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特平台的北京国际形象及其传播模式研究

同西方新闻媒体报道中的北京国际形象相比,在推特这一社交媒体平台上,北京虽然仍是代表中国/中国政府的政治标识,但其文化形象更为丰富、立体、多元。从传播模式看,推特平台上的北京信息传播网络呈现出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的双向传播模式,整体结构较为零散、节点间联系不够紧密,中国对外媒体和西方媒体构成了生产和传播有关北京信息的两大“圈层”,但是后者更能够起到连接不同节点、不同群体的桥梁作用;游北京(@Visit Beijing)等北京本地账号尚未成为有关北京热点议题传播的关键节点,而小米公司(@Xiaomi)等企业账号及中外社会精英人士、专业人士则成为关键节点。在社交媒体平台这一“共在”的“流动空间”中,加强中国及北京相关账号的“破圈化”传播能力,借力传播网络中的关键节点,或能提升信息传播成效,推动北京国际形象的建构与传播。

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的决策研究

经过40年的积淀,改革开放时期的对外关系史研究已经具备了初步条件,包括政策和知识上的现实需求、研究者的广泛兴趣及学术共同体正在形成、研究方法的跨学科与多元化、史料来源的国际化等等。基于此,对外关系史研究出现了许多重要成果,既涉及对外开放起步的决策过程,也包括基层的工作实践。这种全方位、多层次的选题,既丰富了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内容,也启发和开拓了相关研究者的治学思路。在取得初步成果的同时,对外关系史研究也存在一些重大缺陷,其中重视描述、欠缺分析与阐释就是一种典型的表现。

中国领事保护机制建设的成效评估与改进方向

中国领事保护机制建设是一个多方参与的过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预警防范机制和应急处置机制。海外中国公民是中国领事保护的服务对象,他们的反馈意见对于了解中国领事保护机制建设的现状及研究如何改进非常重要。对海外中国公民所进行的问卷调查和与有关人员的访谈结果表明,“中央、地方、驻外使领馆、企业和公民个人”五位一体的中国领事保护机制建设的成效比较明显。中国官方渠道发布的海外安全提醒受到海外中国公民的广泛关注;公民个人掌握了基本的安全保护知识,团结互助的意识较强;公民团体搭建了安全信息交流和预警平台;海外中资企业采取多项预防性措施保护海外员工安全;中国驻外使领馆与当地海外中国公民之间的联络渠道比较通畅,紧急信息的传递有所保障;海外中国公民团体在应急处置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紧急求助渠道多元化。未来中国领事保护机制建设可改进的方向包括:建立相应的监管或惩戒机制以强化海外安全提醒的实际效用;细化海外安全提醒信息发布并建立相关的公众反馈机制;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更加科学地防范海外安全风险;加大对有关法律法规和12308热线的宣传力度;进一步挖掘非政府力量参与领事保护机制建设的潜力等。

成本调节与外交危机中的决心信号表达

在外交政策危机中如何向对手传递一种可信的决心信号一直是事关战争与和平的关键性命题。传统上,基于昂贵成本的决心信号理论较为准确地解释了领导人如何通过付出观众成本或沉没成本有效地对外传递自己的决心。不过,主流的决心信号理论隐含地推论,一国领导人承受的成本越高、脆弱性越大,其展现的决心信号越可信。然而过高的成本亦会危及领导人的执政地位,也可能大幅提升大国战争的概率,因此,有决心的领导人并不追求约束最大化,而是力求在发射决心信号时对成本加以灵活的控制,使总成本维持在适度的水平。进一步看,基于领导人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决心信号成本并不是从零开始累积的,特定危机形态会给领导人付出的决心成本施加一个初始成本。当危机初始成本较低时,领导人会选择更高成本的决心信号表达工具,提高自身的脆弱性,以突出己方决心表达的可信度。反之,当危机初始成本很高时,为了避免战争或丢失政权,领导人会选择成本相对较低的信号表达工具,在维持决心信号可信度的同时,减少自身脆弱性,以维护政权稳定、降低大国战争的风险。此外,在表达决心信号时,领导人对决心总成本的调节不仅体现在对决心信号工具的选择上,而且还表现于在信号传递政策实践中自身对决心信号成本缔造的精准管控,包括对话语威胁的精确运用以及对沉没成本信号工具的平衡使用等。

