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弼与傅斯年——以史语所傅斯年档案为中心

黄文弼与傅斯年都是五四运动中从北大红楼成长起来的现代学者,对于中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关注,使他们在学术上多所交集。本文以史语所傅斯年档案为中心,对于他们的往来书信做了笺释,揭示了黄文弼在西安碑林期间为史语所搜集史料、在抗战期间为考古报告出版奔波、在任职西北大学期间为聘请人才而与傅斯年的交往。

陈寅恪的文史之学——从1932年清华大学国文入学试题谈起

1932年8月清华大学入学考试,陈寅恪以对对子作为国文考试题引发争议,他本人也在事后提出完整的"对对子"理论,指出对对子可以测试考生四种能力,尤其其中第四种能力?即思想能力,在陈寅恪看来是能否创造出最高境界的对子的关键所在,他用黑格尔逻辑中的"正反合"之说来说明。对于这一争议的意义,当代学界有诸多分析,但对于陈寅恪的对对子观中代表对对子最高境界的所谓"正反合"之说的涵义,以及具体试题如"孙行者"如何体现这种"正反合"之说,则缺乏讨论。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精确把握陈寅恪文史之学的特点,也使我们认识到陈寅恪在清华国文考试前后的学术转型的意义。推动此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胡适的学术研究对陈寅恪的影响,尤其是胡适佛教史方面的研究,催生了陈寅恪的诸多学术篇章,并且在方法论的层次上也刺激陈寅恪更递进一步。陈氏对《西游记》和禅宗的研究与胡适的同类研究有密切关系?可能是促使他在国文对子试题中将"孙行者"与"胡适之"联系起来的内在因缘。"孙行者"和"胡适之"这一对子实际是带有敬意的游戏。相较于胡适着重做禅宗历史的史实层面的证伪工作,陈寅恪更注意禅宗等佛教思想概念演变的内在轨迹及其与中古思想社会的关联。在共同糾正"整理国故"实践以真伪评判价值的偏颇上,陈寅恪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理路颇为推许。陈寅恪对对子说和他的文史之学直接相关。他重视骈俪,主要并不在于其绮丽的语言表现形式,而在于駢偭文字能通过巧妙用典等手段呈现出沟通古今的历史意识,延展人的想象空间,以及特殊的感染力。但要真正能做到这一点,作者需要有独立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对对子是通往那些目标的一个步骤。独立的思想和通过用典等古典语言体现的叙事力和想象力,恰恰也是构筑不朽史学的三种必备条件,可以说它们就是陈寅恪文史之学的精髓。

李征旧存照片中的《诗经》写本

李征旧存出土文书照片中有《毛诗传笺(小雅·小宛)》一帧,之前未见著录。本文对该照片中的残片三件进行缀合,据其避讳推断为唐代写本,并据武英殿《毛诗传笺》和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进行校勘,分析其“异文”、“语助”、重文符号和异体字现象,以及分章起讫的格式,揭示其为中古经部文献的流传和今后经部文献的校勘提供的重要信息。

日本宫内厅藏《张说之文集》研究

流传在日本的唐代文献,对于唐代文学研究的贡献,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对初盛唐时期重要的文臣张说(667—731,字说之)的研究,正是这样的个案。张说文集今见最早的记载,并非流传在中国的典籍,而是日本文学大臣藤原佐世(? —897)于阳成天皇年间(876—884)奉敕编撰的《本朝见在书目录》(后世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这也是日本今存最早的汉籍综合目录。该书记录了相当于唐朝后期僖宗年间在日本国家各公务机构和天皇私人藏书处实际收藏的汉籍目录。

吐魯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研究

本文集中探讨2006年吐鲁番洋海赵货墓发现的《前秦建元二十年（384）三月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这是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现在所知最早的户籍，也是目前所见纸本书写的最早的户籍。笔者对该户籍的书写年代、地点、内容、格式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该户籍保存造籍的年份，有具体的郡县乡里名称，登录了五户人家的家口以及户内土地、奴婢的买卖情况。《前秦建元二十年（384）三月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的发现对中国中古时期的户籍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庆历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破裂

庆历新政是宋朝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一次可贵实践。其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保守派势力强大,或由于党争,而是由于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与宋仁宗“共治天下”的破裂。具体表现在宋仁宗认为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是朋党,结党营私,朋比为奸;认为范仲淹“密请建立皇太弟侄”,捕风捉影地怀疑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欲谋废立”,企图废黜仁宗,另立皇帝;捕风捉影地怀疑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勾结契丹和登、莱金坑无赖凶恶数万人,起兵叛乱,直接对仁宗的皇位和专制独裁统治构成极大威胁。如此,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必然破裂,宋仁宗不再支持范仲淹、富弼等士大夫实施庆历新政,庆历新政必然失败。

