资料,按照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常见不良反应术语评定标准(CTCAE)5.0版进行放射性肺炎的评级,分别收集临床因素、传统独立剂量学特征和剂量区间变化特征。对用于预测是否发生SRP的特征使用遗传算法进行筛选,并分析筛选出的特征与SRP发生的相关性,建立SRP发生的预测模型并进行评估,采用列线图可视化展示最优的预测模型。结果:全组患者SRP发生率为35.94%。遗传算法筛选出5个临床因素、7个独立剂量学特征和6个剂量区间变化特征能够有效预测SRP的发生。临床因素联合传统独立剂量学因素及剂量区间变化因素的预测效能最佳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为76%,临床因素联合传统独立剂量学因素和临床因素联合剂量区间变化因素特征的AUC分别为69%和67%。剂量区间变化因素特征的加入明显提升了预测模型的有效性。结论:剂量区间变化因素特征的加入能够明显提升胸部肿瘤放疗后SRP的预测模型性能。基于剂量区间变化的SRP预测模型能够有效预测SRP的发生。

基于内缘切线野的调强放疗与容积弧形调强放疗在左侧乳腺癌保乳术后放疗中的剂量学研究

目的探究左侧乳腺癌保乳术后基于内缘切线野(IETF)的调强放疗(IMRT)与容积弧形调强放疗(VMAT)的剂量学差异。方法选取2022年6月至2023年6月收治于云南省肿瘤医院放射治疗科的35例左侧乳腺癌保乳术后行IMRT患者的定位CT和靶区危及器官(OAR)等资料,针对同一患者分别设计基于IETF的IMRT和VMAT两种放疗计划,IETF-IMRT和IETF-VMAT;对两种放疗计划的靶区和OAR剂量及计划执行时间进行比较。结果靶区剂量:IETF-IMRT和IETF-VMAT两种放疗计划靶区的D98%分别为(47.92±0.51)、(48.21±0.33)Gy,D_(50%)分别为(52.04±0.22)、(51.91±0.26)Gy,D_(2%)分别为(53.93±0.36)、(53.62±0.41)Gy,适形指数分别为0.84±0.03、0.87±0.02,均匀性指数分别为0.12±0.01、0.1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87,P<0.001;t=3.53,P=0.001;t=5.30,P<0.001;t=-13.60,P<0.001;t=6.24,P<0.001)。OAR剂量:IETF-IMRT和IETF-VMAT两种放疗计划左肺V_(5)分别为(31.91±6.28)%、(33.99±6.31)%,V_(20)分别为(11.71±2.06)%、(9.73±2.1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4.18,P<0.001;t=12.40,P<0.001);右肺V_(5)分别为(0.11±0.08)%、(7.13±3.12)%,D_(_(mean))分别为(1.05±0.12)、(2.71±0.27)Gy,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3.62,P<0.001;t=-13.30,P<0.001);脊髓D_(2%)分别为(1.08±0.11)、(4.83±1.40)Gy,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5.99,P<0.001)。左肺D_(mean)分别为(7.45±1.08)、(7.37±1.03)Gy,心脏D_(mean)分别为(4.21±0.96)、(4.41±0.48)Gy,右侧乳腺D_(mean)分别为(3.74±1.52)、(3.48±1.11)Gy,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1.16,P=0.253;t=-1.76,P=0.088;t=1.41,P=0.169)。计划执行时间:IETF-IMRT和IETF-VMAT两种放疗计划执行时间分别为(10.73±1.21)、(2.18±0.17)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4.71,P<0.001)。结论IETF-IMRT和IETF-VMAT均能满足临床要求,但两种技术各有特点。靶区适形性和均匀性方面,IETF-VMAT略优;两种计划的OAR剂量均显著低于乳腺癌术后放疗剂量限值,其中,IETF-IMRT计划的左肺V_(5),右肺V_(5)、D_(mean)和脊髓D_(2%)略低,IETF-VMAT计划的左肺V_(20)略低。IETF-VMAT较IETF-IMRT显著缩短了计划执行时间,可极大地降低患者体位变化引起的剂量偏差,明显提高患者放疗体验感和舒适度;综合考虑,左侧乳腺癌保乳术后放疗IETF-VMAT较IETF-IMRT更具优势。

小肠和结肠异位并十二指肠悬韧带缺如一例

小肠和结肠的异位以及十二指肠悬韧带的缺失是较为罕见的解剖变异,并且由于其未被腹膜后脂肪组织勾画出来,所以CT和MRI等影像学方式不易识别。十二指肠下段由于没有固定韧带,极易发生扭曲;进食后,由于食物的重力作用,小肠可能会出现屈折梗阻。本文分享1例小肠和结肠异位并十二指肠悬韧带缺如病例的术中所见,为临床诊治和手术操作提供指引。

晚期肾上腺皮质癌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研究进展

肾上腺皮质癌(adrenocoritical carcinoma,ACC)是肾上腺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晚期ACC预后较差,手术切除肿瘤仅限于临床Ⅰ、Ⅱ期的患者,且术后复发率高。对于晚期ACC,米托坦(mitotane,M)联合依托泊苷(etoposide,E)、阿霉素(doxorubicin,D)、顺铂(cisplatin,P)(EDP-M)是目前唯一批准可行的一线治疗方案,但化疗和放疗等治疗效果有限,EDP-M方案失败后尚无标准或一致的二线全身治疗选择。近年来随着对ACC发病分子机制的深入研究与认识,针对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内皮细胞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VEGFR)、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等靶点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TKIs)、mTOR抑制剂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正在研究中。此外,多项针对ACC的研究发现CTNBB1、TP53、KDM5A、CENP-H等突变,有望成为潜在的治疗靶点或生物标志物,为ACC治疗提供更多可能的选择。ICIs已经被证实对非小细胞肺癌、肝癌、肾细胞癌、尿路上皮细胞癌等多种肿瘤有效,积极探索靶向、免疫治疗、特别是联合疗法对延长患者生存期和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潜力。

老年晚期肺癌患者衰弱及衰弱前期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老年晚期肺癌患者住院期间衰弱及衰弱前期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医护人员制定针对性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通过回顾性队列研究对云南地区某三甲肿瘤专科医院老年肿瘤科234例老年晚期肺癌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分析,根据衰弱评估量表,将研究对象分为无衰弱组、衰弱前期组和衰弱组,收集三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和量表评估结果。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影响老年晚期肺癌患者衰弱及衰弱前期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234例老年晚期肺癌患者中,100例患者(42.74%)为衰弱期,72例患者(30.77%)为衰弱前期,62例患者(26.50%)为无衰弱。高龄、营养不良、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受损的老年晚期肺癌患者更容易处于衰弱前期(P<0.05);高龄、合并慢性病疾病数≥3种,高跌倒风险、营养不良、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受损的老年晚期肺癌患者更容易处于衰弱期(P<0.05);高龄、营养不良、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受损是老年晚期肺癌患者衰弱期及衰弱前期共同的影响因素。结论老年晚期肺癌患者衰弱及衰弱前期的发生率相对较高,不同程度衰弱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应采取个性化的干预措施,以预防衰弱前期的发生,控制并逆转老年晚期肺癌患者的衰弱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