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意义与问题

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从一个侧面表征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开展从注重"破"到注重"立"之转变的整体自觉,其兴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其积极意义主要有:第一,它有助于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中,进一步增强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更好地以我为主地吸收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第二,它有利于营造一个更为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国文化,更好地批判继承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社会性文化氛围;第三,它体现了必须集中全人类多民族的智慧资源以解决"地球村"所面对的共同问题的时代要求;第四,过强的意识形态企图。其不足之处表现在:第一,偏狭的文化心态;第二,独断论和一元主义文化观;第三,理论建构尚需进一步加强。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终极关怀比较探析

马克思主义终极关怀价值系统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与共产主义紧密相联,其宗旨是"每个人"和"所有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儒家终极关怀强调以感恩戴德之情来对待生命的根源,进而在根本归趣上规约人之生命的现实践履以获得生命终极的价值意义,在个体生命的安顿上以为天地尽孝、为社会尽孝、为祖先尽孝为基本途径。马克思主义既在终极关怀价值系统根本的理论关节点上表现出了与中国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儒学相当的契合性,同时又具有为中国文化传统补偏救弊的现实可能性,两者间的特殊关联在深层价值取向上规约了现代中国的文化选择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必然性。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终极关怀价值系统深度融合,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重要的时代课题。

论儒家思想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当代意义——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为中心

人类文化所具有的习得性或继承性是人类得以以"人"的方式存在而区别于一般动物的一个基本原因。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思想之精华是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之内在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追求"普遍和谐"的基本价值取向及其文化生态模式可以为我们今天进行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以下两个方面的借鉴:其一,从注重普遍和谐的要求出发,应当高度重视对于"和谐"的系统追求。儒家文化生态模式注重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的基本运行机理应当对于我们今天寻求"可久、可大"的和谐之道提供某种程度的警示作用。其二,儒家思想注重追求"和谐"与"生生"内在统一的价值取向,有助于消除追求和谐过程中的片面性。

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自觉

走立足中国思想传统和现代际遇的现代化之路,是中国现代发展的关键性和纲领性问题。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自觉有着比其他民族更深厚的传统与历史,它所追求的复兴和代表的思想价值也反映出更浑厚的文明底蕴。通过中国传统思想对中国现代化实践进程的认识重构,为建构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现代化理论提供说明,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承担的时代责任。

论现代儒学的基本理论特质

相对传统儒学而言,现代儒学的基本理论特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第一,在基本精神方向上,主动自觉地使儒学与传统专制体制相脱离并扭转了轻忽客观知识的走向,从而与奠定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以民主科学为标志的现代性保持了总体的一致性;第二,在价值取向上,又没有完全为理性主义所框限,而是依然保持了人文主义的基本取向;第三,在基本理论立场上,鲜明突显了现代化过程中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明确反对将中国变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强调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现代化应当建立在民族文化内在转化的基础上;第四,在基本思维范式上,强调要以开放的文化心态来面对外来的西方文化,并致力于在会通中西中实现新的、更大的综合。

“三十而立”商兑

以往对孔子"三十而立"的疏解主要有三种:立于学、立于礼与立于道。其共同的问题是遮蔽了孔子思想对于中国文化早期发展演进的变革性意义,特别是与之相应的心路历程。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在不自觉中一直沿袭了汉代形成的主要将孔子看做是古先圣人之"骥尾"的诠释传统,而没有将孔子在轴心时代所做出的对中国文化的变革性贡献与其自我生命发展、超升的心路历程统一起来。"三十而立"更为合理的解释应当是"仁心的挺立"。

“良知自我坎陷”说与儒学的现代新开展

"良知自我坎陷"说在牟宗三思想乃至现代新儒学中均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连接"无执的存有论"与"执的存有论"的纽带,而且是"德性主体"开出"知性主体"的枢机,在一定意义上堪称现代新儒学理论建构的逻辑归结。之所以围绕此说长期纷争不休,除争论参与者对相关问题的义理把握与价值判断存在差异外,论衡"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层面或角度不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尽管"良知自我坎陷"说很难真正为中国文化带来科学与民主,自现代新儒学"道问学"的理路可以对"良知自我坎陷"说提出质疑,从外在于儒学的立场更可以对"良知自我坎陷"说做出更为严厉的批评,但如果仅就儒学作为一种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而言,"良知自我坎陷"或许是一有其内在必然性的理路,从而很可能会在儒学未来的发展中产生久远影响。

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论习近平中国传统文化观的时代意义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现代复兴的历史高度，围绕中国传统文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华民族现代复兴的实践要求，批判继承和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基本立场上，与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的相关认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同时又与时俱进，体现出了一些新的内容，具有新的时代意义。

