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意识分析”能否带来儒家哲学研究的新境界——邹晓东《性善与治教》审查报告二

一、儒家哲学研究有待范式突破21世纪初的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看起来已经"无疾而终"。这场讨论看准了旧模式的病症,但"药方"其实没有准备好。它给中国哲学界带来的遗泽或启示在于:要有自己的哲学——中国的问题以及独特的进入和解决问题的方式。要有自己的哲学,这一点很明白.

康有为与儒家政治哲学的重构——青年学者蒋孝军新著《“群”与“独”:个体性问题——康有为政治儒学研究》研讨会

刘增光：今天我们在一起讨论和康有为有关的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我们知道,近十年在文、史、哲界研究的一大热点就是康有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张旭老师曾经用＂新康有为主义＂概括这样一种研究现象,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康党＂,这种说法就比较形象了。

董仲舒与儒家思想的转折——徐复观对董仲舒公羊学的探究

徐复观对于儒家的政治观念有一个基本的设定,即民本政治。徐复观认为,董仲舒与一般传经之儒有不同的两大特性:第一个是通过《公羊》来建立当时已经成熟的大一统专制的理论根据;第二个是他要使《公羊》成为其天的哲学的构成因素。董氏春秋学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属辞比事""辞指""微言大义"。这些方法主要是为了彰显《春秋》大义。董仲舒之所以着力构建天的哲学,其真实背景是因为认识到,如像先秦儒家那样用人格修养的方式来制约权力无边的皇帝是不可能的,因此希望通过"天"的力量来制约;其次,通过对天道的解释,以儒家的尚德思想来稀释法家的严酷法律的影响。董仲舒通过春秋董氏学和天的哲学,完成了儒家形态和内容的重大转折。但其基本的精神,依旧是先秦儒家的尊民抑君的精神。

“让”:儒家伦理中的分享与共同体建构

人类文明共同体的建构,要建立在能为全人类所共同接受,并有机容纳人类各种价值的道德意识基础之上。而中国文明在漫长的发展中,以其"让"的价值理念,建立起和而不同的处理不同价值的方法和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分享"原则。因此,足以成为目前纷争的世界的一个共享的价值基础。

从1958年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看港台新儒家的问题意识

面对西方对中国研究中的局限性,唐君毅等人在1958年签署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提出要对中国文化怀有同情和敬意。并认为中国文化中存在超越性的面向,心性之学是儒学思想的主体。儒学面对现代性的挑战,其使命是民主建国和发展出科学思维。《宣言》确立了港台新儒家的基本面向,然基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他们对于儒家基本特征和发展方向的一些分析可以进一步探讨。

教化与感动:儒家与中国美学传统

儒家强调审美活动的教化指向,在制礼作乐的过程中,乐要服从于礼仪秩序建构的需要,从孔子的"尽善尽美"到《荀子·乐论》与《礼记·乐记》,都体现出道德目标对审美体验的优先性。但在实际的艺术创作中,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会突破美学偏向,在教化的目标下,吸收道家和佛教的超越性、非功利性思想,从而呈现出儒释道圆融合一的倾向。

“让”:儒家伦理中的分享与共同体建构

一、“让”：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在儒家的众多伦理原则中,有一个体现分享品行的重要原则：“让”。在传说时期,最早的中国君王之间的统治权是通过禅让的方式来完成的,比如尧不是将君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让”给了更具有道德说服力的舜,同样,舜也将自己的君位传给了因为治水而深得民心的禹。

民主抑或王道:儒家与现代秩序的追问

儒家思想与现代文明的关系问题，是国内学界历来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在此刊发的吴光、庞金友、干春松三位先生对话录，是今年4月中句浙江儒学学会以“儒学与民间”为主题会议上的发言集萃，反映了当代学者对于儒学如何可能民主化问题的某种深度思考，其中所及诸问题，例如民主是一种价值理性，抑或是一种工具理性？如何确定“民主儒学”的体用？这些都是有待于学界继续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栏目端呈三位先生的讨论，旨在贡献于中国哲学的发展事业，以资有关的思想讨论商榷之鉴，裨益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处于新的历史转折点。环境、能源、局部战争这些全球性的问题,都日益凸显目前全球价值的缺失和处理全球性问题的制度性建制的效能不足。日益尖锐的资源和利益之间的冲突,不断以"文化冲突"的方式来展现。中华文明作为世界文明的奠基源之一,为处理人类的困境提供了许多思想资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自觉,不仅是对中华文明自身精神特质的一种阐发,也是对处理全球化时代的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价值支撑,基于此,中国政府提出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呼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的提出是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的,是中国人整体思维和天下情怀在处理多元文化关系时的一种体现。中国政府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既互相独立,但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济关系,这是中华文明在新的轴心时代为人类提供的"实践性智慧"。

梁漱溟的“理性”概念与其政治社会理论

理解梁漱溟的思想,须基于对其哲学的核心观念"理性"的认识。通过对梁漱溟的不同时期的"理性"概念之含义的梳理,可以见出从"直觉"到"理性"再到"人心"的不断发展的思想线索。梁漱溟从"乡村建设"到后期对儒家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都建立在他所理解的"理性"基础之上。

康有为政治哲学的人性论基础--以《孟子微》为中心

儒家政治哲学建立在对人性的理解之上,这决定了秩序建构原理的不同方向。对德性修养与制度完善之间关系的探讨往往又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议题,因为它关涉到其中制度和心性的双重维度。自19世纪末起,儒家论域中的关注焦点是在经学体系内的古今之争,对人性论则用力甚少,但康有为却一直重视人性问题,通过《孟子微》,他在继承和发展前人的人性论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并由此展开对政治秩序的构想。其人性论具有双重目标:一方面是为自己的"改制"和容纳西方的政治观念奠定新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提出适应未来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新人标准"。尽管康有为对人性论的探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也给人造成缺乏形而上的维度之印象,且具有某种程度的制度决定人性之倾向,从而导致他的理论逻辑产生一定程度的混乱。

