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朝燕行使团中的译官军官与带率子弟等研究

朝鲜朝燕行使团中的译官、医官、写字官、画员、日官以及带率子弟与使臣亲友中的各类军官等,在使行过程中负责翻译沟通、情报侦缉、医疗救助、抄写模印、气象预测、伺候使臣、护卫团队安全以及八包贸易等具体职责,对使事能否成功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带率子弟等入中国的最大动力是游览大国,增广闻见,是“燕行录”创作的主力军。由于使臣所带译官等过于滥杂,给使团带来巨大的负担与风险,导致走私贸易猖獗,但因为从朝鲜朝王室到地方官府与官员也从中获得了不少利益,故屡禁难止。正、副使与书状官等对译官等的记录,往往是形象猥琐而能力低下的贪残之辈,这其中有个人偏见与推卸责任之嫌。但正是这些译官,在朝鲜王朝末期成为坚决主张改革的开化派,成为了旧时代的掘墓人和新时代的开创者。

唐人稱引《周易》王、韓注側證——以《文選》李善注爲中心

唐宋間《周易》文本經歷了最爲重要的一次遞嬗,即從寫本切换至刻本。本文以《文選》李善注所引《周易》王、韓注爲中心,參照約略同時的《後漠書》李賢注,以及稍晚出的官修類書《初學記》引文,同時參校宋刻《周易》經注本,以及敦煌唐寫本、陸德明《經典釋文·周易音義》、魏徵《群書治要》、李鼎祚《周易集解》、郭京《周易舉正》等唐代或唐前文本或異文資料,從而揭示唐人引文的特徵,並由此回溯唐代文本樣貌,進而探求唐宋《周易》文本遞嬗的規律性。唐人注解及類書引文大體上忠實於原文,基本上可以反映其所從出之底本的原始樣貌,雖然具有個性化和不穩定性的特徵,甚或經過一定程度的主觀改造。總體而言,唐宋《周易》文本具有穩定性和連續性,在從寫本時代進入刻本時代的遞嬗過程中大體保持統一,並未發生大的變易。

宋元书院本杂考——以《书林清话》著录为中心

宋元时期书院刻书活动广受学界重视,历代书目及今人著述多引述并讨论"宋元书院本"。叶德辉《书林清话》一书较早并有系统地总结了书院本的基本情况,但是问题也不少。细检现存的宋元书院本,详辨宋元刻书的史料,可以订正其讹误、补遗其缺漏。在此基础上,学界同仁有必要重新思考书院本的定义、宋元书院本的类型以及宋元书院刻书的相关问题。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你写故事

就作文的情况来看,今年的作文题目表面上看的确未见“创新点”在哪里.但“创新”并不意味着奇险与怪异,也并不是说加大难度与挑战性.所以今年我们的命题理念就是“回归基础”,尤其是小学、初中组,重视基础、侧重纪实、展示自我、描写生活,是我们多年坚持的理念,这一次我们就是想逼着孩子们写“自己的故事。”

日藏宋僧率庵梵琮著作及其價值考述——以《率庵外集》爲中心

一緣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特别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對域外漢籍的研究,已經成爲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對這些留存域外的大量珍稀漢籍的搜集和研究,無疑對推進各相關方面的學術研究都是十分有益的。對筆者的學術研究領域來説也是如此。從2000年以來的十餘年時間裏,筆者利用在日本留學、講學等機會,查閲和搜集到大量宋僧詩文集.

模拟圣人:《汉书·扬雄传》中的身份认同与自传叙事

《汉书·扬雄传》是班固抄录扬雄《自序》编纂而成,“雄之自序云尔”之前基本皆《自序》原文,乃扬雄之自我呈现。《自序》在本质上是自传而非书序,扬雄的目的是避免自己“没世而名不称”。由于扬雄在写作时就意识到这篇文字以后会被朝廷采用,故文中表现出明显的自我塑造与自我保护倾向。扬雄模仿孔子经历来安排《自序》的叙事结构,突出反映了其成圣心理。在叙事手法上,他继承了史传的叙事技巧,运用第三人称叙事,试图让文本兼备真实性与客观性。而否定型叙事的运用又开放了文本阐释空间,使读者在阅读时不自觉地参与到文本的创作过程之中。