论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学科创立中的历史作用

冯友兰是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其哲学创获与哲学活动对20世纪的中国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因此，对于他的哲学思想的研究也就构成了近几十年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笔者注意到，在对于20世纪中国哲学的总结反思中，人们更多的是注意冯友兰与胡适相同的方面，即以“西方哲学”为样板来建构“中国哲学”的理论工作，也就是说，在中国哲学学科的创立过程中，冯友兰所起的作用主要是与“以西释中”相联系的，而忽略了他在这一过程中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特点的开显和确认。由于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到如何评价冯友兰哲学，而且亦牵涉到如何看待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因而有必要加以认真辨析。

大同·《礼运》大同·大同主义

"大同"一词始见于《尚书·洪范》,本是指决断重大疑难问题时所出现的最高统治者的想法与卜筮结果、百官观点、庶民意见完全一致的情况。《礼记·礼运》借用这一概念指称"大道之行"的理想社会,并用107个字的篇幅对"大同"之世作了全面阐述。"《礼运》大同"堪称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完整、最系统和最具空想色彩的社会政治理想。孙中山的"大同主义"在充分借鉴和吸收"《礼运》大同"思想精髓的基础上,立足当时的社会现实并着眼于未来发展,精心设计和描绘了近代中国实现富强文明、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可行路径和美好前景。如果说"《礼运》大同"是传统政治理想成熟的标志,那么孙中山的"大同主义"可视为近代条件下"《礼运》大同"的升级版。

儒学的当代发展应当积极面对的三个问题

同中国文化传统一样，儒学在近代以来走过了坎坷曲折的历程。1840年后，中国文化传统经历了西方文化自器物而制度而精神理念的全幅冲击，儒学一度被挞伐得体无完肤、奄奄一息，以致于某些西方汉学家甚至认定儒学已成为只能收藏于博物馆的“古玩”。曾几何时，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儒学的存在境遇在新的世纪之交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向21世纪，儒学显示出了复苏乃至复兴的势头。值此之际，对儒家思想与当代社会的关系作出进一步深入的探讨与前瞻性的研究，显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从中国哲学对启蒙时代欧洲的影响看“早期启蒙”说

"中国哲学对于启蒙时代欧洲的影响",这一话题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下突显了"中国哲学"自身的整体性及其不同部分间的内在关联性,有助于促使人们把相关思考的兴奋点更为自觉地聚焦于反省总结中国哲学自身所具有的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理论特质。"早期启蒙"说可谓20世纪"中国哲学"学科发展演进历程的一个缩影,立足于对现当代中国哲学发展演进历程的整体关照,应当对"早期启蒙"说的积极意义予以充分肯定。在今天,在肯定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同作为人类哲学之殊相而具有其一般共性的基础上,从不同的理论范型去比较和澄明两者的"同中之异",应当比仅仅单向度地或者以西论中或者以中论西更具有理论的合理性。

21世纪中国哲学新开展的三重维度

"通古今之变,融中西之学,究天人之际",构成了21世纪中国哲学新开展的三重维度。"通古今之变",即改变主要从时代性维度来评断中国哲学的偏颇,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辩证连接,以畅通民族文化生命,贞定中国哲学作为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地位,在人类哲学之一般的高度确立体现中国哲学自身智慧精神的当代理论形态。"融中西之学",即在挺立民族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心态更好地吸收外来文化,进而实现中西两大哲学传统的平等对话与深度融合,为探索未来人类更为健康、合理的存在形态做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究天人之际",即面对当代社会出现的人性的异化与人生意义失落的存在境遇,确立能够安顿现代中国人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价值系统,以为国人的生命存在寻求安身立命的依归。三个向度的展开,代表了寻求中国哲学之新综合与新创造的一种努力。

儒家“义利之辨”的基本内涵及其当代意义

根本否定儒家"义利之辨"在今天仍具有积极意义、将儒家"义利之辨"的基本精神归结为义利对立基础上的取义舍利或重义轻利、认为儒家"义利之辨"中包含了主张"以义取利"的内容,是误解儒家"义利之辨"的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儒家"义利之辨"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第一,明确反对见利忘义;第二,肯定合理之利的正当性;第三,在动机上反对"以义求利",但在结果上可以接受"因义得利";第四,在特殊情况下则牺牲利益而成就道义,其极端的情况就是孔子所谓"杀身成仁"、孟子所谓"舍生取义"。综而言之,儒家"义利之辨"归根结底体现为一种"义以为上"即以德性的要求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安身立命之本的精神追求。儒家"义利观"对于现代人仍能起到相当程度的警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