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哲学根据及其批判

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具有深厚的精神基础,即东正教思想根源、文化学思想根源和哲学思想根源。哲学思想根源的表现之一是俄国哲学家在20世纪初的思想争论中为民族性和民族情感进行了哲学辩护和理论证明,即“民族性是本体实在”“民族情感是政治的爱欲”“历史生活独立于道德判断”“祖国是审美范畴”。另一方面,极端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情感也受到一些俄国哲学家的批评,他们认为俄罗斯民族主义在承认俄罗斯民族性的宗教基础的同时,夸大了自己的民族性,成为狭隘的民族分立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对祖国的爱不应当表现为对自己民族缺陷的称赞,而应当表现为揭露这些缺陷,积极地唤醒民族良知,反对一切有损于民族精神面貌的东西。

《以斯帖记》五章8节与巧合情节之系联

探讨了《以斯帖记》中决定情节的偶然事件与五章8节之间的关系,指出只有六章二节是真正的偶然。进而指出了五章8节在结构和意义上联系着其他情节和题旨的作用效果。最后指出由五章8节的结构作用可能引申出与当代生活发生联系的神学信息。

以个体自由为轴心评《现代世界中的公共宗教》

本文是关于何塞·卡萨诺瓦的名著《现代世界中的公共宗教》的书评。通过以书中并未明确表述的“个体自由”这一重要线索为轴心,本文重述其世俗化理论和公共宗教类型学,从而试图提供一种看待该书的新视角。在重新概述主要理论和类型学的基础上,本文就卡萨诺瓦著作的方法论、理论适用性等问题进行了一些评论。

斯宾诺莎对上帝的理解:一种进化论的宗教社会学进路

本篇译文翻译自德国社会学学者赫勒教授的新著《人类要感谢宗教什么?———比较文化的宗教社会学》第一章。全书从进化论的宗教社会学着眼,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人类文化族群的“神圣化”(Heiligung)观念与方式,探讨神圣化与信仰群体的关系,认为群体中的多数定义“彼岸”与神圣存在的样态,不同宗教的宗教实体取决于信仰群体的想象。在本章的内容中,作者旨在阐明斯宾诺莎的上帝观,将其方法运用在对进化论的宗教社会学的探讨中,认为斯宾诺莎是现代宗教社会学的先驱。

韦伯中国宗教研究中的“巫术”概念

“巫术的乐园”是马克斯·韦伯对中国宗教样态的著名论断,本文试图通过对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系统阅读及与其他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巫术概念的比较,厘清韦伯对“巫术”的界定,尤其专注于中国相关内容,力图还原韦伯所称中国“巫术性”的具体所指。概言之,韦伯的“巫术”概念是与世界的“除魅”过程相联系的,与其说他的“巫术”概念是一种经过清晰界定的明确概念,不如说它只是与韦伯意义上世界的“除魅”过程相对的一种模糊文化事项。在梳理出上述结论后,本文从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角度,对韦伯研究的立足点与方法提出商榷。

新教的理性化:基于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思想的思考

本文旨在通过研究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思想,分析西方宗教尤其是新教独特的理性化特征。本文从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类型学出发,阐述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救赎途径,进而对宗教的演变和基督教的发展进行梳理。通过对宗教拒斥现世的方向的论述,分析出新教以其独特的方式解决与现世价值领域的矛盾。

俄罗斯哲学研究的两个维度

关于俄罗斯哲学的研究,无论在俄罗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早已有哲学家、哲学史家和学者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和学术资料:既有对某些哲学家思想主题的个别研究,也不乏各种版本的俄国哲学史系统著作。然而,什么是俄罗斯哲学?有没有独创性的俄罗斯哲学?是"俄罗斯哲学"还是"哲学在俄罗斯"?这些问题却仍然是颇有争议性的问题。本文试图从研究方法论的角度对此略做探讨,并试图区分对俄罗斯哲学进行研究的两个维度——文化学维度和一般哲学维度,指出这两个研究维度以两种不同的哲学观为根据,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宗旨、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从而展现了俄罗斯哲学的两种不同思想形态和精神面貌。

洛谢夫的音乐哲学

在俄国哲学家洛谢夫对音乐的哲学思考中,音乐的对象不能归结为物理现象、生理现象和心理现象,音乐是时间的艺术;但时间不是主观意义上的"内在时间",音乐对象像数学一样具有客观性。音乐是纯粹的生成,是意义的产生和消失的辩证统一体,这种艺术形式正适合于表现生命,因为生命是在生成中的永恒与流变。生命的真实存在不是诸多外部表现形式,而是流动于生成之中,因此音乐对人具有比其他艺术形式更大的感染力。

“魂魄”与“本体”:亚里士多德灵魂概念的传入与汉语词汇的形成

现代汉语中的“灵魂”概念在明代前主要指“魂魄”或“神识”,今天所说的“灵魂”很大程度上还包含了明末传入的亚里士多德灵魂学说的诸多特点。但由于现代科学对于亚氏理论的颠覆,晚清以后的概念刨除了原本所包含的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部分,淡化了神学和宗教色彩,使得今天所使用的灵魂概念仅保留了其形而上学的部分。

