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非参数贝叶斯模型和深度学习的古文分词研究

古汉语文本中,汉字通常连续书写,词与词之间没有明显的分割标记,为现代人理解古文乃至文化传承带来许多障碍。自动分词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基础任务之一。主流的自动分词方法需要大量人工分词语料训练,费时费力,古文分词语料获取尤其困难,限制了主流自动分词方法的应用。该文将非参数贝叶斯模型与BERT(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s)深度学习语言建模方法相结合,进行古文分词研究。在《左传》数据集上,该文提出的无监督多阶段迭代训练分词方法获得的F1值为93.28%;仅使用500句分词语料进行弱监督训练时,F1值可达95.55%,高于前人使用6/7语料(约36 000句)进行有监督训练的结果;使用相同规模训练语料时,该文方法获得的F1值为97.40%,为当前最优结果。此外,该文方法还具有较好的泛化能力,模型代码已开源发布。

戴震解经方法论发微——以《与是仲明论学书》为中心

乾嘉考据学派的解经方法论以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为代表。借助哲学诠释学和现代语言学理论,可以揭示出《论学书》诠经纲领严密的结构和广阔的理论适应性。戴震清醒地意识到经书传达道这一逻辑预设,将经书作为平息争论的权威依据,故而采取专力于客观性解经的策略。戴震讲究以简驭繁(识断),更重视观点与材料的密合无间(精审);《论学书》的"由字以通其辞"是从抽象的字演绎到特定文本的语义解释,宋学家和古典诠释学一直错觉为归纳。《论学书》未对"由辞以通其道"作充分展开,但江永、戴震富有语用学意味的"以心相遇"说表明知人论世只是以意逆志的实施细则。《论学书》所述其师江永的"淹博"、"识断"、"精审"深具诠释学循环之精神实质;尽管戴震想通过"经典"来终止无休止的论争,却忘记自身已在动摇"字典"的权威。

法藏改造十玄门原因探析

华严宗的十玄门有古十玄、新十玄的说法,古十玄创自智俨,而新十玄见于澄观的《华严经疏钞》。澄观的新十玄实源于法藏《探玄记》。古十玄转为新十玄亦完成于法藏。在法藏的著作中,多采用古十玄,但在《探玄记》中则改造古十玄成新十玄。新十玄与古十玄的不同不仅仅体现在顺序的变化上,更有古十玄两门的删去,与新十玄两门的新增。学者们对法藏删去古十玄唯心一门,提出了或贬低唯识学说,或阐扬一乘圆教等种种猜测。本文则进一步指出,法藏打造的新十玄本质上是排除古十玄中理事无碍的内容,将新十玄全体改造成事事无碍的义涵。法藏或许并非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继承法藏新十玄的澄观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使用的,从而为我们发现新十玄本质上为事事无碍思想提供了的启发与证据。

明初《五经大全》传注取材新探——兼论纂修群体构成

《五经大全》作为明初官方修纂的重要典籍,其抄录成编的做法历来为学界所诟病。然而传注底本究竟如何选取,鲜有学者涉及。事实上,《大全》选取传注,一方面考虑学术发展的自然法则,另一方面又结合政治因素的综合考量。纂修班子内部,呈现出以江西籍与福建籍翰林职官为主干的群体特征。他们时常同行出游,饮酒诗赋,相为唱和,形成了以地域为纽带的乡邦士人团体,成为明永乐朝历史发展进程中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总而言之,《大全》是明初学术与政治交相呼应、相互影响的综合产物。

性善说的困难——以《孟子·告子上》为中心

孟子与告子有过数次辩论,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关于人性善恶的问题。孟子道性善,以为人性先天地、普遍地是善的,但在论证上还存在不少问题。在杞柳之辩、湍水之辩中,孟子说明了人性的自然性,但未能证明自然的何以必然是善的;在"生之谓性之辩"中,孟子分辨出"人性"之不同于"物性",但人之性何以必然是道德性,孟子也未能充分证明。孟子的性善说,道出了人性善之可能,但不能从理论上说明人性恶之不可能。而在"仁义内外之辩"中,孟子的困难在于无法排除一种"合乎道德"而非"出于道德"的义之可能。

《玉篇》残卷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意义

作为南北朝时期的重要注释语料,《玉篇》残卷在汉语词汇史研究中有重要价值:残卷中有丰富的六朝新词和新义;许多词语于残卷首见或仅见;残卷引证为一些词语或词义的首见用例;残卷为部分词语提供首次训释,亦为实现词义反推提供便利。