不确定性边界: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内生困境

随着生物技术和治理措施的发展,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相关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呈现出全球生物威胁日益增多的趋势,进而形成了经验性困境。传统意义上的治理进程将生物安全视为边界确定的、相互独立的各个小领域,并对其“分而治之”。实际上,生物安全本身属于一种纠缠性安全,其各安全主体和所属边界、治理手段、治理知识框架都具有模糊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充斥着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困境。随着全球治理的深入,当前生物安全的含义已经从单纯强调通过强行的控制力塑造生物安全的边界,寻求生物安全的确定性,发展到将“生物安全”视为在不断变化的制度和公共价值观内的一种多层面和偶发反应。从“不确定性边界”的概念出发,系统研究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经验性困境背后的结构性困境,能够更合理地回应当前全球生物安全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

全球文明倡议:理念与行动

全球文明倡议是新时代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是紧紧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出的第三个全球性倡议,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积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以实际行动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打造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平台,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时代担当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大国战略竞争更趋激烈,全球发展赤字加重,国际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日益尖锐,世界呼唤新责任新担当。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胸怀天下,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的主线,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破解挑战的良方,汇聚了广泛共识,促进了共同行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外交最鲜明的特征和最大的政治优势,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彰显了中国外交的底色和时代担当。

“后真相”与“假信息”：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公共外交的新动向

2017年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公共外交调整了战略重点,试图将抗击外国政府发动的信息战确定为新的战略目标,并采取了若干对策。这一新动向是美国公共外交机构在国家安全观念及国家战略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背景下,基于社交媒体重构社会信息系统、加速“后真相”效应的判断做出的决策。美国认为,外国政府将信息武器化,借助大数据和弱人工智能技术以更低的成本在网络空间散布误导性信息、捏造事实或选择性的数据等“假信息”来操纵舆论,同美国展开权力竞争;而社交媒体因其技术特性,在提高信息传播速度、扩大意见和观点数量的同时,也强化了公众接收信息的认知偏见,加剧了“诉诸感情与个人信念比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后真相”效应。日趋复杂的信息环境叠加“后真相”效应令美国更难以向目标公众呈现有关美国的真相,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公共外交作为国家战略竞争的支点.试图通过强化对信息/网络领域资源的调动能力,回击外国政府发动的信息战,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美国。但是,特朗普上任以来所信奉的“美国优先”核心政策理念及其本人罔顾真相的言行损害了美国公共外交长久以来奉行的准则,制造了推行这一目标无法回避的困境,也削弱了美国公共外交宣称“真相”的权力.

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四个问题

2012年3月29日,察哈尔学会与清华大学中国战略与公共外交中心主办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人文外交的视角”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文化部、外交部、中国外文局的年轻官员和专家,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交学院、中央戏曲学院的青年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文根据录音整理,并经各位发言人审阅.

海外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的安全风险——基于中国驻外使馆安全提醒之分析

中国驻外使馆发布的安全提醒信息是探查有关海外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安全风险的有效途径。2017~2018年,中国驻外使馆发布了一千多条安全提醒信息,其中所包含的安全风险可分为九大类,相关提醒信息数量位列前三的分别是社会治安类风险,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违法违规及行为不当导致的安全风险以及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政局动荡类风险。全球电信诈骗犯罪猖獗、恐怖袭击风险不减、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等因素是影响海外中国公民和企业安全的客观因素;海外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安全风险防范意识薄弱、行为不当和违法违规等不仅给当事人和涉事企业带来安全威胁,还直接影响当地民众对中国国家和中国公民整体形象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恶性循环”的安全困境。在安全风险防范方面,应加强海外安全风险预防宣传,明确相关海外安全提醒信息的法律效力,让罔顾者承担相应责任;建立更多类似于“不文明旅游行为黑名单”的警示惩戒机制;根据风险分布的地域特点强化针对性;对于那些根源在国内的安全风险,在预防和处置上,可“内外并举”,在国内展开专项打击行动的同时积极开展中外执法合作。

