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产授权经营体系:理论和框架

国有资产经营必须实行两权分离,按照历史的发展轨迹,在两权分离的变迁过程中产生了两权五层次分离,相应形成了经营者系列和出资者系列。经营者系列包括资本经营者、资产经营者和部分资产经营者;出资者系列则由终极出资者和中间出资者组成,终极出资者就是国家,同时也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每个层次的经营者都接受出资者的授权进行经营,而每个层次的出资者对经营者进行监管,这种监管也是通过授权进行的,所有者授权出资者、上一层级的出资者授权下一层级的出资者进行监管。授权经营与授权监管是两权分离关系中的两个方面,授权经营必然要授权监管,否则两权分离的关系不可能发生。出资者的性质以及出资者投资方式的不同将对授权监管和授权经营的具体内容和方式产生影响。间接投资的情况下,经营者获得的授权较多,主要依靠外部监管;直接设立公司的情况下,经营者获得的授权较少,出资者直接监管程度较高;直接购买公司股权情况下,经营者获得的授权和出资者的监管介于前两者之间。对于国有资产的授权,政策性垄断型国企类似于直接设立公司情形,政策性混合型国企类似于直接购买公司股权情形,而商业性竞争型国企则类似于间接投资情形。

基于服务蓝图的商场服务创新探讨——以北京燕莎奥特莱斯为例

现代商场服务中,商场要赢得顾客必须在传统服务基础上进行服务创新,不断满足顾客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服务蓝图工具在对商场服务流程的优化,服务理念、服务设施和服务内容的创新上,均具有独特的技术优势。本文以北京燕莎奥特莱斯购物中心为例研究服务蓝图在商场服务创新中的应用,对商场服务创新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研究

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因其受政府的管制及干预,承担着一定的政策性负担。以2003-2014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冗员度量政策性负担。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政策性负担不仅会加大国有企业的自由现金约束,还会导致投资不足,具有显著的投资约束作用;第二,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还会提高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即二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会损害企业的竞争力,降低财务绩效。虽然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会带来一定的政策优惠,但是其会对企业的财务绩效以及投融资活动产生不利影响。研究结论对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政企关系改善以及供给侧改革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高管团队断层与企业创新能力——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引入高管团队断层理论,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基于财务金融背景而形成的高管团队断层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具有财务金融背景的高管与非财务金融背景高管所形成的高管团队断层对企业创新能力有负向影响,CEO权力强度对基于财务金融背景的高管团队断层与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关系有抑制作用,股权集中度对基于财务金融背景的高管团队断层与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关系有促进作用。以上结论说明,基于财务金融背景的高管团队断层是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

国有资本运营职能从国有企业剥离的改革逻辑及绩效评价体系重构

国有企业在从事资本运营和产业经营过程中,往往是产业经营被忽略,产品创新和产业升级被忽视,依赖资本运营不断甚至无限做大资产规模成为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目标。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把国有资本运营职能从国有企业剥离,由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进行国有资本的专业化运营,国有企业回归产品产业经营,进而专注于实体经济,实现国有资本运营与国有企业经营的各司其职。与国有资本运营职能从国有企业剥离相适应,要重新构建国有资本专业化运营的绩效评价体系。国有资产资本化率、国有资产总额年平均周转率、国有股权创新覆盖率等指标,应纳入国有资本专业化运营的绩效评价体系中,并设计成为核心绩效评价指标。

国有资产管理:从管资产到管资本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如何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由过去的管资产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通过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无论是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还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其主要职责是进行资本经营，而资产经营则由他们所投资的企业进行，这些企业要尽可能地进行公司化改造，对于自由竞争的行业主要向混合所有制的公司制企业转变。这一变化对于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CEO权力异质性视角下政府资助对创业板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

结合高阶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提出一个权变的观点,即外部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受企业CEO权力水平和企业自身资源禀赋的影响,并选取2010~2013年创业板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政府资助对创业板企业研发投入具有促进作用;对于高权力CEO的企业,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对于拥有较高资源禀赋的企业,政府资助对其创新研发投入有更强的促进作用;CEO的组织权力、专家权力和所有制权力均对政府资助与研发投入两者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但声望权力不具有调节作用;对于CEO权力水平高或者资源禀赋高的创业板企业,政府资助更有利于激励企业研发投入,建议政府资助政策可以适当向这类企业倾斜。