經籍傳刻與異文演變--以《春秋穀梁傳注疏》爲中心

我國的儒家經書注疏合刻本,自南宋建陽地區書坊刻十行本,經過元代翻刻及明、清多次傳刻,成爲現代普遍利用的《十三經注疏》經典文本。由宋至元至明、清多次傳刻過程中,既有後代版本對前代版本的因襲,又有有意的校改或無意的增誤,其中異文的演變軌跡頗令人尋味,校勘中的得失也值得總結。本文以《穀梁》爲例,通過對宋十行本以下諸本異文的梳理追蹤,考察經籍傳刻鏈條中文本的沿襲、校正、增誤、再校正、再增誤的過程,探討經籍傳刻與異文演變的關係。這將有助於我們對經籍傳刻源流的深入認識,也有助於我們對諸本版本、校勘價值的客觀判斷。

元十行本注疏今存印本略説

元十行本注疏今存印本頗爲豐富,除數部元刻明修《十三經注疏》匯印本外,主要以單經流傳,各本補版印刷時間不一,不同傳本之間多有差異。本文搜羅網絡發佈的元十行本注疏全文影像及已出版影印本、書志、圖録等資料,以經爲單位,列舉元十行本各經不同時期代表性印本,梳理其版面特徵與印次關係,以供讀者選擇利用,並爲圖書館編目工作之參考。

《儒藏》编纂随劄(其二)——目录版本、标点文字七则

本文由《儒藏》编纂实践遇到的问题引出七条札记,涉及目录、版本、标点和文字学。关于目录学,以朱熹《论孟精义》和朱彝尊《经义考》为例讨论了书名名贵相应的实际情况,特别探讨了别集与独撰类丛书的疑似和交叉。版本学的首条延续《随札(其一)》关于注疏合刻的话题,指出宋代建刻十行本有相当一部分早于黄唐所刊八行本《毛诗》和《礼记》;建刻十行本之所以带《释文》,是因为同时期刊行的经注即有带《释文》者,因此习惯上认为的先有注与疏之合刻再有注疏与《释文》之合刻的过程是不尽合乎历史的。次条围绕着版本的非正文信息,提出新排古籍宜恢复卷内页码,探讨了卷端题、版心等文字信息的重要性;提出翻弘治本和康熙本《四书或问》的《论》《孟》部分均不宜著录为三十四卷,还提出《孟子》分'上孟''下孟'盖始自明代稍晚的时期。关于标点符号,探论了注文中特定类型之书名号的标法,提出尖角式书名号与汉字横排并不相关,而是出于方便铅活字排版的需要。关于文字学,通过三组例子提出甄别异体字与通过改换偏旁形成之分化字的必要性和复杂性。

注疏合会的三种模式——《儒藏》编纂随劄(其三)

在写本时代,合会经注文与疏文,除了以十三经注疏合刻为代表之连缀模式外,还出现过另外两套方案:简单平列的两栏模式基本没有流行,打散模式尽管水乳交融,却存在破坏单疏结构的风险。本文重点探讨了以日传钞本《论语义疏》为代表之打散模式的优缺点,并提出了改进的构想。《唐律疏议》可能从来就没有单疏,这提示我们打散模式也可能是单疏之出文直接标举经注全文而非其起讫的结果。文章最后讨论了合会注疏时保持经注疏文之层次区别的几种手段——提行低格/小字不提行、朱墨笔,以及文字标识。

八行本《周易注疏》的原版与修补版

八行注疏本为我国注疏合刻之始,其中《周易注疏》今有两个传本存世,一为未经修补的原版印本,一为宋、元两代递修的后印本。论文考察了两个印本之间版刻、文字上的差异,指出修补后印本既有修订原版讹误之处,亦有新增之讹误。

八行本《周礼疏》不同印本的文字差异

本文比较了宋刻八行本《周礼疏》不同印本的文字差异,指出北京大学(下文简称"北大")藏早期印本较多保留了原刻面貌,也有刻工偶误;国家图书馆(下文简称"国图")及台北故宫藏后印本既有校订原刻之处,亦有误改及新的刊刻讹误。此外还探讨了民国间董康影印及影刻八行本《周礼疏》的底本问题以及阮元《周礼注疏校勘记》所引惠校本异文来源问题等,以为读者利用八行本《周礼疏》之参考。

《易传》对戴震《原善》的影响

《易传》对戴震《原善》在义理和话语两方面都具有明显而深刻的影响。《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与"一阴一阳之谓道"分别为程朱和戴震建立各自的本体论提供了话语支撑。程朱与戴震从各自的哲学立场出发,对《系辞》的"继善成性"提出了相似实则完全不同的解释。"生生"和"易简"都是《原善》重要的话语、命题和范畴,前者尤为戴震义理学的基石。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三书理学史料来源初考

