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市区级综合年鉴条目编写规范化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以《北京东城年鉴》编纂为例

条目是构成年鉴的基本信息单位和主要表现形式。条目编写的规范化,是提高年鉴科学化水平,打造精品年鉴,充分发挥好年鉴功能作用的根本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年鉴事业的快速发展和质量的大幅度提升,区级综合年鉴条目编写规范化取得了明显进步。然而,在编纂实践中,条目编写规范化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制约了年鉴编纂规范化的进程,影响了年鉴质量的显著提升。针对条目编写规范化存在的问题,应从四个方面着力:一是从改进组织切入,规范组织指导;二是从简约上发力,规范标题制作;三是从分类上施策,规范要素组织;四是从遣词造句上用功,规范语言文风。综合年鉴条目编写规范化,是一个不断探索、逐步完善的动态过程,有赖于年鉴编纂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对北京市东城区商品市场体系的初步考察

广义的商品市场是指交换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总和。狭义的商品市场是指有形的物质产品的交换场所．主要包括消费资料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商品市场的主体是参与商品交换的卖者和买者，商品市场的客体是各类商品。

东城区“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建设

北京市东城区深入推进社区服务管理创新工作，以行政区划调整为契机，整合社区服务资源，加强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健全社区服务网络，优化社区生活环境。以“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建设为抓手，贯彻落实《北京市社区基本公共服务指导目录》，努力实现社区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特色化。

荡涤污垢:新中国初期北京市取缔一贯道的斗争与启示

新中国初期,拥有20万道徒的北京一贯道不但没有主动地约束和改造其封建性和落后性,反而选择了敌视新生人民政权的立场,成为一个与人民为敌、与政府为敌的反动政治组织。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针对北京一贯道的活动特点,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果断决策、重拳出击,迅速取缔了为害多年的一贯道组织,争取了普通信道群众,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北京的斗争揭开了全国取缔一贯道工作的序幕,为其他省市提供了可供参考借鉴的经验,也为今天加强社会治理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东城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实践与成效

东城区作为首都北京的中心城区,人文积淀深厚,文化魅力凸显,是全市历史文化街区最多的城区。"十三五"期间,东城区坚持实施"文化强区"战略,注重发挥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围绕"一条主线、四个重点"战略任务,在街区更新、城市治理、民生改善、文化强区等方面出实招、下实功、见实效,全面提升区域发展品质,推进"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区"建设再上新台阶。

是三方协商一致,还是美方决定?——1946年军事调处中有关“美方决定权”的争论

"三方协商一致",是1946年初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提议、国共双方认可的调处国共冲突工作的一项核心原则。因此,任何对这一原则的重大修改必然会引起各方的激烈争论。自1946年3月底军调部美方委员提出准许给予执行小组美方成员以决定权,至同年6月底三人小组通过《解决执行小组交通小组北平军调部及长春军调分部中某些争执之条款》,国、共、美三方围绕赋予"美方决定权"的问题展开了两轮长达近3个月之久的争论。这场起初由军调部美方代表提出、继之由蒋介石挑起的重大原则争论,对于马歇尔赴华使命的成功与否、国共全面内战的缘起与结局以及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和战漩涡中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

序 对当今的中国而言，了解这段扑朔迷离、惊心动魄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以下简称军调部）历史的人已为数不多，即使是专业的历史研究人员，由于档案与资料的限制，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也不甚深入。然而，这确实是一段不应忘却的历史。这不仅是因为军调部在它成立时是中外瞩目的焦点，是中国共产党为和平作出巨大努力的一次尝试，

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与新中国的诞生

中共七大提出了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总路线和伟大历史任务。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七大选出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从而为新中国的建立准备了成熟的领导集体,使新中国的建立有了根本的可靠的组织保障。七大闭幕以后,中央委员们在各地、各个领域创造性工作的开展,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以他们出色的行动、辉煌的业绩诠释和证明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是建党以来结构最为合理的领导群体。文章通过对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结构的数理分析、及其成员在解放战争中为新中国诞生建功立业的实证研究,论述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与新中国的诞生的紧密关系,为今天新时代中央领导机构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川南游击纵队的建立、发展和历史贡献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长征途中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而建立的一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红军队伍。这支人数不多且装备有限的游击部队临危受命,在脱离主力部队、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英勇转战川滇黔边区20多个县,在人民群众支持下,以游击战争打击和牵制敌人,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完成长征壮举,为长征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发动群众,打击反动势力,宣传和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在川滇黔地区留下了彪炳史册的英雄史诗,成为长征史诗中的壮丽篇章。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北京渊源——基于中共早期组织成员与北京关系之实证分析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源头和组织基础,而北京则是中共早期组织骨干和干部的主要培养和输出之地。其培养和输出人数之多、分布范围之广,对中共建党发挥作用之大,都尤其显著。经初步考证,至中共一大召开前夕,各地中共早期组织中出自北京或与北京有密切关系的成员共有34人之多。他们或是各地中共早期组织的发起者、主要创建者,或是该组织的骨干与一般成员。北京之所以成为中共早期党员的重要来源地,是与当时北京所具有的独特政治地位、人文环境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密不可分的。

