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非得非营利组织——论合约失灵场合中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

合约失灵理论显示:在合约失灵的场合下,由于信息不对称,致使竞争机制无法发挥作用,因此唯有政府或者非营利组织来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才能抑制服务提供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学前教育领域为例,我国目前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不足,非营利性的民办幼儿园因为制度缺陷不仅发展受阻,在与营利性幼儿园的竞争中不占优势;分类管理未能落实,导致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形式存在的幼儿园中混杂着投资资本,因此难以从根本上遏制虐童事件。唯有反思合约失灵场合下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机制方是解决问题的正道。

对非营利组织进行分类甄别是税收优惠制度的前提

亚当·斯密说,财政乃庶政之母。税收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关乎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公平正义。良好的税收政策是基于税收公平和正义的理性选择,对于慈善组织和公益捐赠的税收优惠也不例外。我们相信,选择从事公益事业的个人和组织,不会将税收优惠视为首先考虑的因素,而对慈善组织和公益捐赠采用合理的税收优惠制度,却会昭示出一个国家对分配公平的不懈追求和努力。

《民法典》背景下民政业务领域中的非营利法人

一、问题的提出在民政业务领域活跃着大量社会主体,诸如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慈善组织、社工机构、福利院、养老院等等,不胜枚举。这些社会主体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功能和作用。但是长期以来,这些社会主体并未能够体现在法人分类之中,而是寄居在"社会团体法人"这一小帽子之下。

慈善法修改和实施的着眼点在于推动善治

慈善法实施七年之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决定》,其修改速度和效率在我国立法史上也是很罕见的,既凸显了社会各界对于慈善事业的高度关注和殷切期待,也体现了国家对于慈善事业的高度重视。

良法促善治 共创良善社会

2016年早春伊始,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慈善法。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慈善法,其兼具慈善组织法、慈善行为法和慈善促进法的内容,是我国慈善领域的基础性和综合性立法。8年间,为了慈善法的贯彻实施,民政部等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众多规范性文件等配套制度,而众多慈善组织在实践中自觉遵循法律和公益伦理,不仅追求良好社会效益,也追求在实现社会目标过程中的一以贯之的良好品行。

OpenAI事件背后非营利组织治理的重大困境

历时跌岩起伏的一周,OpenAI理事会与执行长之间的纷争以奥特曼回归和理事会重组告一段落。围绕着这一多次反转的大剧,各种分析和评论纷查而至,大多围绕着科技发展的安全与速度之争,或者公益与商业之关系而展开。但在笔者看来,事件中所揭示的非营利组织治理困境值得反思,应力求找到解决之道。

社会组织三大条例如何修改

本文是"结社权法律化和社会组织立法系列沙龙"之一,由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明德公益研究中心和《中国非营利评论》编辑部联合举办。2013年,中国社会组织管理的三大条例都面临整体性修改,这是《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要求,但是修改的基本思路到底是什么样呢?与社会组织基本法的立法、结社法的制定到底是什么关系?本文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讨论,四位专家共同探讨了三大条例修改的背景、修改必要性、修改难度与面临的基本问题等,呼吁政府在修改社会组织三大条例时要确保社会组织成为真正的主体,确保政社分开,并为社会组织基本法的立法创造条件。

疫情应对中慈善组织的特殊规范和行动特点

在包括公共卫生事件在内的突发事件应对中,慈善组织所适用的法律法规会发生显著变化。应急状态下的法律规范有别于常态法治下。在这一前提下,慈善组织在新冠疫情应对中表现得颇有特点,但是喜忧参半。从最先的单一应急物资的募集和提供逐渐过渡到符合各自宗旨的多元化公益项目的实施,慈善组织体现了自身的价值和功能,但是也表现出存在的问题和亟待改进之处,须大力完善慈善组织之间的协同机制,构建慈善组织得以制度化参与的政社协同机制。

论突发事件应对中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以公益募捐主体为视角

进入高风险社会以来,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复杂性陡增,对政府的应急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为尽快恢复社会秩序,法律赋予政府以特殊处置的权力,来调配有限的公共资源,以将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但是法律也鼓励社会捐赠,并且慈善组织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当属其宗旨所在,使命使然。于是在突发事件应对中,一方面政府要限缩社会主体(包括慈善组织)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慈善组织须依法依规依照章程需要开展慈善活动,两者之间的确存在冲突和张力。这一张力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不时出现,并且不断引发舆情。本文从武汉市慈善总会27亿元善款上缴事件切入,回顾历次突发事件应对中政府与慈善组织之间的关系演变,以实在法上的规定来解释和评析此次事件,并提出相关完善建议,希冀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与思路。