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郭店楚墓竹簡研究項目介紹

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的出土文獻研究室,這幾年一直在進行郭店楚墓竹簡(以下簡稱“郭簡”)的研究工作,參加人員有裘錫圭、李家浩、沈培、陳劍和研究生張富海。已畢業的研究生馬月華也參加過一些工作。荆門市博物館編的《郭店楚墓竹簡》出版已經六年了,學者們對郭簡的研究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進展。我們想在全面吸取他們的成果的基礎上,通過我們自己的研究,爲郭簡編寫出新的釋文,並加上比較詳細的注釋。這項工作估計在今年年底能够完成。以下分幾個方面,簡單介紹一下我們的工作内容。

论中国武侠小说从古至今的演变

打通古今,缕述中国武侠小说的历史变迁。揭示“中国古代武侠小说”、“中国旧派武侠小说”和“中国新派武侠小说”各自的主要特征及其间的演变规律。

俗文学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

俗文学的基本特征是语言的通俗性。确定俗文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应该具有辩证眼光。广义的俗文学和狭义的俗文学两个概念可以并存。俗文学研究是符合国际学术潮流的具有巨大潜力的研究方向。文献基础和理论方法是决定俗文学研究水平的两个重要因素。陈寅恪《论〈再生缘〉》是俗文学研究的楷模。全国古籍普查和海外汉籍调查为搜集俗文学文献、推进俗文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北大中文系留学生教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中国接收外国留学生来华求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就北大中文系而论,自1910—2010年的100年里,培养的留学生可分为四个时期:非成建制的零星交流时期,以社会主义阵营与第三世界留学生为主的时期,以日本留学生为主的时期,以韩国、新加坡学生为主的时期。百年来中文系共招收了全日制各类学生共9500名,其中各国留学生为939名,占全部数量的9%;接受外国研究学者、进修生1773名,占中文系培养的各类人才的13%。为世界各国培养了一大批活跃在学术与外交领域的精英人才,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留学生教育模式。但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成长以及对外交往的不断深化和扩大,留学生教育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与危机:这主要表现在留学生生源国过于集中与单一,尤其招收非洲留学生数量最少;留学生使用的专业教材亟需修订与新编,留学生汉语水平相差悬殊,呈严重不平衡状态等。今后,我们将在现有基础上扩大留学生招生规模,逐步解决留学生生源国别不均衡的问题,并立足亚洲,面向世界,培育精英人才,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往来与学术文化交流等,做出北大中文系应有的贡献。

从中国大陆当代古籍整理的现状看其类别、方式方法及走向

本文首先回顾了中国大陆当代古籍整理的缘起,继而论述了中国大陆当代古籍整理的现状,即类别及方式方法;最后阐述了古籍整理的今后走向。

李贽与晚明短篇白话小说中的女性文化

李贽是明代中后期一位伟大的革新思想家,他的言论猛烈地抨击了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孔孟之道和世俗观念。在李氏思想的滋养下,小说创作领域出现了许多富有时代特征的新作品。本文以短篇白话小说“三言”、“二拍”为例,个案分析了各种女性的新形象,从而说明李贽的新思想、新观念对于女性解放和女性文化的演变具有重大影响。

从《三国演义》《水浒传》两书之魂——忠义思想看罗贯中着意塑造的英雄人物

本文主要论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引经据典，论述了忠义思想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两书之魂。其次，研讨了作者以忠义为标准，塑造了各类英雄人物形象，重点分析了特有的三种相同类型的人物，这就是：两书中的英雄首领均高举着忠义的旗帜，而他们内心深处却是各有目的；阶梯式的忠义，使两书作者塑造出最为精彩、最为鲜活、最有感召力的人物形象；亲情的忠孝，改变了传统上的舍孝亲而取忠君的忠孝不能两全之观念。最后，论述了作者塑造英雄人物形象最为有力的手法是人物言行的比较法。

如何对待《史记》中的抵牾与疏略

从总体而言 ,《史记》仍是一部准确性相当高的信史。一些学者片面夸大《史记》存在的问题 ,是不恰当的。 1 988年 1月 1日 ,《社会科学报》刊登一则题为《外国学者怀疑〈史记〉的史料价值》的综合消息 ,对《史记》的史料价值有基本否定的倾向 ,尤不足取。