相逢在科学的春天——李征致袁复礼书信疏证

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珍藏的袁复礼文献中,保存有李征借调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期间于1983年给袁复礼的一封书信。其中叙及共同关注的新疆地图、高程测量、古今地名等问题,从中可以了解到李征在文博考古之外对于新疆地质、地理方面的熟悉程度,以及袁复礼晚年依旧关注新疆地学问题、培养学术人才的壮心。这是李征在与黄文弼接触之外的另一段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相关联的事迹,书信的内容也客观体现了1980年代初期科学受到重视、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得到正名的时代转机。

“北馆文书”的流传及早期研究史

北馆文书是指吐鲁番出土的一批唐高宗仪凤年间西州都督府管辖下的北馆厨在市场上购买柴、酱等物的酬值案卷,这些文书残片最终都流散到了日本。文章揭示了这些文书是在1908年前后第二次大谷探险队前来新疆时出土于吐鲁番三堡的事实,论证了此后百年以来这些文书曲折的流传过程以及目前的收藏情况。文章还考察了以王树枬、金祖同等人为代表的题跋所显示的早期研究情况,指出这些成果在北馆文书的当代研究中,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王树楠吐鲁番文书题跋笺释

王树楠是清代新疆建省之后在地方文化建设方面贡献最为突出的官员。在其任职新疆期间，经眼和收藏了许多出土文书，并通过题跋表现出对敦煌、西域（主要是吐鲁番）文书的最早研究成果。本文的作者从散流在美国、日本和中国各地的西域文书中辑录到46号西域文书上王树楠的题跋105则和诗歌10首，将这些诗文按年录文并作笺释，为早期西域文书的收藏和研究提供一个基础的材料，从中可以发现王树楠作为晚清民国年间最早从事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重要地位，以及那一时期西北文化事业的发展情形。

《疏附乡土志》辑佚初稿

《新疆乡土志稿》今存晚清新疆地方政区39处抄本,迪化府、霍尔果斯分防厅、疏附县三处的乡土志未见。其中疏附县乡土志确曾编纂,后来亡佚。其中部分内容,在《新疆图志》和民国学者的论著中,得到引用。根据残存的文字,可以了解到《疏附乡土志》的散佚,主要是因为它的篇幅较大,较少得到传抄所致。根据各地乡土志均由地方官奉命组织纂修的成例,《疏附乡土志》的编纂者可能是光绪三十三年就任疏附知县的钱炳焕。本文逐条辑佚《新疆图志》、冯永轩论著中的《疏附乡土志》文字73则,近万字,以便于地方历史的研究。

黄文弼旧藏李征书信及相关文献笺证

2019年7月,在吐鲁番学家李征(1927—1989)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之际,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研究中心、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学研究院的协助下,举办了李征先生的追思活动,并将其骨灰安葬于吐鲁番交河沟西雅尔村平顶山墓地。

吐鲁番丁谷山文献疏证

吐鲁番盆地的吐峪沟是中古时期丁谷山和以丁谷命名的佛教寺院、洞窟乃至祆教祭祀场所,已经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而得到证明。其实在文书发现之前,明清时期的方志和集部文献中,丁谷山的名称也有相关记载。本文梳理这些文献的流传,认为出土文书与传世典籍先后衔接,至少从公元6世纪以降,直到18世纪初叶,吐鲁番盆地的“丁谷山”在历史文献中传承有序。经过由汉语—回鹘语—汉语的重译,从18世纪中叶开始,“丁谷”一词为现在的“吐峪沟”所替代。

汉和堂藏《裴岑碑》旧拓考

甲午新正,笔者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从事访问研究。经友人介绍,汉和堂主人陆宗润先生见招,因前往拜访。陆先生于1980年代后期到日本交流,其时他在中国从事书画修复与装裱工艺多年,颇有建树。但是看到日本装裱技艺的独特风格,便重又开始了在东瀛的学徒生涯。十年辛苦,遂融汇汉和,在书画装裱业界自创一家,成为传统书画修复业的翘楚。在大阪四天王寺附近的汉和堂工作坊,我们虽然初识,而以文会友。

