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业务建设 提升执法水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尝试与效果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几年来,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以维护公平与正义为目标,以创建和完善业务工作特别是案件质量管理机制为保障,以提高全体干警的业务素质与岗位技能为途径,以开展检察工作总结研究为手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北京市检一分院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及其运行

目前大部分检察机关所采取的层级审批办案机制因行政化色彩浓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检察官队伍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影响了办案效率,不利于明晰执法办案责任。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具有办案管理机制去行政化、业务决策扁平化和办案主体职业化的特点,有助于进一步明确检察官办案责任,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增强公诉工作的吸引力。但该项改革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从拓宽主任检察官职业发展通道等方面进一步推进。

不服存疑不批捕决定申诉案的办理——兼论最高人民检察院就相关问题的答复意见

针对不服存疑不批捕决定的申诉,法律规定不全面,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相关答复意见,明确可以进行二次申诉的受理,但并非完整无缺,实践中对受理后的办理等也有争议。实践中的三种意见:不予受理、受理后转有侦查监督业务的具体部门办理及受理后按信访处理,分别反映了不同的理念和思路。应当赋予当事人与侦查机关相似的对于不批捕的申诉权利,同时基于诉访分离的要求,对此问题继续完善。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以检察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为视角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没有明确"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提法,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也没有规定行政公益诉讼的内容,主要原因是学界和实务部门对此尚存较大争议。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论争焦点是检察权能否以及是否有必要直接监督行政权。国家权力重新配置的时代背景、我国层级化权力结构模式以及检察权功能不断扩张的趋势,决定了检察权可以直接监督行政权。行政权的自身特性和公共利益维护的现实需要,也要求检察权直接监督行政权。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理论及实践探索

在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大背景下,环境公益诉讼备受关注。无论是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还是2015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环境保护法》,均首次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予以确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应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2015年7月2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外公布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环境公益诉讼迎来新的篇章。但是,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虽优势明显,却任重道远,相关制度与机制仍在试点与完善之中。因此,本文就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梳理,以对此问题做有益探索。

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功能的廓清与实现

学界和实务部门有关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核心功能的观点尚存争议,未能厘清各种功能之间的关系,制度利用者对不同功能的过度追求易导致制度功能发生异化。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核心功能仍为法律监督,并未转变为权利救济。在确有监督事由且有监督必要之情形下,权利救济是法律监督功能的自然延伸,因此也应重视权利救济的补充功能。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社会功能主要包括增强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感受、缓解社会矛盾、维护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建构法治秩序等。社会转型背景下,民事诉讼检察监督需同时注重法理功能和社会功能。应在注重法理功能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社会功能,进一步注重息诉等社会功能实现的路径和方法,同时须避免制度利用者过度追求非核心功能导致的功能异化。

检察执法环节释法说理的正当性、路径及限度

执法环节释法说理是司法活动的内在规律,是自然公正、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是司法决定获得信任、信服和信赖的重要途径。当前检察执法环节释法说理工作存在主动性、自觉性不强,说理不全面、不充分、不规范,说理能力不足等问题。因此,应全面加强检察执法的说理性,进一步扩展释法说理的范围,选择恰当的说理方式,同时也应注意必要的限度。

双向心理干预机制在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中平衡的适用

双向心理干预是贯彻和实现少年司法的首要原则——双向保护原则的一项重要制度。本文从介绍双向心理干预基本概念入手,通过分析双向心理干预机制在北京市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中的具体适用情况,阐述如何在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平衡适用双向心理干预机制继而实现对涉罪未成年人和社会利益的双向保护。

解读和谐社会前提下的检察侦查权配置

我国检察侦查权配置不科学、不合理,导致了检察机关职能交叉、角色错位、制约乏力、效率低下等弊病,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不相适应。但这并不是否定检察机关拥有侦查权的理由,检察机关拥有侦查权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因此,应当在坚持检察机关拥有侦查权的前提下,对检察侦查权予以合理的配置,使之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构建和谐社会与当代中国检察官的职业定位

