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兼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20条》

离婚时有负担能力的一方对生活困难的另一方提供适当的经济帮助是一种补充性的救济。离婚经济帮助的适用须符合若干条件,需要正确解释“一方生活确有困难”。长期以来,经济帮助以保障当事人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为标准,法院判决提供经济帮助的方式和程度普遍较保守,需要予以适当加强。法院通过判决确认对房屋的居住权是离婚经济帮助的一种恰当方式。

“新时代人民法院能动司法”笔谈

能动司法是审判机关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紧密围绕全面依法治国这场深刻革命进行的具体实践,是人民法院为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促进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和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的客观要求进行的积极探索。只有深刻把握新时代能动司法的重要意义和深刻内涵,不断深化能动司法实践,加强理论实践互动,构建体现中国特色的新时代司法理论体系,才能实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审判理念。本刊组织了三位学者,以“新时代人民法院能动司法”为笔谈主题,通过对能动司法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等方面进行剖析,勾画新时代人民法院能动司法的理论蓝图和实现路径。

法院推动企业合规整改的制度模式

涉案企业在审判阶段提出启动合规考察申请时,人民法院有三种参与合规考察的制度模式:一是法检共同启动合规考察模式;二是法院独立启动合规考察模式;三是法院独立验收评估模式。结合三个相关的合规改革试验案例,对以上三种制度模式作出初步研究,分析其制度构造,揭示其积极效果,对其制度局限性作出适当的评论,并在上述分析和评论的基础上,对我国法院在审判环节参与合规整改的制度路径提出了初步的意见。

新《公司法》若干重要问题解读(笔谈)

新《公司法》修订所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修订内容包括公司登记制度、股东出资责任、公司治理制度、公司资本制度、控股股东义务、董监高信义义务等方面。赵旭东教授指出,本次《公司法》修订在公司登记与信息公示制度、股东出资责任和法律后果、公司资本制度、公司治理制度、股东权益保护和控股股东义务这五个关键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和创新。周林彬教授集中解析了“国家出资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一章,认为新《公司法》的亮点之一是通过新设这一章积极回应了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的“本土实践”与“中国问题”,给出新时期国有企业治理的“中国方案”,推进了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治理制度的设计,重塑了国有企业的规范体系。刘凯湘教授对本次《公司法》修订中与公司资本制度相关的若干条文展开解析,包括限期认缴制、新增有限公司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制度、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责任承担规则、董事会的催缴出资义务、股东失权制度、董监高对股东抽逃出资的连带责任、类别股的规定、授权资本制等。赵万一教授深入探讨了这次《公司法》修改的主要特点,认为新《公司法》既坚持了其商法属性,同时又充分考虑了《民法典》的既有制度内容,适当兼顾了与《民法典》之间的制度衔接关系,从而既为科学解决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提供了理念和制度支持,也为中国式法律制度体系的创建提供了完美的立法实践样本。周友苏教授深入解析了新《公司法》在完善股东出资制度方面增加的股东出资缴纳、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股东失权、股东出资责任这四条新规定,认为新《公司法》在完善股东出资制度方面增加的这些新规定,积极回应了我国自2013年以来公司数量大幅增长所带来的股东盲目认缴、天价认缴、期限过长的现象突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纠纷案件呈明显上升态势等问题,极大地强化了保护债权人的力度。李建伟教授深入解析了《公司法》修订中与法定代表人制度相关的若干条文,认为新《公司法》关于法定代表人的规定较之以往更加体系化,并有望基本解决困扰公司实践许多年的诸多难题,但其中亦存在不完全规范的问题。

《学前教育法(草案)》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现已提请审议,学前教育领域的专门法律即将出台。此次立法完善应当把握好学前教育普惠、公益的总体方向,进一步考虑学前教育的法律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的调整范围、学前教育机构的规划与举办、学前教育机构的财政保障、学前教育机构的管理体制以及教职工队伍建设等若干法律问题。通过对以上法律问题的思考,提出了对法律条文的具体修改建议,确保即将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既符合时代要求,又贴近现实需要,保障学前教育的法治化和规范化发展。

