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调查模式与间接调查模式——田野调查中单语者与双语者的重要区别

直接调查模式是直接面对单语者调查发音人的母语,间接调查模式是借助双语者(包括多语者)调查发音人的母语。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增加,语言接触越来越深入,田野调查中直接调查模式越来越难以实现,获得一种单纯的语言内在系统越来越困难。不同的调查者在同一个调查点所得到的调查结果常常不一样,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所选择的发音人不一样。多年的跟踪调查显示,导致语言调查结果产生最大区别的是单语发音人和双语发音人的区别。要对语言系统的固有特性和语言接触的机制做充分的调查,必须要区分单语者的母语和双语者的母语。语言接触的大趋势使单语者比例越来越少,濒危语言研究需要充分关注这一独特的流失现象,利用现有的单语者尽快展开直接调查,尽可能多地记录民族语言的内在结构系统。

梵汉对音研究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梵汉对音对研究汉语古音有重要价值,回顾百年来的梵汉对音研究,本文认为未来有以下一些话题值得特别关注。第一,早期汉译佛典源语言和译经对音研究互为表里,应正视既有研究取得的有益成果及存在的问题,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第二,译经对音资料有助于探讨汉语史上的方言差异,古代西北方音的来源是其中的重要课题。第三,宋辽译经对音可能深受唐代不空学派的影响,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些资料,理清译音的历史层次。第四,在确定译经所用汉语的归属时,需要将历史文献和现代方音结合起来,也要注意译者群体的语言背景。

基于构式词法的领属复合词界定

以往研究根据成分间有无领属关系判定领属复合词,忽略了形式和整体的作用,混淆了潜在的、蕴含的和实现的领属关系,导致领属复合词与属性复合词界限不清。构式词法将复合词看成整体、独立的形式—意义对。据此,领属复合词中的领属关系必须是实现的,对应领属结构。构式视角下的领属复合词有命名功能但无分类功能,中心成分是一价的,有不可让渡的领属关系。判断一个词是否是领属复合词,要看它能否识解为该词法构式的构例,关键是有无分类功能。根据构式标准,本文调整了领属复合词的范围,使之边界更清晰,内部更统一,与领属短语更平行,更符合认知。两种复合词界限有些模糊是因为有些中心成分介于一价与零价之间。

从隋唐等早期注音看南北朝至隋唐的全浊上声变去声

在既往有关汉语全浊上声变去声最早出现时期的基础上,率先大规模利用海内外发现的《经典释文》以讫五代时期有关汉语的多种注音材料,包括正音和反切,设计具体的考订方法,论证汉语语音史上的浊上变去现象。魏晋之交有浊上、浊去相混的异读,南北朝仍之,但是零星发生的现象,难以断定为是后代浊上变去的前身。到隋唐五代,北方汉语浊上变去急剧发展,今所见用例甚多,可以确定是浊上变去现象。到宋代,已完成全浊声母清音化,浊上变去正式完成。自晚唐五代始,浊上变去逐步扩散,由北向南推移,使得汉语绝大多数方言都产生浊上变去现象。

试论叠置式音变的社团扩散规律——以光山方言韵母变异为例

汉语方言的叠置式音变是学界广为关注的现象。本文以光山方言中古遇合三、山合三四、蟹开四等韵[u]-[i]和蟹合一、止开三等韵[ei]-[i]的文白异读为例,将仙居乡北新村作为言语社团,在语言接触理论框架下,运用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研究方法,分析文读产生和传递的机制。根据在光山言语社团中生活的经验,可能影响语言变异的社会因素可概括为人口统计学因素、社团外交际密度和社团内交际密度。将白读被文读替换的比例作为因变量,各种社会因素作为自变量,利用多元逐步回归等统计方法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光山方言文读比例受到年龄和在外教育经历的显著影响,而街内交际密度、街内交际比例与文读形式的比例无相关关系。这说明文读的习得更有可能是个人分别从外界习得而非言语社团扩散的结果。本案例中叠置式音变的实质是单语者逐渐变为双语者,反映出普通话带来的影响。对于外部(社会)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辨辩析语言的内部演变和接触演变。

傣雅语中汉语借词长短复合元音的匹配与感知模式

内部音变会相应地引发语言接触中匹配规则的改变。漠沙傣雅语中复合元音/a:i/-/ai:/对立的感知凸显线索由时长比例转向共振峰,/a:u/-/au:/的对立趋于消失。在借人汉语词汇时,傣语母语者用/a:i/匹配汉语的/ai/;而/au/韵母的匹配存在分歧和变异,中老年人主要用/au:/匹配,有一定的声母条件,但年轻人越来越多地匹配为/a:u/,感知实验结果也佐证了这一趋势。随着双语/多语个体汉语习得程度的提升,借词的语音适应模式由基于音值相似的多对一匹配,逐渐趋近与目标语音类的一一对应。不同接触阶段影响匹配策略的主要因素也存在差异,接触初期借词的匹配基本忠实于感知,而后结构因素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有關幾個“通假”字的考證