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古文

我们选择了什么样的古文，就决定了“共同语言”中的共同话题，从而也会引起价值观和思想方式的熏陶。因此，这是一项有着重要意义的工作，值得审慎讨论。

朝鲜燕行使在中国的书籍访购、编刻、刊印与交流研究

本文对明清时期朝鲜燕行使在中国的书籍访购、编刻、刊印与交流等,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认为在中国大量购买书籍,是朝鲜王朝治国理政与学术文化建设的重要事项,是燕行使在使事活动之外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使臣通过多种方式得到包括史籍、方志、天算与地图等中国明令禁止出口的书籍,但朝鲜书籍却严禁带入中国;尽管明清朝廷有严苛的禁书律条与惩罚措施,但使臣总能逃避搜检潜买而归;这种不花费成本的间接与直接利用中国文化与科技成果的行为,为半岛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建设等,带来巨大的效益。因此,中国与朝鲜半岛向来的书籍文化交流,基本上是不对等的单向输入,那种认为中国对古代朝鲜是强行灌输与文化侵略的观点,只不过是对历史的无知和荒谬的臆测。

錯簡文本的齊與不齊——以《民之父母》《孔子閒居》《論禮》爲例

通過比較分析《民之父母》《孔子閒居》《論禮》,《緇衣》的出土和傳世文本,可以窺知傳世文本所體現的整齊性要素和其中存在的篇章錯亂情况,以及抄寫所導致的漸趨“整齊”和錯簡所導致的“不整齊”之間的區别。抄寫和錯簡都會對文本的整齊性帶來影響,但影響的層面是不一樣的。前者的影響範圍一般是一句之内,主要爲字詞的增減;後者的影響範圍則是在數句乃至段落層面,主要爲句段的移位。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是互不干涉的,甚至可以同時出現,即在既已錯簡的文本上又因傳承而出現整齊化的情况。同時,我們也可以根據二者的不同特徵而將這兩種文本現象區分開來,不至於因其有可能作用於相同的文本而産生混淆。

试笔:宋人“偶然欲书”情境下的文献生成

明茅维本《东坡先生全集》所载苏轼篇题《泗岸喜题》,宋本原貌应作《闻骡?试笔》或《骡?驿试笔》。所谓“试笔”,既指试写行为,也指在书写准备阶段所自由书写的诗文。以“试笔”为篇题,滥觞于晚唐郑谷的《试笔偶书》,并在宋人如范仲淹、欧阳修、苏轼、陆游等文士那里蔚然成风,《欧阳文忠公集》甚且专编《试笔》一卷。试笔作为日常书写情境,深度参与了宋人的日常书写与文献生成。试笔具有“书以自识”的个人化特点,承载着作者的生命意识,并被作者用来自抒情志与自述身世。以“试笔”为篇题的诗文大抵冲口而得,信手而成,初不加意,有着“偶然欲书”的舒展和自由,因此也最大限度地释放着试笔类诗文的文体自由,为诗人检点身心行止提供了宽松的文本空间。

原本《玉篇》殘卷徵引《毛詩》用字的複雜性——兼及小學文獻的引書問題

原本《玉篇》殘卷大量引及《毛詩》,且與今本《毛詩》多有不同。通盤分析相關材料,發現《殘卷》中的多條《毛詩》引文應直接源自《説文》引《詩》,且總體上看,所引《毛詩》具有明顯的使用本字、使用正體的傾向。再進一步分析《殘卷》所引《毛詩》的性質,認爲《殘卷》中的部分《毛詩》引文—主要爲與今本《毛詩》相異者—應非真實存在過的《毛詩》文本;《殘卷》在徵引《毛詩》時參考了前代字書,同時注重使用本字和正體;在具體操作上,一者改易來源,將《詩》改標爲《毛詩》;二者改易引文,將其中(涉字頭)的假借和異體大都改换爲本字和正體。《殘卷》中的《毛詩》引文既有某本《毛詩》文本用字,又有《説文》引《詩》用字,還有改易後的詞之本字、字之正體。至於《殘卷》爲何將大量引文標記爲《毛詩》,很可能是出於突顯並區分某家故訓之意圖。類似現象在其他小學文獻的引《詩》文本中也能見到。在使用小學文獻的書證校勘字形及考察文本面貌時,應充分考慮其中的複雜情況。

日本学者对《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的研究——以安藤惟寅《扁仓传割解》为中心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传入日本后,受到日本学者的重视,到江户时代成为日本医者必读之书.日本学者对《扁鹊仓公列传》作了全面的考证、注释和研究,为今天的《史记》研究及中医理论研究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献,且保存了大量今已亡佚的古代医书资料.安藤惟寅《扁仓传割解》是江户时代出现的众多《扁鹊仓公列传》研究专著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种,通过对《扁仓传割解》的剖析可以了解日本学者《扁鹊仓公列传》研究的体例特点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