从北京箭杆胡同到上海渔阳里——陈独秀由新文化运动主将转变为中共创始人的时空轨迹

箭杆胡同和渔阳里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北京和上海两条普通的胡同(里弄)。正是有了陈独秀在其中居住、工作和生活,这两条普通的胡同才声名远播,名垂青史。当年箭杆胡同发出的声声呐喊惊醒全中国,震撼社会各界,逐渐汇聚成五四运动的强大洪流;渔阳里的火种,划破沉沉黑暗中国的上空,渐成燎原之势,照亮整个中国,最终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格局。陈独秀在上海渔阳里思想和行为的转变不是偶然的,而是他在北京箭杆胡同居住期间思想转向和实践探索合乎逻辑的延伸和升华。工作地点的变动和住所的迁移,并未隔断与影响他与北京的广泛深入联系。从工作生活住地及其转换的视角,研究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思想和行为转变的轨迹,无疑会加深我们对于中国共产党孕育和创建历史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与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

黄埔军校实施系统政治教育,是中国军校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选派大量优秀人才到军校从事政治教育,为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成功实施作出了重大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主一创”,即中国共产党人主持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机构,主导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方向,主讲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课程,创新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体系和教育形式,从而极大提升了黄埔军校政治教育的成效,培养出一大批既能指挥作战,又会做政治工作的军事政治干部,为支援北伐战争,巩固广东后方作出了重要贡献。

北京大学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产生的环境

五四时期，以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北京大学产生并成长起来。在时代的大潮中，这个群体释放出了巨大能量，在北京大学和中国革命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世人瞩目。这个群体之所以能够产生，除社会因素外，北京大学自身的因素应是主...

党的建设与党史工作

江泽民同志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这为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明了方向。“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分析了党和国家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体现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方略,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真谛和精髓。

七大前后毛泽东如何破除山头主义

在我们党领导的长期游击战争中,各个革命根据地在分散的情况下,曾出现过带有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性质的山头主义,严重损害着党的团结统一。七大前后,毛泽东向全党全军提出要克服山头主义倾向。针对山头主义的历史和实际,毛泽东见微知著,依据党的建设的实际,系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略,即:承认山头,反对山头主义;尊重实际,照顾山头;着眼大局,消除山头主义。七大前后毛泽东解决山头主义的成功实践,为加强党的团结统一、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恩来与1946年广东军事调处

广东军事调处,是1946年全国军事调处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其调处的复杂性、曲折性及形势的严重性超出全国各地。针对国民党广东军事当局顽固坚持该地区无中共部队及军调部职权不及于长江以南、再三无视国民政府的相关指令、且不断为军事调处设置障碍等严重错误行径,周恩来多方奔走,充分利用三人会议这个平台和其他各种可能的途径,努力寻求打开僵局的办法。经过长时间复杂的谈判与商讨,东江纵队北撤山东问题终于成功解决。不仅如此,周恩来还为解决广东其他中共武装人员转移问题付出巨大心血。因此,广东军事调处可谓周恩来军调生涯中关注最密集、倾注精力心血较多、取得的成果亦最为显著的一次调处活动,充分体现了他驾驭处理复杂问题的非凡智慧、高超的谈判技巧和卓越的斗争艺术。

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历史研究述评

1946年1月13日．根据同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的停战令的规定和《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在北平正式成立。作为调处国共停止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监督执行机构．军调部在其存续期间为调停国共军事冲突、缓和中国政治紧张局势做出了一定的努力，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希望，

中共十二大与新时期党的建设

中共十二大．是中国共产党进入新时期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不仅制定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特点和需要的新党章．提出了党的建设新主题和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各项任务，而且还成功解决了领导层的新老交替，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依据翔实的史料，就中共十二大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大贡献作一初步探讨。

蔡和森的四次莫斯科之行

自1921年底由法回国到1931年8月英勇牺牲,蔡和森作为职业革命家的生涯约有10年。这十年中,其前期主要是在国内从事党的宣传理论工作,成为中共早期宣传理论战线的重要领导人和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其后半期先后四次赴莫斯科,并在此工作、治病、生活近四年(44个月),占其革命职业革命生涯的近2/5。此间,虽历经跌宕起伏,变故丛生,他却志向弥坚,愈挫愈奋。

彭真对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的历史贡献

干部作风是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外在反‘映．是干部党性修养、政治品质、道德境界的具体表现。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是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彭真对干部队伍作风建设极为重视．不断探索干部作风建设的途径和形式．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干部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等方面建设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党的作风建设理论，为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