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与有形:中共早期“党团”研究

1921年至1927年是中共从研究小团体向群众性政党跨越的重要时期,而连接中共与群众的"党团"机制是其中关键。中共和青年团既可派人秘密渗透到各群众团体,不引人注意,潜移默化地扩大党的影响,以有形化无形;"党团"通过组织、宣传、外联等途径渗透、整合、掌控群众团体,掀起群众运动的洪波,化无形为有形。同时,"党团"活动受主客观的因素的影响,出现行动个人化,组织上层化,宣传激进化,随时局好坏而起伏不定等问题。"党团"机制在不断矫正纠偏的过程中得以发展、完善,成为中共政党体系之中有力且独特的组织机制。

再议退押运动与一九五一年农业税的关系

《陈云传》一则脚注暗示"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增加百分之十"一事决策于1950年11月,而西南区的退押运动正好从这月开始铺开。有研究者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认为先有增税决策,后有退押运动,地方退押任务和1951年农业税较1950年的增量有关。这样一来,农民的退押所得最终会变成1951年政府新增的农业税收入。但实际上,1951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增加10%一事,在时间上不是决策于《陈云传》所说的1950年11月,而是在1951年6月,远晚于华东、中南、西南的退押运动,因此不可能是退押运动的背景;在句意上是指1951年农业税较先前版本提高10%,而不是较1950年农业税提高10%,根本就不涉及两个年度的农业税差额问题。因此,不应将这一决策与退押运动建立起联系。

美国里根总统图书馆馆藏中美关系档案资料评介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各界都从不同角度来回顾与总结这段历史。与其他领域的热烈讨论相比,外交史学界则显得寡言少语,相关著述并不多见。这一现状在很大程度上与相关档案尚未解密、缺乏坚实的史料基础有关。

吐魯番新出北涼計貲、計口岀絲帳研究

新出北涼时期的计货出献丝、计口出丝帐为此前研究非常薄弱的北涼时期的赋税制度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本文认为北涼时期的计货出献丝帐徵收的是户调，而其依据就是货簿。北涼时期的货簿确实是只计土地的情况而不及其余的资产，这也是北涼的户调徵收的特殊之处。计口出丝帐徵收的则是一种口税，当时的北涼政权具备严格掌握当地户口和士地情况的能力，客观上使得口税的徵收成为可能。北涼时期的田租也纳丝。这一时期的租调、口税徵收都以丝为主，这是由纺织品本位的货币形态和丝绸之路的贸易形势所决定的。

史籍“三”“六”相混考

传世文献中有一些"三""六"相混的例子,是由于此二字在行、草书中形近而导致的抄误。《汉书·贾谊传》"可为长太息者六"、《三国志》记魏明帝享年三十六、《宋书》载荀崧、陆晔"各录六条事",这三处的"六"字本都作"三"。颜师古、裴松之、沈约等人未得正解,皆因不知"三""六"二字易混之故。

胡适关于中学国文教育的三次讲演--侧重第三次讲演

中学国文教育问题在二、三十年代曾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胡适也参与其中,并三次就这一问题进行讲演。本文通过对这三次讲演的梳理和比较,考察胡适在这十余年间对中学国文教育看法的变化。同时,胡适在这一问题上态度的"变"与"不变",也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复杂面相。

核心与外围:“东南互保”的范围探析

"东南互保"是庚子年间涉及中外的大事件,其范围从两江、两湖地区,逐次扩展到以"附入"形式加入的浙江、广东,以"自办"形式加入的福建、山东,以及有着相同情状密切关联的川、陕、豫各省,呈现出由核心圈逐渐发展到次核心圈,乃至外围圈的演变过程。"东南互保"得以扩大,既取决于中外政局的走向,也同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人的多方联络密不可分。各省份间既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地域上的主次,还同英、美、日、德等不同国家有或交叉或独立的往来,对地方局势乃至全国政局产生深远影响。

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形成--从不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到托管政策的提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认为寻求国际社会承认的时机日臻成熟,进而采取积极的外交活动,以求获得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承认。然而美国出于对苏联因素的考量,在承认事宜上,与盟国——中国、英国取得协商一致,最终回绝了临时政府的承认诉求。取而代之的是,美国提出了一个由多国参与、兼顾各方利益的方案,即战后托管朝鲜政策。美国自恃实力雄厚,坚信能够将托管控制在可操控的范围内,从而掌握更多的主动权;苏联出于通过托管朝鲜从而"分享"参与欧洲及亚太其他托管区域红利的目的,在战后托管朝鲜问题上采取了合作的态度。美国的战后对朝政策获得了苏联的默认与协作,然而表面上的合作并不能掩盖内在的认知差别,由于美苏两国从一开始即对托管制各自解读,各自打算,为托管制度流产并最终导致朝鲜半岛分裂埋下了伏笔。

罢工与建政:省港罢工与国民政府的互动关系研究

1925至1926年,在革命政党的领导下,省港罢工的兴起与国民政府的建立呈现出二元互动、紧密连结的态势。省港罢工为国民政府提供了革命的政治氛围,国民政府为其提供了优厚的物质条件以及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其能够摆脱群众运动的一般规律,拓展了群众运动政权化的新路径。然而,省港罢工受政权之荫蔽,也为政权作出牺牲。大国争持,政府内耗,民众热情衰减,各种因素复杂缠绕,共同造成省港罢工且谈且罢,旷日持久,苦苦支撑的局面。

