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林与黑格尔艺术哲学中的“象征”之争

“象征”(Symbol)是谢林与黑格尔的艺术哲学的关键概念之一。这个概念原本是指两个东西的合体或一致,然后被康德决定性地诠释为理念与感性事物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的结合。谢林与黑格尔随后突破了康德对于这个概念的限制,将其应用于各自的艺术哲学,但在这个过程中,两位哲学家对于“象征”的不同理解和定位展示出了他们的艺术哲学思想乃至哲学体系本身的差异性,即黑格尔哲学总体说来是单向度的、西方中心式的,仅仅把片面的理性思想发展当作一切的准绳,反之谢林哲学是多维度的,对远古的和非西方的文明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并给予更多的承认。

《外国哲学》征稿启事

《外国哲学》是由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主办、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专业学术出版物,每年出版两辑。《外国哲学》坚持以学术为本的原则,倡导对哲学问题的原创性研究,以及对各种哲学观点、思潮、著作、论文的批评性评论。

《外国哲学》征稿启事

《外国哲学》是由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主办、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专业学术出版物,每年出版两辑。《外国哲学》坚持以学术为本的原则,倡导对哲学问题的原创性研究,以及对各种哲学观点、思潮、著作、论文的批评性评论。《外国哲学》采用国际通用的“双盲”审稿制度。作品一经录用,我们即付稿酬,版权则归商务印书馆所有。欢迎其他出版物转载,但须得到原出版方的书面授权。《外国哲学》只发表中文论文,且只刊登未发表过的论文。《外国哲学》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外国哲学》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外国哲学》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

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潜力及其学术意义——兼议诸位汉学家的理论与方法启迪

何谓“民间信仰”,堪称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最大的一笔传统文化糊涂账”,这便使如何认识“民间信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道老大难问题”。毋庸讳言,强烈贬斥民间信仰的理论倾向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存在久矣,其始作俑者恐怕要远究到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所输入“西方一神论宗教观”。因而,若能破除此种外来宗教观的偏颇影响,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提炼海内外学者的先进研究成果,尤其是潜心中国宗教研究的诸位汉学家的理论与方法启迪,可使人重新认识到,古往今来遍布中国乡土的民间信仰及其祭拜活动,深植于“崇德报功”的素朴观念或称“原生态信仰”,其主要社会功能与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若能着眼其“典型和主流”、发掘其“底色与本性”,不但可重估中国民间信仰,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宗教文化特质,且能在基础理论上有所突破,对国际宗教学界现行的相关概念、理论与方法有所修正、补充或升华。

培根与实验哲学的开端

培根被公认为经验哲学的开创者,但更严格地说,培根应该是实验哲学的开创者,因为他明确要求将哲学奠立在实验的基础上。培根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和其新知识观分不开的。正是培根的这种基于人类积极行动的、向着无限开放的知识观,使实验构成了一切理论知识的基础。也正是基于这一知识观,培根才能将实验与一般经验观察区别开来,并阐明了实验区别于一般经验观察的根本特征。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写作和出版情况简述

《哲学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代表作。其写作和出版过程均颇为曲折。维特根斯坦电子版手稿全集及其与其他人的通信为这个过程的梳理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论谢林神话哲学与世界时代哲学的衔接关系

谢林中期的世界时代哲学和后期的神话哲学经常被看作两种没有关系的、彼此独立的哲学。通过考察前者的本原学说及其遭遇的困难,以及后者以历史批判的方法梳理的多神论起源,可说明,不仅神话哲学中的相继式多神论是与世界时代哲学中的本原关系相对应的,而且神话哲学对于历史时间和史前时间的划分也完全契合世界时代哲学中的时间谱系学,因此神话哲学只不过是以经验的方式证实了世界时代哲学以先天的方式提出的本原学说。这就证明了两种哲学之间的衔接关系,并且阐发了谢林哲学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一以贯之的思想。

“强制阐释”还是“思想对话”?——海德格尔、牟宗三与康德哲学的阐释

海德格尔提出了一种十分新颖而又极富争议的康德阐释,批评者们纷纷认为他犯下了可以称作“强制阐释”的错误。但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批评者自身提出的康德阐释却往往也面临同样的指控。海德格尔在承认其阐释之“强制性”的同时,宣称应该将其视作一种“思想对话”。通过对海德格尔和牟宗三的康德阐释的比较和分析,可以澄清思想对话与强制阐释之间的区别。思想对话当中蕴含的主观性要素不仅不会造成对文意的曲解,反而能够作为“效果史”的一部分,让经典的意义变得更加丰富。