中美战略竞争与大战略博弈

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明显。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取决于国家治理和国家实力,双方之间大战略的制定与执行至关重要。冷战后美国虽多次历经大战略辩论,但霸权战略从未变更,主要是战略手段调整,谋求尽可能实现成本优化。对于中美战略竞争而言,“一带一路”倡议与“亚太再平衡”战略、“印太战略”不过是中美之间阶段性、局部博弈的体现,并不能完全主导中美战略竞争的结局。大战略博弈才能决定两国的战略趋势,中美双方如何将各自的阶段性战略、地区战略、局部战略等纳入其大战略框架非常重要。

新冠疫情下的海外中国公民合法权益保护

新冠疫情之下,海外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合法居留权、合法就业权、正常教育权及回归祖国权等均受到了不同程度影响。"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理念和"内外联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是我国海外公民合法权益保护的有力保障。疫情不仅放大了海外中国公民合法权益保护原本面临的一些挑战,更带来了新问题。保护的任务更为复杂艰巨,对外需应对污名化带来的舆论压力,对内面临着平衡海外公民合法权益保护需求和国内疫情防控要求的难题。海外中国公民合法权益保护的资源和手段有待丰富和拓宽。为此,应积极提升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抗疫故事,有效应对污名化问题;在采取有关疫情防控措施时,充分做好舆论铺垫及公众解释工作,尽量减轻社会压力;除增加外交人员编制外,还应创造更多机会,鼓励非政府部门参与;提升海外中国公民通过多种方式如商业途径和法律手段维护海外公民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

“一带一路”汉班托塔港项目的舆论生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作为连接东西方的航运和商贸中心,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项目之一,也是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与西方国家普遍将汉班托塔港项目建构为“中国为小国制造债务陷阱”或“中国掠夺性政策”的负面舆论不同,斯里兰卡媒体认可这一项目发挥了促进斯里兰卡经济发展与推进中斯两国关系的正向效应,在“中国债务陷阱论”“港口股份所有权”“港口项目加剧大国博弈”等议题上反映了各利益相关方的政治博弈与话语竞争,展现了复杂、多元的舆论生态。媒体报道显示,斯里兰卡对中斯加深合作既有期待也有疑虑。斯里兰卡民众怀有的“小国对大国处于弱势”的心理倾向、斯里兰卡国内政治局势变化以及大国博弈是影响港口项目舆论生态的内外动因,但项目本身的进展与成效仍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后疫情时期,中国针对汉班托塔港等关键项目需要“软硬并进”,在调整“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模式、妥善处理债务问题等工作的基础上,改变被动应对西方舆论的局面,为推进更加透明、更加具有可持续性和共商共建的“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隐蔽的说服：计算式宣传及其对中国国际传播的挑战

作为计算社会科学的分支,计算式宣传(Computational Propaganda)是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出现的新概念,它指的是在网络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对受体进行定向数据收集、分析和评估的基础上,通过智能机器人等软件程序模仿人类进行信息传播与在线互动,以影响与型塑舆论的宣传手段。计算式宣传是技术与政治在社交媒体平台、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等前沿问题上的交汇点。尽管国际传播领域还没有针对这一议题展开全面、深入研究,但计算式宣传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应用已经显现出现实和潜在的后果,构成了国际传播在大数据时代的新挑战。