乡村建设与现代政治习惯的建立——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探究

乡村建设理论在梁漱溟的思想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为这一理论是将其多元现代化理论在实践中落实的途径。同时,在对乡村社会的思考中,梁漱溟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等他理解中国社会的特征的核心观念。并强调基于乡村建设的途径是培育中国人现代政治习惯,并建成现代国家的最为合理的方案。

理财观念与现代国家的建构——中国近代思想家的“理财救国”论

1840年之后,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的知识界开始了全方位的回应。对此,人们的注意力比较集中于制度变革所带来的价值观念的改换,在“富国强兵”的背景下,如何让国家富强成为时代的共同诉求。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富国”的目标呢?以往的研究侧重于关注官督商办的企业(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洋务运动中所创办的企业)、弃官从商的状元(张謇)、红顶商人(胡雪岩)等人在企业运行和角色转换等方面的尝试,但对于全球性的经济形态转型对中国的影响、西方财政金融理论的引入及付诸实践方面的研究却不甚充分,对于晚清时期最具影响的思想家的经济思想更是关注甚少。

陈筠泉：莫斯科大学培养的哲学家

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陈卫平教授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成立"现代中国哲学"课题组,课题设计中包括"中国哲学史"项目,主要是对中国现代哲学产生重大影响,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访谈。这一篇干春松教授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原所长陈筠泉先生的访谈即是其中一部分。由于陈筠泉先生丰富的经历,访谈内容涵盖了建国初期派留学生前往苏联学习哲学的缘由、当时苏联大学哲学系的教学模式;中苏论战期间中国哲学教科书的编纂情况;《哲学研究》杂志的复刊以及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提法所做的理论准备,在真理标准讨论当中的作用;陈筠泉先生对价值观问题和中国社科院的定位的看法。这些内容,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现代哲学学科的建立、历史风云中的哲学论争和思想动荡,以及当中的人与事,有重要的价值。现将访谈内容辑要于下,以飨读者。

王国维对中国哲学核心范畴的解释尝试

由于文学和历史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王国维在哲学上的努力经常被忽略,但从解释学的角度,王国维所提倡的非“功利”“纯学术”的路径,则是他想要使中国现代学术进入主动创造的基础。因此,他通过借鉴自己所吸收的康德、叔本华的哲学范式,对中国思想的三个核心概念“性”“理”“命”作了截断众流式的新理解。虽然方法和问题的结合略显生疏,但其开创性局面已成为后来中国哲学问题的重要来源。

“本心”与“民本”——陆九渊心学思想的实践指向

陆九渊“本心”观念有很强的实践指向,这也是以往研究中有所忽视之处。陆九渊十分关注道德意识与道德政治实践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孟子以来儒家政治思想的基础,也体现出陆九渊发明本心和将其转化为政治实践的一致性,从而体现为对民间疾苦的关切和改善民生的行动。

访王晓波教授:台湾保钓运动与台湾大学哲学系事件

1970年代的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空间日趋逼仄,而岛内又因奉行"戒严"时期钳制言论、打压结社的高压政策而暗流涌动。1970年10月,因台大哲学系研究生王晓波在《中华杂志》上发表了《保卫钓鱼台》的檄文,而催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1972年底,台大举行"民族主义座谈会",在校园里首次开展关于统、"独"的论战,后因政治势力的介入逮捕王晓波、陈鼓应等多位台大师生而结束,人称"台大哲学系事件"。本期访谈对象王晓波教授是台湾保钓运动的推动者和"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受害者,他对两次事件的背景和始末的口述,不仅展现了台湾高层的政治斗争和台大哲学系的学术流派纷争,也揭示了两次事件的内在联系及其对台湾哲学学科发展乃至学术发展的深远影响。通过这篇访谈,我们可以管窥台湾民众在民主化进程中爱国意识、民族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台湾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干预学术、学术影响政治的双向关系。

李白《将进酒》考索--基于敦煌唐写本与传世文献的比较

从版本源流考察,敦煌写本P2567所载《惜罇空》,是现存最接近李白此诗原貌的文献。诗题本作《惜罇空》,因其饮酒题材和乐府旧题《将进酒》相近而被冠以后者之名。诗文"将进酒,杯莫停"等不见于唐代文献,现存文献中最早出现于北宋别集与诗文总集中,应是后人增窜。结合文本和用韵来看,诗题的改易与诗文的增窜是同时进行的,时间在唐末至北宋初年之间。今人所见李白《将进酒》至少于北宋初年才基本定型。

新文化运动中科学的界说和范畴——以《新青年》为中心

《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中传播科学的中坚力量。在传播过程中,《新青年》多位作者对科学概念进行了不同的界说,他们将科学分为了广狭二义,这体现了他们对科学范围应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认识。人文学科的学者倾向于通过对科学的性质进行侧写来定义,而自然科学的学者在定义中兼顾了科学的研究对象、方法、成果等元素,显得更加严谨。《新青年》杂志对科学的提倡,既反映了他们对时代需要的认知,也对科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差異與平等:荀子對儒家社會角色的義理疏解

在戰國時期國家轉型的過程中,儒家面臨着效能上的質疑,荀子通過對儒生社會角色的分層,爲儒學適應這個時代變遷提供了正當性的依據,也使儒家能更爲積極地參與到新秩序的建構中。在荀子論述中,有許多儒家義理的闡發,比如差異和平等、效能和程序的關係等等,這都爲我們理解儒學的豐富性提供了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