政务数据汇集的风险及其法律控制

政务数据汇集既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基础,也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从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深度融合的要求出发,有必要厘清其法律风险并予以控制。基于数据提供机关与数据利用机关间的不同法律关系,可将政务数据汇集活动归纳为三种模式:以业务协同关系为基础的模块式汇集、以资源互助关系为基础的旋涡式汇集及以统筹指挥关系为基础的枢纽式汇集。根据数据汇集行为的类型化,可进一步分析政务数据汇集的法律风险:一是将权责法定异化为“权责数定”的越权风险;二是数据汇集诱发权力失控所带来的数据滥用风险;三是整合个人信息、妨碍公民人格自由发展的过度监控风险;四是责任归属模糊化、滋生“数字避责”的风险。控制这些风险,需遵循法治价值系统的指引,面向政务数据汇集的运作逻辑,对行政法治的控制技术进行转型升级。一方面,应建立数据汇集活动的合法性评价机制,确保采集的必要性、共享的必需性和程序的正当性,促进数据共享架构与法定职权配置之间的契合;另一方面,应完善行政内部监督机制和归责机制,同时为数据主体提供有效救济途径。

环境监测中干扰采样行为的刑法定性

司法实践中,以物理方式干扰环境监测设备采样的行为常被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最具代表性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第104号指导性案例。然而,此类判决存在三方面问题,即用司法解释架空刑法条文、用保护法益架空构成要件、用系统目的无法实现代替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保护法益应为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以物理方式干扰采样行为不符合《刑法》第286条第1款和第2款。其中,对第1款中“干扰”的限制应从行为对象和保护法益两方面展开。同时,对司法解释的理解也应遵守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规定一致。

宪法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武汉大学法学院黄明涛教授讲座实录

时间:2023年5月9日14:00—17:00。地点:中国政法大学学院路校区图书教学综合楼601模拟法庭。主讲人:黄明涛,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兼任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入选首批湖北省青年拔尖人才计划,武汉大学“珞珈青年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宪法基础理论、比较宪法学(英美)、“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3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多项课题。曾获第七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成果奖、第十三届湖北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第九届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中青年学者优秀科研成果奖等奖励。

医院科研项目伦理审查常见法律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生命科技伦理治理工作的力度不断加大,一系列法律法规对生命科学类研究提出明确的法律要求。随着《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的新近颁布,医疗机构科研项目的伦理审查将面临更严格更具体的要求。医院科研项目伦理审查中一些常见的法律问题,往往成为决定项目是否能通过审查的疑难所在,对常见法律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期推动医院科研项目伦理审查规范化水平的提升。

论公司外部表示行为的法律逻辑

公司法以调整公司的设立、运营和解散为主要目的,其规范构造也主要采用内部生效规则,与合同法等交易法主要关注外部合同如何成立、生效有明显不同。这种公司法与合同法分野的逻辑,虽有利于区分不同部门法律规范的调整任务及分工,却忽视了交易实践的复杂性,以及公司内部治理干预特定交易之成立对于维持公司法人格的重要性。公司法依托合同工具而成立,对于公司这一拟制主体,仍需解决基于董事或经理等自然人之代理行为而成立的交易如何归属于公司的问题。公司法首先建立了代理行为的“合法原则”与“职务原则”。同时,区分常规交易与特定交易,前者仅需董事、经理或雇员等自然人的个人行为即可成立,后者尚需取得公司内部机构的审议或同意即私法上的批准行为方可成立。因此,公司交易可能是由一元性的表示行为构成,也可能是由二元性或多元性的表示行为构成。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等内部治理机构的批准行为,不仅具有形成公司内部意思的效果,还具有决定外部交易是否成立生效的表示行为的力量。合同行为造就了公司,公司也不应完全游离在合同效力之外。唯此,才能形成控制公司代理人行为的有效机制。

