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刑事和解的理论与现实路径探究

在构建和谐的社会背景和要求下,刑事和解制度有其理论基础和现实需要,已经势在必行并得到广泛的实践。当前,应针对实践做法不一的情况,从刑事和解的内涵、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和解协议的内容、效力,和解的方式等方面进一步予以明确,以推动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

对职务犯罪一审判决两级检察院同步审查研究

自全国检察机关第四次公诉工作会议上,高检院领导提出,对人民法院作出的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实行上下两级人民检察院同步审查（以下简称同步审查）制度后,近期,体现该项制度的规范性文件《关于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已经颁布,这是对检察机关切实加强法律监督职能，保证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义重大的一项改革措施。

“宽严相济”视野下的案件检查监控机制

"宽严相济"赋予了司法人员更广阔的执法空间。这种执法空间是在原有一定自由裁量基础上的扩张,也在某种程度扩大了执法的张力。因此,强调"宽严相济"应防止司法权力的擅断和滥用,需要重申和防止司法权力运行的异化。而防止司法权力的滥用重在监督和制约,这其中,案件检查监控是防止刑事司法政策在实践中被运用异化的一个重要方式。完善案件检查监控的范围、时机和工作程序以及成果运用,有助于从内部保证司法权力运用的规范和合理。

以审判为中心与检察工作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成为法学界关注的焦点，围绕这一主题的研讨会议也相继召开。北京市检察机关、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市诉讼法学研究会共同举办的“以审判为中心视野下的审前关系和刑事检察工作模式转型”研讨会，国家检察官学院主办的第十一届国家高级检察官论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与检察工作发展”，均邀请专家学者就相关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在理论界与实务界产生了积极影响。本刊特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发言与文章集中刊发，以进一步丰富对该问题的研究。

被害人收受财物改变陈述帮助嫌疑人逃避罪责应如何处理

言词证据的审查采信一直是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之一。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陈述前后不一致,应如何采信?倘被害人收受财物改变陈述,其是否涉嫌包庇罪或诬告陷害罪?前不久,本刊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结合典型案例,共邀法学专家与实务部门代表,对被害人改变陈述案件处理过程中的实体和程序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检察机关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职责要求与机制建设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基石,也是刑事诉讼活动的核心。修改后刑诉法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作出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刑事司法制度。《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则对检察环节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进一步规范。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日益完善的大背景下,在总结已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检察机关该如何加强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更好地落实证据制度新要求?本刊特邀专家学者和实务界人士围绕"检察机关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职责要求与机制建设"进行探讨,敬请关注。

北京两例危险驾驶罪司法认定引起的思索

本文案例启示：对醉酒驾驶犯罪,在判决前的诉讼程序中,应当尽可能多的使用取保候审措施中的财产保全,保证金数额以能保证及时参加诉讼和足以弥补相关经济损失为标准;在醉酒驾驶者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后,行政程序应当置后。

量刑程序改革思考——一个检察官的视角

目次一、量刑及量刑程序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二、量刑程序变修路径目前在中央主导下正在进行第二轮司法体制改革,其中刑事案件量刑规范化是改革举措之一。《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量刑均衡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应有之义。均衡并不在于判决结果的高度相似,而在于罪刑均衡与刑罚个别化的结合。"

刑事二审程序中的检察监督职责

在我国，检察机关参加第二审诉讼程序，虽然与一审程序中提起公诉的检察机关具有相同的诉讼利益，但是，等级科层制设置天然具有上级监督下级的属性，二审程序中的检察机关，能够独立地判断原审判决公正与否，能够纠正不当指控，完成维护原起诉与监督审判的双重任务。那么，在双重功能下，二审检察机关能否扩张原控诉请求？这关乎诉权问题。

由许霆案看“重抗轻,轻抗重”情形

一、许霆案引发对检察机关刑事抗诉工作的反思（一）许霆案案情和诉讼经过简介从事实上看。许霆案并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案件。该案的具体情况为：2006年4月21日晚。许霆到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平云路163号的广州市商业银行自动柜员机（ATM）取款，同行的郭安山（已判刑）在附近等候。许霆持自己不具备透支功能、余额为176．97元的银行卡准备取款100元。当晚21时56分。

“两个证据规定”实施中的疑难问题分析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死刑证据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规定》＂）的颁布,进一步丰富了刑事证据规则,统一了实践中的执法尺度,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现行相关法律的粗疏和缺陷。

常识、经验法则与专业判断

香港凤凰卫视时评员梁文道先生在其所著言论集——《常识》一书的扉页中写道：“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乃因此为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对梁先生“常识稀缺的时代”的判断，笔者不去判断正误，权且当做谦词罢了。但是，一般而言，专业往往晦涩难解，若以常识予以阐释恐怕专业的艰涩难懂就变得透彻和容易领悟得多了。

组织“枪手”代考等诈骗类案件如何适用法律

近年来，发生在升学、资格考试、就业等民生领域的诈骗犯罪时有发生，不仅损害了政府公信力，也严重影响到社会和谐稳定。为此，《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组织考试作弊罪、代替考试罪等破坏考试秩序的罪名。实践中，办案人员对此类行为的罪名及罪数适用认识不一、对被害人财产如何处理也存有不少争议。为此，本刊与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遴选典型案例，共同邀请有关专家，就司法实践中办理民生领域内诈骗犯罪的有关争议问题进行深入研讨。

迈向证据法的春天——评张建伟教授新著《证据法要义》

诉讼的实质在于探知事实真相，而揭示事实真相的唯一路径是收集证据。在特定时空下是否真地发生了犯罪，某人是否真地实施了犯罪，这种回溯还原业已发生的事实真相的路径，都是围绕着一系列的证据调查和证据判断来展开的。可以说，成案也证据，冤案也证据，证据主宰了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案件的定谳依赖于证据。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蔡墩铭教授指出，“证据不仅为一切裁判之基础，亦系事实认定之基础”，显然，从证据在诉讼过程中的基础地位出发，有关证据的理论亦应在诉讼法学中居于基础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