戴震的《孟子私淑录》《绪言》和《孟子字义疏证》对宋明理学做了彻底清算。考察其明确引用宋明理学家的言论系直接依据何种文献,可作为全面评价戴震对宋明理学之把握程度的参考。经考察,戴震写作《疏证》系列三书时大量依据了明《性理大全》,此外也使用了《近思录》和《西山读书记》;具体到《近思录》,戴震很可能用的是宋叶采注而非其师江永注;至于有关陆王的材料,则多出自明陈建《学蔀通辨》。尽管使用二手资料并不影响戴震哲学的历史地位,但对其评骘宋学特别是陆王心学的学术严肃性必然会打折扣,所以戴震在写作《疏证》时已有意掩盖其使用二手资料的痕迹。《性理大全》除了给戴震提供论辩的资料外,在立目、编排上或许也对《疏证》有所启发。

《论语·里仁》篇“吾道一以贯之”章的诠释问题

《论语·里仁》篇孔子告曾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而曾子转以告门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一以贯之"与"忠恕"之间是何关系,忠、恕之间又是何关系,从王弼到程朱,再到清代诸儒,历来的解释观点不一。而《中庸》"忠恕违道不远"的记载,又与曾子"忠恕而已"的说法不一致,诸家注释于此也颇有异同。本文认为,要厘清这些关系和矛盾,需要注意文本话语背景的变化,需要从义理上整体把握文本的意义,不应拘泥于文本之文词。

韩婴孟学思想探析——再论《韩诗外传》与孟荀的关系问题

西汉韩婴之《韩诗外传》杂采先秦之经子传说以说《诗》,其中援引最多的当数《荀子》,以致前人多认为《韩诗》为"《荀卿子》之别子"。实则就《韩诗外传》一书来看,韩婴固然在诸多方面受荀子影响,但也吸收了孟子的很多观点,表现出一定的尊孟意识。韩婴在人性论、法先圣等问题上都体现了其兼综孟荀的倾向。在权变观、井田制等观点上则与孟子思想一脉相承。《外传》袭取《荀子》"非十二子"之论而删非思孟之文;引《荀子·儒效篇》而删去"法后王"一段均是出于其尊孟意识,亦是其自身思想倾向之合理要求。

“经之至者道也”—戴震通经求道的权威主义策略及现实关怀

戴震清醒意识到经书传达道这一逻辑预设,将五经四书作为平息争论的权威依据,故而采取了专力于客观性解经的策略。因此方东树提醒经书与"里巷话言、官牍文书"不同时,并未把握到戴学自身的脉络。但戴震并非没有体认求道的进路,因为前理解包含对语言文字的理解和对世界的理解两大部分,其中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和归宿。这是戴震有时将典章制度列为解经的前提条件,而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和《古经解钩沉序》二文中却作为经书唯一所指的根本原因。当典章制度作为经书唯一所指时,戴震可谓比宋明理学家更为激进的体认主义者。

清代《文选》学概述

清代是《文选》学最为繁荣的时期,政治上源于清政府的导向,学术上是因为考据学的兴起、李善注的阙失,文化上根源于骈体文的兴盛。清代《文选》学呈现出与往代《文选》学不同的特点:以小学释"选学";运用多种方法,系统综合研究《文选》;运用新思维,与现实相结合来评价研究《文选》。虽然清代《文选》学成为"显学",但是它仍然存在版本受限、严重因袭等不足。

《孟子》对戴震《原善》的影响

《孟子》在义理和话语两方面深深影响到戴震的《原善》。戴震将《易传》的"继善成性"与孟子的性善论区别为两个问题,前者是泛论,后者专论人性。受孟子断言"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的鼓舞,戴震严厉批评宋儒所谓性分义理、气质两种的学说犯了"二本"的错误。《原善》关于心的论述,关于"仁义礼智圣"和"条理"话语的使用,都鲜明表现出《孟子》的启发和影响。

清代宝应刘氏家学历久传承原因述论——从家风、家教及姻娅说起

宝应刘氏培育出多位学者,家门著述颇丰,终清一代学术传衍不辍,这与刘氏谨严的家风、良好的家教、稳定的姻娅圈密不可分。刘氏尊奉祖训、谨身节用的家风,有助于族人中形成励志向学、敦品立行的氛围;家塾的授业与长辈的指导,有利于子孙文化的普及与学问的精深;稳定的姻娅交往圈,将文化家族中的女性带入刘家,便于羽翼家族教育,辅助家学传承。此外不断适应学风的治学特点,使刘氏家学得以保持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对宝应刘氏家学传承问题的归因,进一步丰富了家族史与学术史研究,特别是对清代学术转型课题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