本文从政治学、社会学的视角对检察官的职业定位问题进行了剖析。认为:必须紧紧抓住中国政治权力构架下中国检察权这一权力设置的独特性,即其核心和本质是法律监督权;必须将检察官职业定位于职业法律守护人,即护法官;在此前提下,对于检察官职业进行科学客观的角色定位,在改进执法理念等层面上作出努力,以实现建设法治国家和和谐社会所要求的职业目标。

检察执法环节释法说理的正当性、路径及限度

执法环节释法说理是司法活动的内在规律,是自然公正、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是司法决定获得信任、信服和信赖的重要途径。当前检察执法环节释法说理工作存在主动性、自觉性不强,说理不全面、不充分、不规范,说理能力不足等问题。因此,应全面加强检察执法的说理性,进一步扩展释法说理的范围,选择恰当的说理方式,同时也应注意必要的限度。

民事调解检察监督的实践与完善

我国传统文明秩序制度以人为中心建立起关系网络,其权威系统不注重文本和制度,其中人以和睦为荣,以诉讼为耻。[1]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制度,是指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合法的原则下就所争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达成协议,以调解的方式解决争议的制度。法院调解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产生于我国的司法实践,有诸多优势,被国际司法界称为“东方经验”。

在科学发展观的视域下对刑事二审程序中检察机关职能的相关问题研究

检察机关在我国刑事二审中是行使公诉职能,对于法律监督职能的正确定位,不仅不会削弱检察机关的作用,反而能够加强检察机关在刑事二审中的作用,并且对落实科学发展观也有重要的意义。

北京市检一分院2006～2008年证人出庭案件调查

长久以来，证人出庭难困扰着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进程。虽然最高法2007年1月1日收回了对死刑案件的核准权，2007年3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该《意见》进一步强调了证人出庭对案件实体审判的重要性，但是司法实践中证人不出庭作证仍然成为庭审的常态。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作为办理首都西部九个区县杀人、伤害、抢劫、绑架等重大刑事案件的直辖市分院，2006年以来陆续开展了证人出庭工作，以期探索出推行证人出庭的有效办法。

从检察视角看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

律师在场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较为普遍,部分大陆法系国家也存在。提出在我国建立律师在场制度的主要背景是刑讯逼供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当前我国为了防范侦查违法行为的发生,切实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建立了侦查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并规定公诉机关负有证明取证合法性的举证责任,部分检察机关探索建立重大命案同步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及派驻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检察室等制度,可以有效监督侦查人员的侦查行为。目前在我国建立律师在场制度仍存在首次讯问律师在场难以实现、每次讯问律师在场极大提高诉讼成本、律师在场功能异化风险等问题。为了遏制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行为,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我国当前应当继续严格落实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的权利。

检察机关案件管理监督职能的运行现状与机制创新

2012年新《刑事诉讼规则》的颁行,总结了既往案件集中管理的实践经验,为案件管理部门的职权行使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检察院案件管理部门所履行的内部监督职能,主要体现在案件受理、流程监控、辩护人与诉讼代理人接待、案件质量评查等方面,对提高办案质量和刑事诉讼效率具有重要作用。针对案件管理中反映出的问题,应加强案管部门与办案部门之间、上下级检察院之间的协调沟通,并健全案件评查常态化机制、案件分析通报机制。

检察机关视角下经济案件涉案物品扣押的相关问题探析

扣押权是检察机关履行补充侦查及自侦职能的关键,面对复杂多样的经济案件,扣押权的行使有利于打牢证据基础。但是现阶段检察机关在扣押的程序、标准及主体方面存在问题。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检察机关应结合《刑事诉讼法》,积极推进引导侦查,完善法律文书和程序标准,实现自身监督与外部监督结合,从而更好地行使扣押权,推动公诉工作开展。

人民陪审员选任制度的价值追求探析

《人民陪审员法》完善了人民陪审员选任的制度设计,其中选任机制、选任条件变化体现了若干价值追求,助力诉讼文化的现代化转向;其将认定事实的关注点从发现真实延伸至可接受性,着力实现以审判为中心,将民主功能与监督功能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