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經注疏合刻早期進程蠡測——以題名更易和内容構成爲中心

對於正經注疏合刻進程的循常認知是經注本和單疏本原本各自别行,至南宋先後有注疏合刻本——八行本、十行本出。事實上,注疏合刻的進程恐非如此簡單化。本文根據傳世版本實物及相關文獻著録,通過對八行本和十行本兩個系統的整合研究,尤其是個性化的《周易》《尚書》《論語》《爾雅》四經注疏合刻本,着眼於注疏合刻本題名更易和内容構成兩個層面,全面探究注疏合刻的早期進程。早期注疏合刻本基本上都是由經注本(或經注附《釋文》本)和單疏本獨立構成的,由於卷次分合不同而造成内容的結構性變化,以及由於疏文所出位置及其内容分合不同而造成經、注、疏構成體式的變化,由此即可探求注疏合刻的豐富細節和演進軌迹。注疏合刻本題名計有"正義(疏)""兼義""注疏""注疏解經"等,題名不同往往卷次分合和經、注、疏構成體式以及附入《釋文》與否即有不同,進而形成不同的版本系統。總之,本文所呈現的、注疏合刻早期進程的諸多具體環節和細部特徵,足以説明其複雜性和多樣性超乎傳統認知,各經注疏合刻的時間、進度及其路徑容有不同,對於注疏合刻時間以及最早注疏合刻本的認定也值得我們重新思考。

拓片綴合的機會與風險——以河南博物館舊藏甲骨爲中心的檢視

甲骨文發現120年來,各方面的研究都有可觀成績,綴合即其中之一。自發現伊始,即有學者對甲骨殘片進行綴合,如王國維通過綴合,修正了《史記·殷本紀》的商王世系,就是其中一個著名的例子。近年以來,甲骨綴合風氣更盛,甚至成爲甲骨研究中成果最爲豐碩的一個領域。除了甲骨收藏者外,學者綴合甲骨只能利用拓片,這也是近便的方法.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非古典传统——读《中国诗歌通史·明代卷》

《中国诗歌通史·明代卷》特别注意明代诗歌的地域性、理论与创作互动、流派化、复古与反复古和表达个人情感两条主线并行等特征,构筑了时间与空间结合、理论与创作两个层面互动、两条主线并行交织这样一个立体、动态的明代诗歌发展史叙述框架,完整、深刻地展现了明代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时代特征。其中对明代以追求表达个人情感为宗旨的诗歌潮流的揭示尤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着眼于时间的古代文学概念与着眼于审美形态的古典文学概念两者之间并不能划等号。中国古代文学中并存着古典文学传统和非古典文学传统,对其中的非古典文学传统,特别是非古典文学传统的诗文,我们应该给予足够重视,并根据非古典文学传统的标准对之作出准确阐释和合理评价。

关于明代文学与清代文学的关系--以诗学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特别是清前期文人对明代文学及其与清代文学关系的看法,多出于后起王朝对被取代王朝的文化批判,因此往往不中肯綮,有失偏颇。明代文学与清代文学之间,不只存在断裂与对立,而是一种相因相革的关系。清代诗歌领域的各种诗学理论和创作风尚,都以明代诗学为先导。清代诗歌创作取得一定成就,是借鉴明代诗学实践的教训,并在此基础上调整追求目标和创作策略的结果。明代文学和清代文学各有特点,不宜厚此薄彼。我们有必要对以往评价明清文学的观念和标准进行反思。

“燕行录学”刍议

“燕行录学”即研究“燕行录”及相关问题的学问。“燕行录”是朝鲜半岛在高丽、朝鲜王朝时期出使中国的使臣所撰写的纪行录,而不是一般意义上往来中国的闻见录。“燕行录”不仅有广义、狭义之分,还有共名与单名之别。在对“燕行录”称名与概念,创作与编纂的历史分期,整理、辑佚、翻译与数据库建设,文献重复与抄袭,史料价值与真伪以及“燕行录”研究中应持有的态度与方法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梳理、考辨与论述之后,可以发现,国内建构“燕行录学”的条件已经成熟,所以应设立相应的研究学会,以指导与协调“燕行录”的研究。这一点对于我国的“燕行录”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与迫切。

《全宋诗·戴复古诗》补正

《全宋诗》1998年1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后一些错漏之失逐渐被发现。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于2003年启动《〈全宋诗〉补正》项目,对有关宋人宋诗资料持续进行搜集订补。笔者在补正《全宋诗·戴复古诗》的过程中,对戴复古与其他宋人的重出诗进行考订,对其归属加按判断;纠正《全宋诗》个别误收现象;编集新发现的戴复古集外佚诗;并将载籍误记为戴诗之作列入存目,以便人们正确利用戴复古的现存诗歌作品。

