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传教士与法国早期藏族文化研究

本文在勾勒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法国传教士在中国藏族地区活动情况的基础上,以法国早期关于藏族文化的研究成果为参照,探讨了法国传教士在进行文化传递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法国与中国藏族地区的早期文化交流过程中,法国传教士发挥了重要作用。

重估文化的位置——兼论新自由主义与文化研究的危机

学界针对文化研究的批评和指责,其实质都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即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问题。种种关于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的观点都面临着语境变迁所带来的挑战,因此,我们有必要引入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参照系,在新的全球性历史语境中重估文化的位置。在资本强权逻辑的胁迫下,那种精心营构的有机的、批判的文化观念不得不让位于空洞媚俗的新自由主义大众文化。由此,我们提出重构一种有机的、具有批判潜能的文化的可能途径:一方面,阿帕杜拉的"草根性全球化"无疑敞开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开启了一扇与全球资本主义若即若离的、便于开展游击战术的独特空间。那种有机的、建构的文化,正是有望从全球草根性群体中生发、蔓延,成为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另类声音;另一方面,重返英国文化研究尤其是前伯明翰时期,在文化研究学术史的脉络梳理中发掘出文化、政治、经济之间的结构性关联,以及这种关联在文化研究兴起和全球旅行过程中的动态变化,无疑为我们在当下语境中重估文化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重返伯明翰--论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

引言 1964年，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创办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确立了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的绝对起点。作为一个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机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先后培养出了迪克·赫布迪格（Dick Hebdige）、多罗茜·霍布森（Dorothy Hobson）、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等一大批驰骋于文化研究疆场的学者，

英国文化主义研究述论

学界常常将英国文化主义化约为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范式,完全忽略了自阿诺德以来的文化主义思想传统,即便有学者认识到英国文化主义自身的复杂脉络,但也未能充分廓清文化主义思想传统与研究范式间的关联,对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情境因素的关注尤其欠缺。文章提倡以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对英国文化主义进行综合研究,跃出学科史或观念史的研究局限,结合英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变迁,勾勒出英国文化主义思想传统和研究范式间的复杂关联,进而为我们反思文化研究的当下危机提供必要的参照和启发。

文化研究视野下的社会流动研究

社会流动现象及相关问题在中国内地日渐突出。其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影响是多层次的。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诸多人文及社会科学,纷纷踏上社会流动研究的快车,广泛关注和讨论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底层流动和迁徙,在中国引发了一股社会流动研究的热潮。中国内地学者对社会流动的研究正开始呈现出良好势态,并且已然取得一些值得肯定的成果,但客观地讲,他们的研究还并非成熟与完善。由于社会流动的内涵是什么、如何进行社会流动研究等一系列问题仍未得到很好的解答,中国内地的社会流动研究在一定意义上还处于盲动或者混乱之中,参与其间的学者难以进行有效对话,社会流动研究的意义难以得到彰显。

我国外国文学教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刘意青教授访谈

邹赞、聂凤芝（以下简称＂邹、聂＂）：刘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慨允本次学术访谈,您多年来一直在北大外国语学院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我们知道,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悠长历史中,文学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比如肇始于东汉后期的佛经翻译。佛经故事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印度的神话与民间传说,而且还催生了一些新的文学样式如唐代的俗讲。佛经翻译应该可以算作早期传入的外国文学。

文化镜城与隐形书写--戴锦华访谈录

一、与世界接轨：80年代的中国电影批评理论 邹赞：您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译介国外电影理论，如《（搜索者）——一个美国的困境》《精神分析与电影：想象的表述》等，同时尝试以当代中国电影的实践去挑战西方理论，这些西方理论资源涉及符号学、叙事学、精神分析等，这期间您经历了一次“语言学转型”。您多次提到过当时开办的电影理论讲习班，一批大师级西方电影理论家到中国传经布道，您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经历？

斯图亚特·霍尔论大众文化与传媒

作为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斯图亚特.霍尔的声名很大程度上缘于其对大众文化与传媒的论述。霍尔坚持左翼马克思主义立场,试图运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的霸权思想来解释日常政治传媒实践。霍尔对大众文化的定义、编码/解码模式的创立,尤其是对媒体、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的思考,从不同层面拓展了文化研究的理论空间。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与大众文化

国内学界对巴赫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话理论、复调小说与狂欢诗学。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成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热门话题。从理论发生学角度看,狂欢化理论并不能直接挪用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话语资源。因而,理清狂欢化理论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合理关系,并且以当前中国大众文化现象为现实观照去发掘巴赫金狂欢化理论对大众文化研究的启示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