区域协调发展与市场统一的法治保障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统筹解决区域协调发展与市场统一问题,并加强相应的法治保障,对此有必要在“区域—市场—法治”的框架下展开分析。以东北地区为例,基于该地区在我国的重要地位及其存在的发展问题,应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并将其区域发展与区域市场建设有机结合,进而促进全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和统一大市场建设。针对上述领域既往存在的法治问题,应明晰制度优化的重点,加强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治的有效协调,从而在法治框架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与市场统一的相互促进,这有助于持续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国家的整体现代化,深化区域经济学、经济法学、发展法学等领域的理论研究。

论经济法中的国家主体

经济法中的国家主体,具有不同于政府等主体的特殊性。基于经济宪法和经济法的相关规定,国家主体在经济法中具有独立地位,其经济职能的履行和经济职权的行使,应受经济宪法和经济法的约束,以体现国家理性的要求。此外,经济法中的国家主体在总体上是“现代国家”“经济国家”,并在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中具体体现为预算国家、税收国家、债务国家、规制国家等多种国家形态。研究经济法中的国家主体,应结合国家目的或国家目标、国家任务、国家职能、国家理性或国家理由等影响因素,分析具体的国家形态,由此有助于审视法律规定背后的法治原理和法治问题,揭示经济法制度中国家主体存续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并在法治框架下解决国家调制行为的合宪性、合法性问题,切实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依循上述研究路径,有助于提炼经济法中的国家理论或国家主体理论,深化经济法学主体理论乃至整体总论的研究,推动经济法治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国家金融安全视域下金融科技的风险应对与法治保障

在数字化时代,科技深度赋能金融服务的同时,也易引发国家金融安全风险,包括与传统金融活动结合、构建新型金融网络系统及新兴科技直接应用等场景。金融科技引发国家安全风险的生成机理在于,随着金融体系的中介类型增多、金融风险传导渠道增加,新金融网络体系会产生基于“关联”的风险。金融科技“破坏性创新”的特征,会从金融监管立法与实施两个方面冲击传统金融监管框架,从而加剧监管失灵。国家金融安全的法治保障亟须理论层面的反思与重构,进而形成金融科技的“动态协同”治理模式,从外层金融网络与基础设施安全、中层金融科技创新活动和内层金融服务行为三个层面,构建多层次的金融科技法治保障体系。

论人形机器人治理中的刑法归责

随着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作为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在应用场景上逐渐拓宽,同时也形成了多元而复杂的安全风险和刑法归责难题。理论上主要存在代理责任、过失责任、严格责任、独立责任四种各有利弊的刑法归责模式。除了严格责任之外,其余模式都可以统合在场景化的刑法归责体系之中。在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传统的刑法教义学原理可以处理绝大部分的机器人刑法归责问题,不过也应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对可容许风险、信赖原则予以新的推演和发展。取决于未来的技术进展,在功能主义的视角下,将来可以考虑有条件地肯定智能人形机器人独立责任主体地位的可能性。人形机器人的刑法归责体系,应当对其他法秩序的规范评价和机器人伦理标准的探讨保持协同和开放。

从实质刑法典到形式刑法典:刑法的进阶之路

刑法的再法典化是我国当前刑法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与刑法的立法完善密切相关。我国目前的刑法本身已经是一部实质意义上的刑法典,尤其是立法机关按照统一刑法典打造刑法的立法方式,为我国刑法的法典化奠定了基础。因此,刑法的法典化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法典化,其建立在实质刑法典的基础上,所要进行的是再法典化。通过刑法的再法典化,完成从实质刑法典到形式刑法典的进阶。在刑法的再法典化过程中,应当正确处理一元立法体制与多元立法体制、罪名分类与章节设置、罪状表述的精细与粗疏等问题,进一步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利用刑法的再法典化的契机,较大幅度地提升我国刑法典的立法水平。