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之数及柳宗元驳难平议

刘禹锡与董侹论《易》,董生引据僧一行、毕中和说,尝试通过筮法理论来揭示“由数立文”的“易”生成原理,指出阳爻称九、阴爻称六的实质是“举老而称”“尚变而称”。刘氏称此说为董生所从出之一行至毕中和学派首创,感慨系之。柳宗元的驳难即主要集中在这一点,认为刘氏所谓新奇的这个理论实际上承袭自韩康伯注和孔颖达疏,并非一行学派创见。韩注和孔疏只是略及成卦法,而从一行、毕中和直至董生、刘氏着重讨论变卦法,并与《左传》《国语》筮例相互印证,在《易》学史还是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的。

《全宋詩》所收僧詩致誤原因探析

《全宋诗》中收入了大量的僧人及其诗歌作品，无论从诗僧人数还是诗歌数量上都超过了前代。它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详寅的宋僧研究资料和线索，是了解宋代诗僧状况，研究宋代诗僧、诗歌以及整个宋代文学，不可或缺的总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也存在着不少疏漏和失误，如漏收、误收、重出等。笔者在进行《全宋诗》僧诗补正工作中，就所发现的《全宋诗》所收僧诗的错误、疏漏之处进行了初步的归纳总结，大致分为七类，探讨其致误的原因，以为我们今后工作的借监。

化用传统思想资源 提升现代文明品质

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提倡人文精神，培育核心价值观念，为中华民族打造心灵的归宿。

淳熙小字本《春秋經傳集解》版本考

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引述之“淳熙小字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有南宋淳熙三年閩山阮仲猷種德堂牌記,實爲明覆宋刻本。筆者通過對中國大陸、臺灣和日本多家藏本的考察,探求相關文獻著録,比勘版式、行款、字樣及異文,可以判知源出淳熙種德堂本的明代覆刻本有兩個系統:一本刻於中葉以前,如雲南大學圖書館藏本;一本刻於嘉靖中,如日本宫内廳書陵部藏本。兩本先後刊行,刻者或非一家,行款相同,版式相近,存在異文,二者之間並無直接的覆刻關係。前者刊刻質量較好,異文佳勝者較多;後者多保留種德堂牌記,有先印、後印之別,後印本經過修、補版或變換、剜改牌記。而真正的“淳熙小字本”恐已不存於天壤間矣。

傳賀知章草書《孝經》與唐宋時代《孝經》文本的演變

日本宫内廰書陵部藏草書《孝經》,傳賀知章書(簡稱賀書)。江户時代書賈得自長崎,後爲近衞家熙所得,明治初年一度散落民間,輾轉入藏御府。日本學者多認定其爲賀監真跡,而中國學者大多持相反的觀點。臺北故宫博物院藏草書《孝經》,傳孫過庭書(簡稱孫書),實爲宋人僞託。唐宋時代《孝經》文本的演變極爲複雜,跨越寫本時代和刻本時代,兼有今、古文及其不同注本的彼此消長,以及玄宗先後兩次《御注》(《始注》和《重注》)。前人對於賀書作者和時代的認定多慿書法風格,缺乏直接的、確切的文本依據,所以我們從文本切入,通過文本校勘,將其置於唐宋時代《孝經》今、古文以及《始注》《重注》文本變遷的背景之下来考察,以期相對準確地進行定位並加以判斷。同時,以賀書爲坐標系,整合不同歷史時期及不同文本類型的石經、寫(鈔)本、刻本,並透過這一相對完整的文本系统來洞悉唐宋時代《孝經》文本演變的軌迹。

日系古鈔《周易》單疏本研究

日本古代流傳的《周易》單疏本兼有唐寫本和宋刻本《周易正義》兩個源頭,見存鐮倉和室町時代古鈔單疏本究竟出於哪一系統,訖無定論。本文以敦煌唐寫本和南宋刻本《周易正義》爲參照系,根據經眼日系古鈔本及相關著録信息,通過文本校勘進行研究。古鈔本卷次分合和内容構成悉同宋刻本,體式、行款亦約略相同。古鈔本疏文標示起止語及提示語、總括語同於宋刻本而不同於敦煌本,知其源出宋刻本系統,而非唐寫本系統。而通過分析校勘所得之異文,可以進一步確切地認定古鈔本的祖本是北宋刻單疏本。