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哲学根据及其批判

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具有深厚的精神基础,即东正教思想根源、文化学思想根源和哲学思想根源。哲学思想根源的表现之一是俄国哲学家在20世纪初的思想争论中为民族性和民族情感进行了哲学辩护和理论证明,即“民族性是本体实在”“民族情感是政治的爱欲”“历史生活独立于道德判断”“祖国是审美范畴”。另一方面,极端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情感也受到一些俄国哲学家的批评,他们认为俄罗斯民族主义在承认俄罗斯民族性的宗教基础的同时,夸大了自己的民族性,成为狭隘的民族分立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对祖国的爱不应当表现为对自己民族缺陷的称赞,而应当表现为揭露这些缺陷,积极地唤醒民族良知,反对一切有损于民族精神面貌的东西。

中西印哲学中的“直觉”思维方式

中西印思想史上的直觉思维方式在三地哲学和宗教发展中占有显要的地位。这种思维方式的出现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对事物本来面目或真理的一般性认识具有局限性,试图采用一种不借助感官的认识方式来直接把握或体悟事物的根本或最高真理。尽管这种思维方式并不能完全实现提出者或采用者的最初愿望,但它强调人要正视自身认识能力方面的缺陷并努力完善思维方式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这对于人们努力克服自身看问题或处理问题时的片面性有着积极意义。

黑格尔哲学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无前提的”?

关于黑格尔哲学的“无前提性”,学界通行的观点是要么把它理解为一种单纯的怀疑主义或批判精神,要么去论证作为黑格尔逻辑学开端的“存在”本身是“无前提的”。文章首先指出怀疑主义或批判精神不足以刻画黑格尔哲学的根本特性,以及所谓“无前提”的“存在”在黑格尔那里是自相矛盾的,然后辨析了黑格尔哲学在“无前提”“本原”“开端”等关键概念语境下的开端问题,最终通过澄清黑格尔在逻辑学之本质论部分里关于“设定”和“预先设定”等概念的思想,表明黑格尔哲学的“无前提性”的真正意义在于破除一个绝对在先的开端,扬弃开端和终点之间的对立。

宗教哲学方法论

本文是正在写作的关于宗教哲学的专著中的纲领性章节,尝试廓清哲学、宗教学、宗教哲学、神学以及哲学神学等学科之相互关联与区别,提点出其学科属性、主题、基本概念与术语及其由此而来的理论系统之异同;在此基础上,并且在追溯问题史与理论系统史的同时,主要探讨哲学、宗教哲学、神学以及哲学神学等不同领域之研究方法,提出作为方法论的有限与无限之范畴性思维、哲学与神学之历史性思维以及密托斯(Mythos)与逻各斯(Logos)之批判性思维等三重框架结构,以推进宗教哲学方法论与系统理论之研究。

情、感、通:从中国哲学的视角论“普遍”的去殖民化(一)

一直以来,西方殖民主义的理论与道德基石是其对“普遍主义”的主张。殖民时期的普遍主义的核心是笛卡尔的二元论,据此,只有非具身的心灵可以通达普遍性,而作为仅仅是个别东西的身体则不能。本文(第一部分)和下文(第二部分)提出了“普遍主义”的另一种模式,即具身的个别东西之间相感互通的整体性。此种“普遍主义”的模式是基于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情感(“情”)、互动(“感”)和因此产生的畅通无阻的自由流动(“通”)等概念之间的关系。这种中国式的普遍主义模式归根结底是基于有机主义的生命形而上学,它将意义与秩序理解为身体之间有机互动的结果。通过聚焦于《易传》,本文将表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传统如何把整体性或普遍性理解为具身的个别东西之间交感互通结果。

利益、品格还是自成一类:亚里士多德论政治友爱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欧德伦理学》中讨论了政治友爱(homonia,或译为“同心”),关于这种友爱在亚里士多德的友爱三分法中所处的位置,学术界存在持续的争论。主要争议在于,这种友爱是利益型友爱、品格型友爱,还是一种不同于三种基本友爱类型的独立类型,或仅仅是好意而非友爱。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中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政治友爱属于利益型友爱。相反的观点或多或少地误解了亚里士多德对政治友爱的定位。尽管政治友爱被归类为利益型友爱,但这并不妨碍它在政治共同体的塑造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也不妨碍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品格型的友爱。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观念可以延伸到斯多亚学派的“世界公民”思想,体现了两种思想的延续性及斯多亚学派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展。