巴黎：改善路网结构 完善公交出行

巴黎为解决因人口增长和机动车增加导致的交通问题,大规模改善城市路网结构,大力提高公交运载能力和完善公交出行方案,采取公交优先的路权分配方式,打造三位一体的"大公交"系统,取得良好效果。北京在解决因人口增长而导致的交通问题方面,也采取了许多实际举措,成效十分显著,问题也依然突出。建议北京借鉴巴黎经验,进一步完善和优化路网结构,完善地铁和汽运公交系统的线路和站点配置,提供多样化的出行方案,出台城市交通发展的地方法规,确保北京交通治理规范、可持续发展。

“网络与新媒体”学科理论体系的创新之作——简析喻国明、曲慧的新作《网络新媒体导论》

本文评述了《网络新媒体导论》这部新近出版的著作,认为这部著作从"原点"和"现场"出发,体系化地建构起具有较强现实解释力、把握力的关于网络新媒体的逻辑体系,是一部尝试跳出传统的理论范式与知识体系,致力于以"互联网的逻辑"梳理、整合、重构"网络与新媒体"这一前沿学科知识框架、思维体系与基本面向的创新性教材。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历史方位

崛起的中国促成世界格局之变、互联网信息技术引发社会组织与结构之变共同构成了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个面向。大变局深刻改变了中国新闻传播生态,带来了新闻传播传统发展方式与运作逻辑的中断或终结,中国新闻传播业需要以开放的范式进行媒体大融合及社会角色转型。

新闻传播:未来的学科发展与媒体转型

互联网信息技术引发社会组织与结构之变,构成了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深刻改变了新闻传播生态,带来了新闻传播业传统发展方式与运作逻辑的中断或终结。文章探讨了新闻传播学科未来发展中三大带动性的增长极——媒介化社会、非理性、大数据和算法的研究,并分析了新型主流媒体在未来发展中的角色转换与价值担当。

二元格局:左右逢源还是左右为难?——东南亚六国对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回应(2012—2017)

随着中美在亚太地区主导权竞争加剧,东南亚国家如何应对中美两国的战略选择日益引发关注。既有研究大多从结构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联盟关系视角分析东南亚国家的战略选择动因。探讨二元格局下东南亚国家的战略选择不能仅仅基于国际政治的视角,要更多地考虑各国国内政治的影响。由于东南亚各国的国家安全大多不存在着迫在眉睫的威胁,其国家安全也不完全取决于中美两国,因而其在二元格局中拥有一定的战略自主性。从国内政治视角分析东南亚国家的对冲战略很有必要,要重视这些国家的战略自主性的影响。鉴于其国内政治的复杂性,本文主要采用战略偏好和共同利益两个变量来探讨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的对冲战略选择的原因,探寻为何一些国家能够较长时间与中美两国保持稳定关系。以东南亚六国为例,本文分析了2012—2017年这些国家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或左右为难的原因。研究发现,与中美两国不存在激化的核心安全利益冲突、经济偏好强于安全偏好、与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相差不大是这些国家能够在中美之间实施稳定对冲战略的重要原因,也使得这些国家有可能成为中美两国的共同朋友。

美国盟国管控机制与菲律宾对华政策调整

美国在全球拥有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盟友网络。通过有效的盟国管控机制,美国基本保障了盟国政策与美国战略的一致性。但近年来,多个美国盟国的对华政策偏离了美国战略,美国盟国管控机制失灵现象引起学界关注。美国盟国管控机制为何会失灵以及如何失灵?现有美国盟国管控机制的研究集中于以美国为中心,但盟国的能动性被弱化。本文研究结合美国盟国国内政治权力关系,以菲律宾为案例指出,美国盟国管控机制的本质特征是弱势总统权力关系结构,而菲律宾内部社会结构的演变将对这种弱势总统权力关系结构形成重大挑战。这一假设解释了美国为何成功约束了21世纪初期阿罗约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却难以有效约束杜特尔特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