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域中心工作:市民诉求驱动的基层治理——基于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的实践研究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推动了自上而下的党政任务驱动向自下而上的市民诉求驱动的逻辑转变,形成了全域中心工作的治理逻辑。基于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的实践研究发现,以市民诉求驱动的全域中心工作的工作范围具有全域性与外部性特点,工作时限具有全时性和紧急性特点,动员范围具有全员性与整体性特点,考核形式具有全程性和双重性特点。以市民诉求驱动的全域中心工作的治理逻辑得以可能,主要依赖于市民诉求为先导的社会动员机制、技术平台为支撑的数字治理机制,以及政治统合为协调的整体性治理机制。这些机制有效衔接市民诉求、上级政府与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克服全域与领导注意力有限之间的张力与矛盾,使一套快捷响应民众诉求的治理体系得以建立,但也仍面临群众诉求不规则与群众评价主观化的问题,从而对基层治理秩序提出挑战。

“下交群评”:迈向人民主体性的基层治理——以北京市平谷区接诉即办改革为例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日益成为主导基层治理的逻辑,在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不断深化改革的基础上,以北京市平谷区“下交群评”工作为例,探索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机制,并重点关注如何引导群众成为基层治理的主体。研究发现,“下交群评”通过治理主体的组织嵌入化、治理单元的熟人社会化、治理规则的崇公抑私化、治理机制的交互整体化形塑了新时代“三治融合”的实践机制,为系统治理和源头治理提供了重要保障;从接诉即办的倒逼式治理到主动性治理,再到自主性治理,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治理问题的发起者、治理过程的参与者、治理成效的获得者、治理情况的监督者。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体现了基层正在从被动的市民诉求驱动迈向人民主体性的治理。

乡镇治理结构的双重调适及其实践逻辑——基于管区制度的案例研究

通过乡镇治理结构调适提高基层政府的适应能力,已经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以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W镇的管区制度为例,探讨乡镇政府治理结构调适的实践过程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乡镇政府通过管区制度再造科层组织结构,实现了基层治理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有效统合。在此基础上,乡镇政府借助管区制度推动任务执行,形成统筹包干制的治理策略,充分调动了乡镇干部的治理积极性。治理结构的双重调适体现了乡镇政府的多重实践逻辑,即党政体制对组织结构的调适、基层治理对一线治理的适应以及治理成本与有效治理的平衡。治理结构调适说明乡镇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源于基层党政体制的弹性与制度空间。

中西部农业县的拆分型城镇化与依附性城乡关系——基于甘肃省X县的实证研究

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中西部农业县是城镇化的重要空间节点,县域城镇化能否推动县域内城乡关系走向融合呢?通过对甘肃省X县的个案分析,研究发现:县域城镇化是一种农民家庭的生产和生活空间分离的拆分型城镇化,县城作为一个非生产性的消费性城镇,其发展建立在农民家庭内部的资源转移基础之上,所生成的是乡村服务县城的依附性城乡关系。依附性城乡关系是在产业空心化约束条件下依靠教育拉动的土地城镇化模式生成的,并导致以下两个社会后果:一是教育的工具化导致城乡教育的两极分化;二是城镇化的不稳定性导致农民家庭资源的透支。要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和城乡融合发展,县域城镇化应当明确以下三个定位:在农民家庭发展中的过渡性、县域内城乡一体性以及与大中城市城镇化的互补性。

国家力量的双重进入与村规民约的重塑——基于215份优秀村规民约的文本分析

国家权力主要通过国家的“村规民约化”和村规民约的“国家化”两种方式进入到乡土社会中。国家力量与地方非正式规范的遭遇中,嵌入地方知识的同时将其纳入到国家的规则体系之下规范化地运行。当代村规民约在承担更多的国家政策的转译与国家规范化要求的同时也面临着治理资源不足的困境,因此当代村规民约需要以治理有效为目标引入多元复合的治理手段,以交错配置的方式来完成其治理内容。村规民约的性质也从传统时期的非正式制度转向“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制度载体。

分配型民主治理:项目下乡促进治理有效的实践路径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借助项目下乡的契机促进乡村治理有效,是学界亟须回答的重要问题。研究发现,项目下乡促进治理有效的关键是通过分配型民主治理激发基层民主活力。分配型民主治理是基层民主制度的有效实践,内含了农民被动员起来民主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过程。分配型民主治理包括两个过程:一是分配型动员,即以需求为导向分配项目资源,从而实现对农民的动员;二是过程性民主,即通过利益协商和公共权力的实践过程来实现民主治理。基层实践表明,通过竞争式资源分配、赋权式项目管理和自主性项目实践等方式实现分配型民主治理,是促进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路径。