董事会资本、CEO权力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来自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董事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方面探讨董事会资本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并检验CEO权力对董事会资本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董事会人力资本正向影响企业研发投入,董事会社会资本负向影响企业研发投入;CEO权力减弱了董事会社会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影响,但对董事会人力资本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没有影响;高级职称、执行董事占比负向调节董事会人力资本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两职性正向调节董事会人力资本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CEO所有权、两职性负向调节董事会社会资本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

企业信用评级与审计收费

信用评级机构与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市场中的两个信息中介,它们之间的行为可能存在一定的互补性。本文利用2008～2014年上市公司发债数据,研究企业信用评级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债主体信用评级越高,审计收费越低。另外,信用评级调整也包含额外的信息,即信用评级向下调整,暗示着一个负向信号,审计师面临的审计风险增大,从而要求较高的审计收费。通过机制检验发现,信用评级能够降低企业诉讼风险进而降低审计费用。本文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如果企业为民营企业,且采用外资背景的评级机构评级时,信用评级对审计收费的降低效应更强。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了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研究,同时也对信用评级是否有效的争论提供了相应的证据。

“抱团”能否“取暖”——基金经理的选股策略与基金业绩

本文以2004—2014年我国主动型股票基金为研究样本,借鉴Cohen et al.(2005)的方法,研究了基金经理选股"抱团"对基金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基金经理选股"抱团"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基金业绩,但选股"抱团"提升基金业绩的能力是有限的:首先,从基金经理能力来看,只有选股能力弱、历史业绩差的基金经理可以通过选股"抱团"策略提升其业绩;其次,从提升的程度来看,选股"抱团"策略并不能使基金业绩超过行业平均水平,而仅能使其业绩超过历史业绩差的基金;最后,从市场形势来看,选股"抱团"提升基金业绩只有在市场处于牛市时才能实现。本文丰富了机构投资者行为的相关研究,对我国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和相关监管政策的制订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财务可持续性研究——基于精算公平的视角

基于一般精算准则,在养老金精算公平框架下采用加入年龄成本法构建精算模型,根据制度运行实际情况测算了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的精算应计负债,并与未来法下的测算结果进行了比较,解释了结果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通过确定实现制度自身精算平衡的指示费率,全面评估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未来的偿付能力。研究表明:坚持养老金精算公平原则能够大幅降低制度精算应计负债和政府的财政负担;提高现行统筹账户缴费率才能实现制度长期的精算平衡。因此,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和长寿风险的双重冲击,政府应该基于精算公平框架改革完善现行的制度设计,从而实现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长期财务可持续性。

创业板上市公司CEO权力与企业研发投入

充足的资源对于确保连续的研发活动、减少研发运营的不确定性、提高创新能力是必要的,而CEO的权力大小对于公司战略和资源分配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从组织权力、所有权权力、声誉权力和专家权力维度构建CEO权力测度方法,并以我国创业板2010-2013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对CEO权力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创业板上市公司CEO权力与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显著正相关,且政府补助和研发人员规模均对CEO权力和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因此,赋予公司CEO更大的权力,充分发挥其"管家"精神,有助于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同时,争取更多的政府补贴、保证企业研发人员充足的规模,有利于减少资源约束、提高抗风险能力、增强CEO信心,有利于加强CEO权力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促进作用。

电子信息产业演化实证研究及仿真分析

电子信息产业对产业结构变迁有着重大影响,为新常态下实现经济提质增效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新动力。美国是电子信息产业的发源地,始终保持着领先地位,研究美国电子信息产业的演化及组织模式,掌握产业发展规律,可以帮助我国在发展电子信息产业的过程中少走弯路,从而实现获取经济科技制高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目标。将美国电子信息产业演化动因归于技术发明、市场需求、成果转化和政府行为四大方面,然后构建了电子信息产业演化机理因果循环图,依据美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真实数据,应用系统动力学构建模型并进行仿真,提炼美国电子信息产业演化规律,并对中国未来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提供借鉴。