邓广铭宋史研究学术渊源考——以蒙文通宋史课程的讲授为中心

据邓广铭回忆,他的宋史研究发端于胡适,但通过档案、报刊、书信材料的勾稽,不仅具体还原了他毕业论文的缘起,还分析了蒙文通在北大开设宋史课程的具体讲授内容,发现他的宋史研究其实缘自蒙文通宋史课程的启发。这提醒我们在梳理学术史时,尤其要注意材料的当时性和现场感,唯此才能在还原学者早年的学术经历时,避免受他们晚年回忆的牵引。

清代中期信江流域市镇的发展

清代中期即乾隆至道光年间,信江流域的市镇有了显著的发展。工商业人口大量涌入、商业会馆频繁兴修、商运干道大规模扩建、政府派驻机构添设并升级,而且,在商品生产及贸易的基础上,不少市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专业市场。信江流域市镇的发展既是该区域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又促进区域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留法勤工俭学群体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再探讨

1919年,李石曾、蔡元培等发起了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勤工俭学运动。本文着重研究随着勤工俭学运动走向失败,工读世界社、劳动学会和工余社的部分成员从冲突走向联合,最终抛弃旧的勤工俭学理想,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勤工俭学生很少一开始就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激进思想,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勤工俭学运动失败的后果,与自身的社会经济处境密切相关;同时这也是五四运动革命化的一个侧面。

北魏初期的爵本位社会及其历史书写——以《魏书·官氏志》为中心

北魏道武帝天赐年间的官爵品级制度既不是九品官品制,也不是九品官人法,而与两者都似是而非。其实质在于将前四品有爵者叠压在后五品之上,后五品的散、文、武诸官尽管职任不同,在爵位候补者这一点上则是同质的。这时期各种利益分配均以爵为标准,可以看作是"爵本位"的社会。爵本位既曾是华夏古制,也符合北族自身的政治文化特色,成为沟通北族部落联盟与华夏官僚制国家的一条捷径。天赐年间制度之所以被研究者看作是高度华夏化的制度,实由于《魏书》所采取的叙述策略所致。要想更深入地认识北魏早期历史,必须对《魏书》的史料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

由禅让而共和--梁济与民初政治思想史一页

本文以民国初年梁济对民国代清的因果分析与观感为个案,佐以时人言说,提出清帝"禅让"之于时人接受新政权的重要性,并指出"禅让"逻辑对于民国政权的潜在威胁,特别是与儒家理想政治的模型结合在一起,其隐含的对新政权的旧要求日益显露。

1956年前后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及成效——以北京市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以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为主线,以北京市为个案,重点分析1956年前后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工作条件和思想动态等,以及党有针对性地采取的政策调整措施。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与知识分子进行了比较有效的互动,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工作条件和入党问题等得到重视和初步解决,标志着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探索取得了新的成就。

城乡关系视阈下民国市县划界纠纷——以成都为中心的考察

随着近代城市自治的发展,成都市从"城乡合一"的体制中剥离出来,通过"切块设市",成为独立"法人",旧有的县则仅保留对城市周边地区的管理。民国时期,随着各项公共工程的修建与城市规模的扩大,成都城市的发展日益需要突破旧城垣,扩大辖区。在此背景下,成都市、成都县、华阳县在辖区方面发生了长达十余年的划界纠纷。在省政府的干预下,直到1945年,成、华二县各向成都市划拨大量土地,三方的划界纠纷才暂时告一段落。成都市因"切块设市"成为城市型政区,随着划界的完成,成都市获得"大郊区",最终解决了"城乡分治"所留的后遗症。

贡斯当的洞见与贡斯当研究的复兴

近年来得益于贡斯当早期手稿的发现,学界开始对贡氏政治著作的"重心"进行再定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关注点移向贡斯当的早期政治著述,力图厘清其政治思想的源流与谱系。以新发现之手稿为基础,反观贡氏的宪政理论便会有许多先前不曾有的洞见。贡斯当的原创性在于根据大革命后的重建经验,对法国启蒙时代两位最深刻的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与卢梭的理论作一种创造性的转化与综合。贡斯当以政治自由结合原始政治平等的理论,构成了自由民主体制现代转型的关键一环。

美国浪漫主义史学观念和方法评析

19世纪中期的美国浪漫主义史学以"同情式理解"的方式来把握过去的时代精神,重构历史的整体氛围。浪漫主义史学家在承认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以"想象式沉思"等文学手法来实现历史叙述的真实性与趣味性的结合。浪漫主义史学推动了对原始档案文献的发现和整理,为历史学走向成熟和形成专业规范奠定了基础;把过去置于历史的框架中来解释,推动人们树立了尊重历史的意识;强调一直被专业史学家所忽视的历史学的审美维度,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视野。

1953年北京市粮食计划供应的实行与宣传动员

面对1953年粮食供求紧张的局面,北京市在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下率先实行面粉计划供应,最后扩展到大米、粗粮等粮食的统销。在计划供应政策出台和执行过程中,北京市采取自上而下、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的宣传动员方法,并结合三大改造、增产节约运动、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宣传,辅之以相应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努力消除各阶层民众的思想疑虑,使群众接受从面粉计划供应到粮食全面统购统销的发展。

秦汉探病的政治文化内涵

秦汉时期,探病是官僚体系内不同阶层进行政治结盟和政治表演的重要途径。对探病行为的研究,建立于以"人"为核心的基础上。通过还原秦汉一般探病流程,考察探病过程中"病人"与"探病者"的身份构建,挖掘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对探病行为的影响,可以寻找出探病行为背后的政治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