文章從比較文字學的觀點,發現通假具有這樣兩條規律:一是口語中没有通假,通假是一種用字現象;二是通假是漢字這種非拼音文字(本文作“詞素、詞構文字”)的特點,拼音文字中没有通假現象。因此,當人們説A通B時,實際上是指A字記録了讀作B字所記録的那個詞的讀音,因此A的本義的讀音跟B必須音同、音近。處於假借用法中的A跟B同詞時,A在理論上必然不取它的本義的讀音,而要取其假借義的讀音,也就是被記録的詞B的讀音。因此,A如果取假借義,則這個假借用法的A跟被記録的詞B的讀音必須一致。據此規律,本文對有關不合這個規則的一些不科學的説法(如“錫”通賜、“倍”字的音義及“倍”通背、“匪”字的通假、“寔、實、時”通是、“疇”通誰等)提出不同意見,做出新的解釋,指出新解釋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从历时角度看限定副词“只”的义项分合关系

本文以限定副词“只”的来源及演变过程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汉语史上“只”及相关形式“止”“祇”的历时考察,指出副词“只”的“完全排除”义与“向上排除”义具有不同来源。完全排除义来自对副词“祇”的继承,向上排除义则来自副词“止”意义的并人。唐代之后,“只”已经兼具了两类功能,成为使用最广泛的限定副词,但在否定形式中副词“只”“止”仍未完全混同。“只”的形成与发展受语法化中的语义滞留、形式择一等原则制约,既符合虚词语义演变的一般规律,又具有独特之处。

十七世纪以来北京话韵母e、o、uo的演变

北京话e、o、uo三韵母的基本范畴初步形成于十七世纪,其后主要发生了如下变化:1)口语吸收中古宕江摄入声的读书音,按本地发音规则用[uo]来匹配舌齿唇声母后的[o];2)口语吸收中古曾梗摄一二等入声的读书音,用本地音的[o]来匹配唇牙喉声母后的[■],用本地音的[ε]或[o]来匹配舌齿音声母后的[■],用本地音的[uo]来匹配[u■];3)韵母[ε]和[uε]分别变成了[o]和[uo];4)牙喉音后的[uo]一部分变成了[o];5)韵母[o]变成了[γ]。现代北京话语音是在元代以来北京口语音的基础上,吸收明清时期读书音的部分字音形成的。在近代北京话的演变过程中,读书音对口语音的影响主要在字音层面,口语音对读书音的影响主要在音系层面。

满汉对音材料分析中的三个问题

本文关注满汉对音材料分析中的三个问题。一是由对音策略和官方的规范所造成的失真,基于此,本文分析了早期对音材料中满语j、c、s记录精见组细音的现象,认为其并不能说明尖团已经合流,而是暗示见组细音先于精组细音腭化;二是对音材料的运用要区分对音方向,利用不同方向对应关系之间的差别可以分析出更多语音史信息,本文以与满文元音字母o相关的对音材料进行例示;三是在分析以汉记满的对音材料时要注意蒙古语等因素的影响,蒙古语对满汉对音材料的影响存在“来源”和“干扰”两种情况。

汉语日月概念的称名策略与语义关联

本文主要从称名视角出发,通过汉语中的多义单纯词和合成词展现了围绕着|日|和|月|的概念关系。我们发现单纯词|月|缺乏其他的概念来源,而以合成词表达的|月|有较为丰富的源概念,除闽语(拟人突显)外大部分方言呈现出光照突显的特点;由单纯词表达的|日|的源概念具有光热突显的特点,而合成词表达的|日|的概念来源呈现出更显著的方言差异。单纯词和合成词呈现的概念关联共同证明,语素/词的替换可能会导致语义引申方向发生变化,普遍概念关联只是为语义演变提供可能路径,实际演变方向由语素自身的语义结构决定。因此关于概念关系的研究有必要对已有的基于同词化的概念网络进行扩展,应更多地关注语素层面的多义性,并将概念的不同称名机制整合进概念关联的网络,以更好地解释词汇变化的理据性。

关于汉译佛典音译词的讨论--以慧琳《一切经音义》所收音译词为考察对象

本文以慧琳《一切经音义》所收音译词材料为考察对象,对汉译佛典中音译词的来源、选择音译的理由、音译词的差别、音译词的用字等四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此外,本文亦证实《慧琳音义》中所反映的选择音译的理由正是玄奘“五不翻”的内容,此可弥补玄奘“五不翻”理论长期阙然不见的缺憾。

概念空间和语义地图:语言变异和演变的限制和路径

语义地图模型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语言类型学研究方法,本文介绍了概念空间、语义地图、语义地图的连续性假说等概念和原理,并说明语义地图模型的操作方法。本文还引进最小连接原则和关联度的概念,以求达到概念空间的覆盖率和准确率的平衡。语义地图模型是研究语法形式的适用范围和多功能语法形式的语义关联或语义演变的一种很好的方法。同时,由于语义地图模型建立在连续性假说基础上,因此可以很好地反映语法形式的过渡现象以及不同语法形式之间的参差性。