论国家预算的国家治理效应

国家预算是预算国家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与国家治理密不可分,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又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国家预算能够明确政府公共受托责任、建立责任政府;能够规范政府行为、约束政府权力;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政府和社会运行效率;能够促进政府分工协作、经济社会协同发展。为了更好地发挥国家预算的国家治理效应,在预算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有必要实现预算民主和预算法治。

独立架构下自适应情境的位置隐私保护方法

针对基于位置的服务位置隐私保护系统中可信第三方匿名服务器易受攻击的架构弊端以及用户间合作稳定性因时空变化而无法保证的问题,在无可信第三方、非合作模式下,提出一种自适应情境的位置隐私保护方法.通过服务器端构建多粒度抽象路网与位置情境模型,解决终端实时位置情境信息感知的通信问题;同时,根据终端用户的个性化通信成本与位置隐私保护强度设置,实现查询点与查询区域的自适应选取.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实现了隐私保护度与通信开销、计算开销的平衡.

公司的本质——兼论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公司是企业的一种特殊形态,公司不仅具备企业的一般本质,而且也具有自身的特殊本质。公司不同于自然人企业,它采取两权分离的形式,其股权能够标准化并借助资本市场得以高速地流动。两权分离使得公司的经营者专业化、专家化,从而大大提高公司的生产效率。股权在资本市场的高速流动使得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大大提高,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其结果就提高了整个社会生产力。公司股权的多元化以及公司股权结构的相互制衡性使得公司的所有权特征被逐渐淡化,公司是一个所有的所有者进行投资的平台,它能够大大提高生产经营效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国有企业必须向公司制企业转换,由于这种向公司制企业的转换,从而形成了混合所有制的公司制企业。

MRO库存管理中虚拟物流联盟成员的筛选模型研究

基于MRO物资需求特性建立的虚拟库存管理模式,虚拟物流整合商需要对参与合作的联盟成员企业的硬件条件、服务水平及合作条件等方面进行衡量。建立了在MRO库存管理中对虚拟企业联盟中合作企业的筛选模型,并采用基于佳点集遗传算法的混合聚类方法—HgaMeans算法来对模型进行求解,最后通过算例验证了构建模型及算法在实际中的可行性。

会计利润与经营者业绩评价:缺陷与改进

长期以来,企业都直接以会计利润作为经营者业绩评价的依据,实际上,会计利润并不能完全反映经营者对企业的贡献程度。评价经营者的业绩必须以经营者的实际付出及其对企业的贡献程度为基础,而构成会计利润的一些收入、成本和费用与经营者的实际付出没有关系,如果将这些也作为经营者业绩评价的依据,显然不能反映经营者对企业的实际贡献程度。为此,就必须对会计利润中与经营者对企业的实际贡献无关的收入、成本和费用进行扣除。同时,对没有列入会计利润但确实属于经营者对企业的实际贡献的项目,在对经营者进行业绩评价时必须要列入其中。

会计电子档案管理的特征、要求及安全风险应对

随着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日新月异,会计电子档案发展迅速,数量变得越来越多。但由于会计电子档案存在非法进入、恶意拷贝、篡改删除、容易丢失等一系列问题,使得会计电子档案无法得到有效的管理,信息存储资源浪费、失效,严重影响企业的长期持续发展,因此会计电子档案的安全管理变得非常重要、尤为迫切。基于此,从会计电子档案管理的特点入手,分析会计电子档案对技术水平、管理和保存手段、人员素质等方面的新要求,并从“人”“机”“料”“法”和“环”五个方面提出优化会计电子档案管理的应对策略。

基于企业态度的环境政策工具选择研究

以企业的实际排污量、谎报量和绿色技术创新激励程度为研究对象,分别探讨企业对环境保护持有积极态度和消极态度两种状态下,正向激励型和负向惩罚型环境政策工具对企业减排和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当企业持消极态度时,实际排污量与政府的排污税率、减排补贴水平呈负相关,并且当排污税率等于边际减排补贴时,达到最优排污平衡点,此时负向惩罚和正向激励型环境政策的效果相同;(2)当企业持积极态度时,绿色技术创新激励程度与政府的排污税率、减排补贴水平呈正相关,并且当减排补贴收益等于不同政策下创新增加成本的差额、减排节约成本的差额与税收收益三者之和时,达到最优绿色技术创新激励程度平衡点,此时负向惩罚和正向激励型环境政策的效果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