利奥波德名著《沙乡年鉴》的若干翻译错误

据不完全统计,侯文蕙先后在中国不同出版社出版了利奥波德同一部书《沙乡年鉴》的六个译本。译文有许多错误,一直未能改正,包括收录于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的版本。既有句子结构理解上的错误,也有马虎大意造成的字词翻译错误。《沙乡年鉴》这样的名著虽然已有许多译本,但读者仍然期待高水平的新译本。

面向问题,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

本文所论证的主题是:中国哲学家要面对真正的哲学问题,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该主题被依次展开为7个命题:哲学并不就是哲学史,哲学研究并不等于哲学史研究;哲学的源头活水永远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哲学问题的细化导致哲学研究的专门化,并导致新的哲学分支的出现;哲学研究的原则:自由的探讨,严肃的批判;哲学研究的方法论:论证,以学术的方式言说;至少一部分中国哲学家要参与到哲学的当代建构中去;北大哲学系的三重任务:学术传承,原创研究,文化传播。

当代科学的五个非本质品性

科学哲学家首先尝试回答“科学究竟是什么”,后来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参与进来,较著名的是默顿提出的规范结构说,即科学具有普遍主义、共有主义、非私利性、有组织的怀疑论等特点。在后现代学说和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之前,总体而论学者大多从正面谈科学的优良品质,当与现实不符时则宣称“应当”如此。科学提升了人们的理解力和操纵能力,给人们的生活和生态系统带来多种影响。如果正视当代科学实际展示的行为,可以发现科学与实在、真理并非牢固锁定,但它非常在乎“灵境自洽性”。从科学实践中可以概括出当代科学的五个品性:失真、短视、矛盾、甩锅、分形,它们分别与胡塞尔、恩格斯、达·芬奇、马尔凯、芒德勃罗的某种叙述相对应。从非本质主义角度考虑,这五个品性涉及科学的目标、方法、影响、伦理、划界等,均有调整的可能性,并非科学的不变本质。把它们提取出来公开讨论,不是要贬低、羞辱科学,而是为了反思、改革科学,使科学更好地为人服务,不威胁天人系统的可持续生存。

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性

黑格尔哲学体系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精神。黑格尔把表象、经验和思辨作为精神的三个层次,说明了内在于它们之中的思维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在对待真理的态度上,黑格尔最为关注的是真理之不可知论。在证明逻辑范畴的真理性问题上,黑格尔指出,逻辑学要沿着精神现象学表述和证明经验意识真理的方法来表述和证明纯范畴的真理性。对于精神的自由,黑格尔认为,自由是"精神无限权利的范畴",自由的意志首先是权利主体,认为"法的体系是实现了的自由王国"。黑格尔哲学至今仍有现实性,特别是在当代中国哲学的语境中更应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一是黑格尔并没有用国家"吞噬"了市民社会,而是认为只有家庭和市民社会这两个环节都在国家内部获得发展时,国家才是有生气的;二是黑格尔的历史观并非"历史终结论",因为他深知自己哲学的局限性;三是在黑格尔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上,他对中国哲学和文化持严厉批评态度,重点批判当时中国的政治制度,但我们应用历史的观点和理性的态度来看待这些,要包容他的合理哲学,承认黑格尔哲学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性。

马克思批判哲学的诞生

彻底的批判精神是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动力。马克思把宗教批判归结为对尘世、法和政治的批判。在政治批判中,把国家归结为民主制,政治是现实的人的政治,要实现人的自由。彻底的批判精神以哲学为武器,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华,未来哲学是世界的哲学,世界也是哲学的世界。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最终要实现对劳动异化的消除。马克思的批判哲学在当今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未来已来——广义汉语哲学与狭义汉语哲学

汉语哲学以及其他汉语人文社会科学的自觉和兴起表明,在汉语学术领域,整体的学术创新和突破已经萌动,正破土而出。当今世界人类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问题,几乎没有哪种既有的理论可以现成地应对,人类所有族类都有责任以各种语言来面对、阐释和回应这种挑战。汉语哲学在迅速开疆拓土的同时也面临反省自身的日益迫切的要求。根据迄今为止的认识,汉语哲学可以区分为广义汉语哲学和狭义汉语哲学。但从总体上来说,只有一种统一的汉语哲学,狭义汉语哲学处理某些因汉语而特有的问题,但在根本上从属于广义汉语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