农村家长陪读:策略选择与生成逻辑

基于田野调查的定性研究,从家庭转型视角切入分析农村家长陪读的策略与逻辑。在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农民家庭通过教育投入促进家庭发展,进城陪读成为重要的方式。在陪读实践中,家庭能动地调整资源配置方式,不同资源禀赋的家庭对教育的回应,形成差异化的陪读策略。研究发现,陪读是家庭转型与教育环境变迁共同推动的结果。随着家庭转型的推进,发展型家庭目标成为农村家庭的核心关注。在家庭发展压力增大的背景下,作为发展型目标之一的教育目标成为家庭目标的核心内容,指向家庭的发展可能。与此同时,农民家庭越来越多地感知到教育环境变迁带来的结构性压力。上述两方面原因构成农村家庭陪读的动力与拉力,使得陪读成为实现家庭发展进而完成阶层流动的重要方式。通过教育的家庭发展避免了家庭资源过度耗散,却也导致了资源分配不均形成的家庭发展张力。

组织异化:对业委会偏离社区治理的一个解读

在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有的组织在实践中偏离了治理初衷。本研究以业委会为例,剖析业委会在社区治理中的异化及其演生机制。研究发现,公益性和能动性是业委会发挥自治功能的必要特性,然而不少业委会由于公益性和能动性的双重不足,呈现出不同形式的异化,具体包括虚置型、业余型、牟利型和受制型。之所以发生异化,是因为社区结构、制度设计和行政干预力度等三个因素不适配业委会的功能发挥,迫使其遭遇从特定社区延伸至组织场域的多重运行困境,造成组织的脱嵌和失灵。对业委会异化的类型分析与机制探究,有助于理解社区自组织的发展乱象,为社区治理主体的规范化建设提供新的视野。

乡村治理的文化逻辑:从传统到现代的阴阳秩序

本文试图探讨乡村治理文化逻辑从传统到现代的传承与变迁,这套逻辑包含了属阴的宗教信仰和属阳的儒家伦理规范两个面向。传统中国的乡村治理存在一阴一阳两个操作系统,阳面是儒家伦理,阴面则是神道设教;宗教信仰和伦理规范的内在一致性构建了一种阴阳和合的治理秩序,并促成了贯穿国家与乡村的教化之治。而在现代中国,现代化使得神道设教基本崩解,乡村治理体系从阴阳和合到阴阳二分,这也成为当代乡村治理的困境之一。为此,国家尝试以产业化、非遗化和场所合法化等制度性方式重新吸纳民间信仰;与此同时,地方社会自发的民间信仰复兴也有效地激活了乡村治理的文化资源,其关键在于这种复兴所激发的地方自主性正是乡村共同体形成内生秩序的基础。本文认为,乡村治理应当继续赋予民间信仰等乡土文化发展的空间,从而发挥其低成本治理优势。

虚拟男友:数字化时代的男性情感劳动与女性情感消费

本文将虚拟男友服务作为一种数字化时代的亲密关系情感商品,通过虚拟民族志的方法考察其中的亲密关系生产过程及其在性别视角下的独特现实意义。虚拟男友以数字化的平台、身体和情感为基础进行情感劳动和亲密劳动,最终生产出一种以虚拟性兼顾情感属性与商品属性的亲密关系。在此过程中,虚拟男友的劳动困境体现了情感劳动被视为一种女性化的劳动而遭受的贬值与污名,但其中的男性情感劳动与女性情感消费也喻示着打破性别分化的可能,尤其是女性通过消费赋权的主体性改变了亲密关系性别脚本中的客体性地位,进而塑造出新的两性性别气质与亲密关系体验。因此,虚拟男友服务的背后是亲密关系的商品化、数字化、流动化等变迁,对其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亲密关系形态。

领导注意力、跨层级治理与基层治理效率——基于A市政务热线的考察

从结构功能分析视角出发,探讨政务热线的合理定位,研究认为,层级性治理和跨层级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两种模式,12345政务热线是一种跨层级治理方式,领导注意力是影响其结构位置的关键变量;领导注意力越高,市民感知有效性越高,诉求规模越大,结构位置越重要。低领导注意力下,12345政务热线的诉求规模较小,层级性治理居于核心地位,两者是主从关系,且具有服务分工与资源适配、压力倒逼与积极治理两个方面的互补性,基层治理效率较高。高领导注意力下,12345政务热线的诉求规模剧烈增长,与层级性治理发生主从易位,相互关系变得对立化,导致服务替代与资源错配、压力过载与消极治理。12345政务热线的合理定位是在低领导注意力下处于辅助地位,才能发挥其正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