我国《学位法》的主要内容及其理论解读

《学位法》的制定是全面提升学位工作质量、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一步。在学位法治目标导向下的《学位法》,从国家学位形态与大学学位形态的平衡调适、学位制度基本原则的确立、学位工作体制的三级架构、学位授予制度的优化完善、学位质量保障的制度创新、学位权益保护与争议解决的一体建设等六个方面,对我国学位制度进行了大幅调整。围绕学位立法的主要内容,深刻剖析制度革新背后的理论逻辑,提出新学位制度贯彻实施的具体建议,确保在法定框架内最大限度地将我国学位制度优势转换为现实治理效能。

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思路和构建方法——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价值目标和逻辑主线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需要我们将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立法目的和价值取向。总则编规则体系应当以现行环境资源保护和循环经济与能源单行法律中的共通性规则加以构建,分则各编则应当以污染控制、自然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为指向,分别构建朝向社会、生态和经济的可持续目标的行政规制、权利衡平和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调节等法律规范体系类型。鉴于共通性生态环境规则和分则各编行为模式规范均包含不同性质的法律后果,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还应当在总则和分则中分别设立有关法律责任及其相关的适用性、引导性和程序性规定。

实证法学概念笔谈

本刊“实证·数量法学”栏目在上一期刊登了《“实证法学”的概念术语回顾与回归——基于文献的实证法学研究整合路径》。为帮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这个话题,编辑部诚邀对此领域有研究的学者或相关术语的提出者撰写评论或衍生论文。本期展现的三篇文章异常宝贵,四位作者在极短时间内贡献了精彩且极具深度的评论。白建军教授围绕为什么需要实证研究,从七个方面论述了实证法学研究立足于具体、实然问题,号召科学、客观地研究法律世界的实际价值。刘建宏教授和余频博士关注实证研究的原意,以弱化概念差异和消除误解为基本出发点,从历史过程寻找术语背后的共识,围绕理论思维、资料素材、定性或定量方法框架,阐明实证研究对四个方面法学问题的意义。程龙副教授围绕实证法学和人工智能法学在方法论与选题上的联系和差异,以二者的不可通约性为前提,论证了人工智能法学的正当性。三篇评论虽然主题各异,但都从方法和问题角度肯定了实证法学的意义,剖析了利用各种资料展开实证研究的价值,回顾和展望了实证法学现在及将来可以及可能取得的成就。

叙事、叙述与话语权:一个国际法的叙事学研究

叙事是重要的国际法权力实践。探讨国际法叙事的结构、逻辑、模式,有助于分析国际法的意义生成机制,进而揭示国际社会经由国际法的权力政治过程。国际法叙事是多元的,在规范文本、机构、学科、政治外交和社会多个不同层面并行展开并相互作用。国际法学科叙事是构建学科正当性的核心场域,也是学科神话不断被创造和再创造的场域。当代国际法叙事常常是建立在一个线性的、进步的、目的论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之上。国际法叙事充满斗争,这既是世界秩序和愿景的斗争,也是全球治理领导权的斗争。国际法话语权既包括对国际法造法的影响力,也包括构建国际社会愿景、规则和秩序的领导力。提升国际法话语权需要注重国际法叙事的体系性,加强国际法叙事的传播,积极参与国际法叙事竞争。

司法的政治属性:欧美法律思想史的审视

司法活动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一直是西方思想史上讨论的话题。司法活动与政治权力保持距离,还是政治权力决定了司法活动的性质,欧美法律思想家们一直争论不休。历史上看,司法权历来是国家治权的一个部分,政治从来不缺席司法活动。以欧美法律思想史的角度看,古代学者认为,司法活动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现代学者则确信,司法活动的理想状态是保持政治上的中立,反对政治干涉司法。进入20世纪之后,欧美的法律社会学、法律现实主义和法律政治学对法律的自由主义理论提出质疑,分别从法律与社会、法律与法官个性、法律与权力动力学的角度批判司法中立的虚构和幻想,认定即使在现代社会,司法的政治属性仍以隐形的方式存在。他们揭示出司法活动中的政治逐力与意识形态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