马修·阿诺德:一位有机知识分子的文化观

本文认为将阿诺德直接定性为精英主义者显然有些武断,但是"谐和/均衡"论又过分脱离了阿诺德文化观的意识形态维度,难免存在认识和判断上的顾此失彼。如果结合阿诺德所处的总体社会情境,并以英国的"文化"传统何以于彼时获得明确的命名为问题意识,在这样一种视角主义的观照下,会发现阿诺德一方面践行着葛兰西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职能,一方面并没有完全回避和摆脱其内在的精英主义倾向。

大众社会理论与英国文化主义的源起

大众社会理论牵系着文化研究的源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英国文化主义的源起。本文着重考察大众社会理论的英国脉络,注重英国大众社会的形成,详细考察以马修.阿诺德、T.S.艾略特、F.R.利维斯建构起的"文化-文明"传统对文化主义的塑形,爬梳英国文化主义源起的独特背景和理论内涵。

电影与文学——北京国际电影节·第27届大学生电影节跨界对话沙龙实录

跨界对话沙龙是北京国际电影节·第27届大学生电影节的首创,其中"电影与文学"跨界对话沙龙由张越女士主持,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国家一级编剧冉平与中国人民大学梁鸿教授讨论了电影与文学的关系。张越:最早的电影是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工厂大门》(1895)、《火车进站》(1895),只是短暂地展现一个场景,其中没有故事,也没有人物塑造,所以电影的发端似乎不需要文学,但文学的加入使电影走向成熟。

文化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别

大传统通过和小传统结合增加辐射力,小传统则有赖大传统的思想凝聚与品质提升中国传统文化进入现代生活,是我们研究历史文化的人一直以来的期待。但传统文化是个庞杂的范畴,以前并不这样笼统地标称,而是研究哪一部分就用这一部分的内涵加以标称。如经济史、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哲学史、艺术史、文学史等,都是研究历史文化的一个个具体领域,或一个方面。把传统文化单标出来,是对传统和现代做了一个区隔。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就社会形态而言,应该做怎样的描述和区分呢?在一时找不到划分的准确概念标识的情况下,先以传统和现代做一个二分,是有道理的;尽管认真说来,对社会形态做这样的大分隔,在学理上会有很多遗漏,不是学术研究的最可取的方法。

中日文化的相互认知

有着两千多年文化联系的中国和日本,曾共同创造了东亚古代灿烂的文明。而进入21世纪的中日关系,则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本文通过对古代中日两国文化关系的历史梳理,并理性回顾中日两个国家和民族相互认知的历史过程,来瞻望中日关系的美好未来。

铁路与欲望——电影《金山》的文化症候阅读

太平洋铁路的修筑,是加拿大民族-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的奠基性事件。与此同时,曾经为铁路修筑做出极大贡献与牺牲的华裔劳动力,却无法分享这一北美民族主义的叙述基调,他们被剥夺、受压抑的移民经验则成为北美华裔文化书写的持久性命题。循乎此,电影《金山》(Iron Road,2008)也许可以成为跨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有趣个案:影片由加拿大-香港-中国内地多方合作完成,共同书写了一部加拿大华裔劳工的"血泪史诗"。我们首先可以将其视为60年代以降,北美少数族裔文化运动的迟滞胜利;然则,考虑到影片事实背后,多国融资的电影事实,加拿大官方资金在其中所占的高额比重,以及影片中的内地与香港演员的角色配置,对于这一文本的讨论,势必要延伸到亚太经济结构中来思考。笔者认为电影《金山》向观者发出了如下信息:面对已然崛起的新-新中国,环太平洋区域中的华人所占据的位置,有待重估。

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

由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主办的"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5年10月9—11日在北京大学召开。与会的120多位学者来自25个国家。国家教委朱开轩主任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我认为,人类只有在平等友好的环境里相处与对话,才能实现真正的文化交流。但是由于各民族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背景不同,对话中有时难免‘误读’,甚至发生文化冲突现象。

文化自信增强主体自信

最近几年，我们开始强调“文化自信”。如何做到“文化自信”？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到传统，尤其是对20世纪文化资源重新进行整理、反思。例如，在谈到国家、民主问题时，鲁迅早期思想就很有先见之明。他的《文化偏至论》特别强调说,

法國漢學家德理文的中國情結——對1867年巴黎世界博覽會中國館成敗的文化思考

1867年巴黎举办了世界上第四届国际博览会。世博会主办方曾向清政府发出正式邀请，却遭到拒绝。然而中华帝国仍然在本届世博会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不仅设有展馆、花园，且有中国人现身。大量资料显示，此届世博会中国馆完全是由法国汉学家德理文（Marquis d＇Hervey de Saint—Denys）一手操办的。本文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将德理文筹办中国馆之始末公之于众，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对德理文中国观的探讨，进一步讨论这位汉学家为何主动请缨要求承办中国馆，以及中国馆又为何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