文质之别与陶渊明的疏野之美

文与质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对重要范畴,最初被用于社会伦理领域,后来被拓展到历史、文学及美学领域,成为影响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理论。文质互救是中国历史朝代演进中一个重要的规律,不同的时代或尚文,或尚质,在文与质的互动调和中不断发展。陶渊明生活的时代,其审美风尚大体上是尚质反文,这一时代审美取向影响了他的创作实践。此外,陶渊明天真质朴、古拙真率、向逸爱野、真淳简淡的个性品格与审美倾向也是其诗文形成萧散疏野风格的重要原因。陶渊明艺术作品的疏野之美对后来的美学思想及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重新认识“宗教与中国文化传统”

如何重新认识“宗教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关系,可谓中国宗教研究中一个关键问题。笔者之所以从学理上探究这一关键问题,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这一学理探讨可以深化中国理论界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一场思想观念转变,即从“宗教鸦片论”经“宗教文化论”再到“宗教—文化观”;二是,这一学理探讨有助于更新中国宗教研究的方法论,即一改以往海内外学者大多“主要就各宗教或五大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本身来研讨中国宗教”的简单化学术倾向,而是力主“把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宗教首先置于整个中国文化传统之下来重新加以认识”。后一个论点,是本文所要着重论证的。

基督教二重世界观的哲学理解

本文在把基督教的社会历史方面和精神文化方面加以区分的前提下,评述了俄国哲学家从哲学人学观点对基督教关于“两个世界”、“灵”与“肉”、“福音”、“天国”、光与黑暗、救世与救灵等基本观念所作的重新理解,和对圣经文本某些重要概念的重新解读。通过与哲学观念和古代宗教观念的比较,分析了基督教的二重世界观特点,并指出了这种哲学人学解释在当代世界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复活事业”的历史哲学

费奥多罗夫认为哲学不仅仅是反思,而更应当是追求理想之物的"方案"和"事业"。破坏人类幸福理想的最大之恶是死亡。在死亡仍是必然事实的情况下,人类负有使祖先复活的道德责任。因此,在费奥多罗夫看来,历史学不是一种抽象理论或书斋学问,而是人人都应参与的复活祖先的"共同事业"。在此,博物馆也具有了特殊的含义,它不仅具有艺术价值和纪念意义,而且是实现普遍复活之伟大事业所必需的现实手段。这一学说不是毫无价值的乌托邦,而是具有理想性思维的哲学意义。

中国政治哲学的几个侧面

中国政治哲学的特点是关于治理国家的具体措施讨论、规定得比较充分,而关于国家的政体形式讨论得较少;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实行得时间长,个人在中国政治中从未走向前台,政治是利益集团间的制衡器,平衡了集团的利益,也就间接地施益于个人,缺少由上下力量博弈而出现的契约意识,重视德治,重视礼乐,民本思想源远流长。由这些特点派生出禅让与革命、逆取与顺守、贤良辅政、一治一乱等问题。

钱穆再论“中国无宗教”

如果从观念史或学术史来看,所谓的＂中国无宗教论＂堪称最早形成、也最有影响的＂中国宗教观＂之一。然而,自明末清初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提出这种观点后,中国学界虽有不少赞同者或异议者,但真正对＂中国无宗教论＂加以学术论证者却不多见。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宗教奇迹问题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四段有关奇迹的情节表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宗教奇迹的基本观点:东正教信仰主要体现为人的道德与精神力量,而不是对奇迹和彼岸世界的幻想;不是奇迹导致了人对上帝的信仰,而是对上帝的信仰给人带来的内在改变造成了人的精神“奇迹”。这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人学与东正教人学在本体论基础和性善论方面的联系,也体现了两种人学在人道性和心理性与超验性和彼岸性、神圣教义与问题探索方面的区别。

现代经济学在宗教社会学中应用之刍议

本文尝试从经济学角度重新思考宗教社会学。首先,本文把宗教社会学的主要命题转换为,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均衡是什么,以及如何达成这种均衡。其次,本文梳理了现有宗教社会学研究的路径和方法,并倾向于认为现有方法对宗教的内生性解释还不充分。再次,本文尝试探求现代经济学的博弈论和交易费用理论在宗教社会学中应用的可能性,尝试从博弈论角度提出五种＂社会合作＂类型组成的社会合作体系,并从交易费用角度认为宗教对所有社会合作类型提供一致性、共享性、自洽性和整全性的伦理解释可能就是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均衡（或一致）。这种均衡具有多样性,并且是逐渐演化的。在这种探索中,我们特别注意到,中国独特的宗教体系,尤其是中国大众宗教,可能为现代经济学进入宗教社会学的应用提供了非常好的样本资源。

外来宗教中国化比较研究初探——以佛教中国化和伊斯兰教中国化为例

本文通过对佛教中国化和伊斯兰教中国化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二者不同的历史轨迹和规律,系统梳理了外来宗教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为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提供借鉴。

宗教,还是宗教权威?——世俗化理论的研究视阈问题初探

近几十年间,“去世俗化理论”在宗教社会学领域中兴起,并旨在反对传统世俗化理论的几大核心论题——衰落、分化和私人化理论。其中,对分化理论的检讨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为此,布莱恩·威尔逊、卡雷尔·多贝雷尔和马克·查韦斯等人建立了新的分化理论,查韦斯更是提出将世俗化理论的研究对象从“宗教”转变为“宗教权威”,以解决世俗化理论所遭遇到的理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