消费者协会法律地位再探析

消费者协会是依法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组织,在促进消费者权益保护事业中至关重要。长期以来,消费者协会的法律地位未能明确,致使其设立宗旨未能充分实现。依法履行公益性职责的消费者协会是消费者组织中的一类,与完全由社会力量设立的其他消费者组织性质不同,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设立主体、设立目的和宗旨、财产来源、治理结构、组织形式、财务制度等方面。从法人分类来审视消费者协会,应将其界定为非政府性质的公法人,并且应按照《民法典》中的法定机构来确定其法律属性,这不仅能正本清源,而且是对法定机构的规范作出的有益探索。

慈善组织以商业广告方式筹集款项的善与恶

以善为名,须以善为实广告就是广而告之。广义的广告是指广告主(包括国家、政党、企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个人)等,付出一定(金钱、声望、时间等)代价,通过各种媒介,旨在影响受众的,对于组织品牌、商品、服务、特定的观念或体验等进行的信息传播。广告可分为商业广告、公益广告和意见广告等。公开的慈善募捐也是广而告之,但是与前三者的区别还是很显著的。

从赠与合同到慈善捐赠

民法典第三编合同,有三个分编29章526条,占据了整个民法典近一半的条文篇幅。合同编内容非常全面、丰富,除了有关合同的一般通行规则,还围绕19种典型合同予以明确规定,其中赠与合同与民政工作有关。本文就赠与合同与捐赠合同加以探讨。民法典中,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慈善法中的慈善捐赠则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基于慈善目的,自愿、无偿赠与财产的活动。赠与和慈善捐赠都属于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无偿赠送行为,但是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贯彻《慈善法》我们要保持永远学习的姿态

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颁布时,社会对其抱有极大的期待和希望,《慈善法》是一个内容非常全面的法律,它包含了慈善组织法、行为法和促进法等很多内容,是慈善领域的一门基础性法律。《慈善法》的颁布实施,开启了中国民间与政府共同为社会筑底的时代。

金锦萍:儿慈会的“罪与罚”

端午节后第一天,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儿慈会”)千万善款被卷跑事件在案发大半年之后,终于有了权威定性和初步处罚结果。微信朋友圈瞬间被此新闻刷屏,足见公众对此事件之关切。儿慈会9958大病救助事件对于慈善领域尤其是大病救助领域的影响极为重大,而民政部此次对于儿慈会的行政处罚可谓是自《慈善法》颁布实施以来,对于全国性慈善组织处罚力度最大的一次。如何整体解读和评价儿慈会此次事件以及民政部的通报。

一起过个公益节吧!

2016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确定每年的9月5日为中华慈善日,与联合国确定的国际慈善日为同一天。在我国,以法律规定节日或者纪念日,分为两种,一种是全民或者部分民众放假,例如春节、元旦、国庆、劳动节、妇女节等等;另一种则没有规定放假,但是通过确定纪念日的方式来彰显对于某种职业的尊重,或者唤醒公众特别关注某些重要社会议题,例如教师节、护士节、记者节或者植树节等。中华慈善日目前属于后者,即旨在引起民众对于慈善事业的重视,促进全民慈善的社会氛围。

让公益配捐回归信任逻辑

人世间,最可宝贵的是信任,最易失去的也是信任。慈善领域,最难获得的是信任,最脆弱的依然是信任。近期围绕着公益配捐的争论喧嚣尘上,甚至有将众多责任归名于公益配捐之上的倾向。那么,配捐的目的是什么?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

社会组织合法性应与登记切割

对于大量登记无门而有非法嫌疑之虞的社会组织而言，近期各级民政部门释放的利好消息的确令人鼓舞：无论是广东、深圳已然实行的直接登记制，还是北京对特定类别社会组织予以直接登记的尝试和探索，都显示出政府部门已经意识到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举措就是要将更多资源和空间留与社会领域，而社会组织登记制度的松绑无疑是题中应有之义。

松绑社会组织管理体制

当前，无论是深圳已经实行的直接登记制，还是北京对特定类别社会组织予以直接登记的尝试和探索，都显示出社会组织登记制度的松绑趋势。这给大量登记无门而有非法嫌疑之虞的社会组织带来了希望。

发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慈善组织应如何作为?

新型冠状病毐肺炎疫情牵动人心,各地政府先后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上至中央,下至民众,均全力以赴,希望尽快扭转局面,转危为安。与此同时,不少慈善组织也纷纷行动起来,参与到疫情防控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中。从募集资金和物资,到动员和招募志愿者;从关注和支持一线医护人员,到深入社区开展疫情防控宣传和心理关怀……不一而足,展现了巨大的热情、担当和组织力。

第三次分配的真正价值:塑造具有志愿服务精神的民众

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内容之一是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