唐朝海上丝绸之路的壮举:再论杨良瑶的聘使大食

根据1984年在陕西省泾阳县发现的《杨良瑶碑》,杨良瑶在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受命出使阿拉伯半岛的黑衣大食,他从广州出发,走海上丝路,经三年多的时间,完成联络大食、夹击吐蕃的使命,返回唐朝。杨良瑶聘使大食的重要结果,是给唐朝带来完整的海上丝路的航海日记,这应当就是贾耽《皇华四达记》中记载的从广州到缚达(巴格达)的路线。本文在2012年笔者发表的《唐朝与黑衣大食关系史新证——记贞元初年杨良瑶的聘使大食》的基础上,再次申论杨良瑶出使的意义,并根据唐朝宦官出使制度,解释东西方史料未提到其出使一事的原因,特别是针对Stephen G.Haw最近发表文章质疑此碑的真实性,就立在墓地之上的碑文性质以及相关人物的真实性加以申论,对其无知予以批判。

《江苏历代方志全书》专家简评

朱玉麒(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地方志学会方志研究分会副会长)国史、方志和谱牒,对应于国家、地方和家族三个由大到小的社会单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文献类型,江苏籍的国学大师顾颉刚先生甚至以方志和谱牒为“我国史学领域尚待开发的两座金矿”。其中数以万计的地方志,就是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的区域文化的百科全书,是中国历史贡献于世界的独一无二的文献体裁。江苏地方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注重乡邦文献的保存、方志谱牒之编纂,传统延续,文脉千年,现存本地各级历代方志,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堪称方志重镇。今兹《江苏历代方志全书》的印行,也走在全国方志文献整理出版的前沿,是新时代重要的文化盛事,意义非凡。

新妆美质望江南——《江南通志》整理本书评

在人类文明史上,“江南”是一个与经济富庶、风景优美、人文荟萃等等品质想联系的文化符号。在中国的各种区域性竞争里,“赛江南”“胜江南”等等的赞美总是把“江南”作为最高水平的基准线。如果着眼于全球性的比较,江南也一样曾经是世界经济的一个中心。21世纪初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提出了18世纪以前的世界多元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的理论。他认为:在工业化革命到来之前,古老的中国文明使西方并不具备对于世界的支配地位。他的依据,正是来自对于欧洲的英格兰和中国的江南的经济对比。

宋刻张说集残抄本流传考

张说(667-731,字说之,封燕国公)是入唐以来传世作品最多、诗文并擅的作家.据唐代以来公私文献的著录,一直有一个三十卷本的《张说之文集》流传于世.虽然到了清代前期,仍有关于宋刻《张说之文集》三十卷本在南北藏书大家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朱筠(1729-1781,字竹君,斋号椒花吟舫)的藏书中被记载,但是在实际的版本流传中,一直没有出现它们的踪迹.

絲綢之路也是一條“寫本之路”

本文從幾個方面加以論證,在絲綢之路上旅行,需要有各種寫本文書的支持,這包括旅行需要申請公驗與過所、行前要準備旅行指南類書籍和會話練習簿、旅行中商人需要計賬、各種旅行者需要記事、買賣要訂立契約、旅途中需要書信往來溝通、有些求法僧要寫巡禮記録、文人則要寫作詩文,等等,有些事項需要的紙張還不在少數,因此可以説,絲綢之路也可以説是一條"寫本之路"。本文利用敦煌、吐魯番、和田乃至高加索地區出土各種文字的寫本文獻,來論證絲綢之路是一條寫本之路。

守正創新治殘簡 尊師重道理遺篇——懷念趙和平師兄

2020年9月18日一早,接到趙晨昕的微信,説"家父今天淩晨四點過世"。趙和平兄患癌症有一段時間了,但最近一年來看到他時而去敦煌,時而在北京的會議上出現,覺得已經好轉了,没想到突然之間就走了,真是難以接受。趙和平兄生於1948年,大我整整一(車侖),都是屬鼠的。他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轉年考研究生,1979年入學,跟從王永興、張廣達兩位先生治隋唐史。雖然他年齡比我大一(車侖),在學校裏因爲都在一個教室聽課,所以就以師兄相稱了。

T.Nishiwaki,Chinesische Blockdrucke aus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Chinesesische und manjurische Handschriften und seltene Drücke 7),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2014,448 pp.2014年出版的西脇常記《柏林吐魯番收集品中的漢文印本目録》(Chinesische Blockdrucke aus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一書,是作爲《德國東方寫本目録叢刊》(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的第12卷《漢文與滿文寫本與印本》(Chinesesische und manjurische Handschriften und seltene Drucke)第7分册而出版的。此前2002年出版了西脇常記《柏林吐魯番收集品中的漢文文獻目録》^([1]),2005年出版了百濟康義《柏林藏吐魯番收集品中的漢文佛教文獻目録》第3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