陈寅恪《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的研究旨趣

陈寅恪先生晚年以惊人的毅力撰写《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后来许多人对此不理解,有的学者则从他表明对大陆政权的政治态度、对美女的"投射之恋"等角度进行阐释,存在种种曲解和误解。实际上陈寅恪先生的主要动机和根本旨趣,就是要挖掘《再生缘》的重大思想价值,表彰柳如是的高尚人格,以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中《论〈再生缘〉》偏重于倡导"自由之思想",《柳如是别传》偏重于倡导"独立之精神",两部著作互相呼应,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在陈寅恪先生看来,无论从思想性还是从艺术性角度着眼,《再生缘》都是非常杰出的作品;无论从个人人格还是从民族气节上看,柳如是都是一个高尚美好、令人尊敬的人物。陈寅恪先生选择这两个人物及其著作生平作为自己晚年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根据他的文学观念和思想宗旨作出的慎重选择。他早年提出的关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张,贯穿于他的整个学术研究工作之始终。

论孔子思想体系的逻辑

尽管孔子没有系统地表述过他的思想,一般学者还是认为他的思想是成体系的。但是困难在于,即使是相信孔子有系统思想的冯友兰先生,也只是抓住他的思想中的某些方面来进行论述,似乎也没有能够整理出一个“一以贯之”的体系来,流于散乱。这样就使得孔子的思想体系事实上只能停留在被质疑的状态下。本文就是试图要把孔子思想的各个主要方面,整合起来,努力找出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的,相对完整的系统来。本文的研究是探索性的,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經學文獻的目録學研究

歷代目録對於經學文獻的著録，恰是經學文獻産生和發展的歷史記録，往往和當時的學術、文化乃至意識形態和現實政治密切相關；反過來，通過對經學文獻的目録學研究，也可以洞悉經學史的發展脈絡和經學思想的演進軌迹。本文旨在透過經部類目的變化來探究經學思想嬗變的源流和經學文獻衍變的路徑，以及由此折射出來的政治走向、學術盛衰以及書籍數量的變化。而通過對歷代經學文獻的目録學研究，可推知經部始終保持着相對穩定的狀態，其主體内容以及以經爲單位來劃分類目的原則大體上並無改易。

万历为文学盛世说

明朝万历年间的文学活动极为活跃,文学现象空前丰富,拥有代表性的作家、文学理论家、作品,在文体和文学理论创新方面有重要突破,文学总体形态的演进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因此万历年间不仅是明代文学的盛世,也堪称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盛世之一。以往人们没有将万历年间确认为文学盛世,与清王朝对整个明代的妖魔化及对明代文学的贬斥有关,也与人们受传统文学观念束缚及分科研究的学术体制有关。确认万历为文学盛世,有利于凸显万历文学的重要地位,有利于更完整地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过程和脉络,还可能促使我们对传统的文学观念进行反思。

《八琼室金石补正》石鱼朱子诗辨伪

本文认为,《八琼室金石补正》一书作为宋代涪州石鱼题刻收录的“朱子诗”,虽确为朱熹《观澜》绝句,但既非宋刻抑或朱子真迹,也不在石鱼所在地白鹤梁,而是大约在清代中期才刻于北岩石壁的作品,当地人称作《北岩题壁》。

先秦时代的口传与学术传承

本文论述先秦时代的口传与古史及学术传承之间的关系,试图纠正学术史研究中的某些长期以来存在的错误观念。指出应当区分普通的"口传"与特指的"口传时代"或"瞽史口传时代"这样的概念;指出西周以前、西周到春秋时代、春秋晚期到战国时代、秦汉以后等各个历史时期,口传在学术传承上有不同的作用和表现形式。

島田翰其人其事

日本明治時期著名的書志學者岛田翰,在中日兩國學界都是頗具争議的人物。日本方面,既有對其古籍目錄、版本、校勘成就的贊譽,又有好為虚言、人品卑下的惡評。而中國方面,島田翰因為居間斡旋,導致陸氏萌宋樓藏書輦運海外,更是背負駡名,但其《古文舊書考》等著作的學術水準,還是頗受好評。

和刻本《真山民詩集》的文獻價值

緣起2008年8月底,是我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為期一年的校際交流的最後時限。臨近結束那段時間,我不由地加緊了往返圖書館的頻率。早大給交換研究員安排的辦公室,坐落在國際會議場的四層,那是一幢與中央圖書館連體的建築,兩者之間的通道位於二樓。想從圖書館抱一大摞書回辦公室,只要從二樓坐上電梯即可,非常方便。適逢暑假,圖書館裹少了許多匆忙的腳步,顯得分外寧靜,徜徉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