构式词法的特点及其对汉语词法研究的启示——以菜名的命名模式为例

本文基于构式词法对一千多个菜名做了全面分析,发现表分类的向心构式最能产,有丰富的次构式,1+2式VN和N_(1)N_(2)N_(3)是其中比较独特的能产次构式。表整合的离心构式N_(1)VN_(2)和N_(1)N_(2)是菜名中的特色构式,遵循主材居右的顺序,易被重塑为向心构式。构式视角可以更好地解释与菜名相关的争议性问题,有助于菜名翻译,有助于理解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整体与部分、词与短语的关系等重要理论问题,对汉语词法研究有诸多启示。

评说构式语法理论中的的“压制”说

“coercion”(压制)是构式语法研究中用得比较多的一个概念。本文认为“构式压制”说所关注的语言现象是存在的、值得注意的,但具体解释是不够深思、慎思的。语言事实表明,构式义会激活进入构式的词项本身语义或用法的某方面的特性,并使之凸显,但“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进入构式的词项本身的某方面的特性起着决定性的“内因作用”。据此本文提出“词项内因作用”说。文章最后进一步指出,我们在构式研究中还不能光有“构式压制”观,也不能光有“词项内因作用”说,更需要有“关联”的理念,需要有“语义和谐律”的理念,因为语言事实显示,不只是进入构式的某个词项起着“内因作用”,实际上进入构式的各个词项的语义特性都会对整个构式表达合适与否起“内因作用”。

从“位移”到“给予”——位移动词的一种语义演变模式及影响因素

本文说明了上古汉语中存在从“位移”到“给予”的语义演变模式,一些编码位移的动词,如“进”“人”“上”“传”“输”等,通过隐喻机制发展出了“给予”义。位移动词编码的语义要素会对动词的语义演变产生影响,编码【路径】语义要素是位移动词发展出“给予”义的必要条件,大部分发展出“给予”义的动词都是“纯粹路径动词”;编码方式】要素会限制“给予”义的产生,当包含【方式】要素的动词发展出“给予”义时,其【方式】语义会被消解,如“投”表达“致送”义时,不再包含“用手加力于物”和客事作“抛物线,快速”运动的【方式]信息。

关于重建语言连续性的思考读--《汉语语音发展史:历史语言学的理论与实践》

张光宇教授的新著《汉语语音发展史:历史语言学的理论与实践》以比较法为主要方法,将文献材料与方言材料都纳人比较,尝试建立汉语语音发展的连续性,是一部别开生面的汉语史著作。本文认同张著所倡导的追求语言连续性的精神,但是强调应该认清比较法的局限,进一步深入挖掘文献的价值,注意语言演变的不同方式,谨慎对待不规则音变,并结合卷舌音的演变、皆来韵齐齿呼的演变、广州话的师思韵和全浊上声的演变等问题阐述了以上观点。

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的“登高处”

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的“登高处”,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教材将“登高”连在一起作注:“【登高】重阳节有登高的习俗。”可是小学语文的教学参考书却理解为“登上高处”,两处对“登高处”的理解不一样,到底应该怎样理解?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本作《九日忆东山兄弟》)是他十七岁时的诗作:“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其中“登高处”,清人赵殿成的《王右丞集笺注》没有作注,原因不清楚。现在人们的理解有歧见,原来都是“登高”先组合,《辞源》“登高”条,在“特指重九登高的风俗”释义下举了王维此例。《汉语大词典》“登高”条的第二个释义:“指农历九月初九日登高的风俗。”书证里也举了王维此诗。

汉语N_(1)VN_(2)型复合词的构式解读

N_(1)VN_(2)型复合词的生成机制、层次结构等存在很大争议。本文引人构式理论和构式语块分析法,认为这个词法模式已成为词法构式,具有非组合性、规约性和非派生性。其主功能是根据功用命名事物,次功能是构建三级概念层级,倾向书面正式语体。其结构不是二分的N_(1)V/N_(2)或N_(2)/VN_(2),而是三分的[N_(1)+V+N_(2)],对应语块链[功用对象/结果+功用+事物],V与左右成分语义关系都很紧密。新词语不是转换生成,也不是逐层组合生成,而是根据图式构式整体生成、整体理解。构式视角研究直接从表层人手,立足整体,采用上下互动整合的分析策略,对外比较相关构式确定该词法构式的特点与价值,对内区分典型性不同的构例,可以解释一些遗留问题,揭示此类复合词的内在一致性和更多特点。

试论“语义的形式”

本文所说的“语义的形式”是指自然语言中既跟语义相对,又跟语义相互依存的形式。自然语言中语义是多维的,跟语义相对的形式,也应该是多维的。本文分别从语音层面、句法层面、语用层面举实例阐述了“语义的形式”。篇章层面也应该有“语义的形式”,由于作者对篇章没有研究,暂不详加讨论。本文认为,“语义的形式”是一个值得开发、探究的研究领域,希望本文能成为引玉之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