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专利诉权行为的刑事规制——以“专利敲诈勒索第一案”为切入

“李兴文等人敲诈勒索案”被认为是以刑事手段治理“专利流氓”的“专利敲诈勒索第一案”,该案反映出不同司法机关对于专利权行使行为刑事违法性认定的不同思路。思路分歧的本质是如何理解法秩序统一性与滥用专利诉权行为刑事违法性的认定。根据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如果是正当的专利诉权行使行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认定为犯罪行为;但滥用专利诉权行为,并不属于民事上的合法行为,对滥用专利诉权行为进行刑事规制,并不违反法秩序统一性。应当从专利权权利基础合法性、滥用专利诉权的专利恶意诉讼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的角度,实质性认定滥用专利诉权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不宜以刑法谦抑性为由一概否定对滥用专利诉权行为刑事规制的正当性。

“托盘贸易”类合同诈骗犯罪研究——以“曹某合同诈骗案”为例

由于交易活动的信息不对称性,犯罪分子以中间人身份,引入国企参与"托盘贸易",通过"一手托三家"方式实施合同诈骗,导致国有财产的流失。此类犯罪行为在合同、案款、主观明知等方面存在审查难点,更易与民事欺诈发生混淆。需结合证据三性原则,据实审查多类证据,并通过制发检察建议、强化多方沟通和加强普法宣传等手段,有效预防此类犯罪发生。

涉互联网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的电子数据审查要点

自2012年电子数据被确定为法定证据种类以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以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对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等进行全面规定,初步构建了我国刑事电子数据的规制体系。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在涉互联网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电子数据在案件证明体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应结合电子数据“双重载体”和“系统性”特点,对其合法性、关联性和真实性进行审查判断。

法庭上,可以“重要的事情问三遍”吗?

本期“检事”栏目,笔者将就在法庭上重复提问的相关情况,与读者分享一些经验心得。出于司法经济原则的考量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能。几乎所有有过出庭经验的检察官、律师都能轻松地给出答案。当然,经验丰富的法律人会对此附加一个条件,即“如果这一提问已经得到了明确回答”。如此回答的原因也很明确一一在法庭调查环节,无论是对被告人的讯问、发问还是对证人、被害人的询问.

为签订履行对赌协议获得投资款实施业绩造假的行为如何定性

基本案情2016年下半年,A公司欲收购B公司以获得该公司客户业务数据。2017年1月,A公司及其母公司C公司与D公司(B公司系D公司全资子公司,二公司实际控制人相同)签订《收购总协议书》,约定B公司股权的收购总对价为14.4亿元。其中,C公司收购B公司49%股权,不附条件支付对价7.056亿元;C公司已于2017年5月将该款项支付给D公司。

法秩序统一性视域中非法获取虚拟货币的行为性质认定

虚拟货币作为一种特殊的虚拟财产,符合“财物”特征,应当评价为刑法上的财产犯罪对象。国家对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管控政策,否定了虚拟货币的“货币”属性,但从未否定虚拟货币的“财物”属性。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判断和认定标准与刑法保护“财物”的判断认定标准并无理论关联,涉虚拟货币合同有效与否,并不能作为否定虚拟货币刑法上“财物”属性的依据,刑事领域肯定虚拟货币的“财物”属性,并不违背法秩序统一性。

言词证据冲突情况下如何认定掩隐罪的客观行为和“犯罪所得”

一、基本案情2021年2、3月间,王某和赵某(均另案处理)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向上家陈某(另案处理)提供银行卡牟利。得知陈某被刑事拘留后,因担心受牵连,3月30日,王某和赵某一同去银行将出售的银行卡注销,并将卡内钱款取出。其中王某使用建设银行卡取款2万6千余元,使用农业银行卡取款7千余元,赵某使用建设银行卡取款3万9千余元。关某与陈某系朋友关系,关某另向陈某提供过4张银行卡牟利。

大数据证据在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中的审查运用

新型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中,传统侦查技术已经无法应对海量资金数据,大数据侦查因势而生。大数据侦查通过回溯、分析海量资金数据,穿透识别资金来源与流向,成为该类案件办理的“杀手锏”。与此同时,大数据侦查也给大数据证据的审查运用带来新的挑战。司法机关有必要从实践出发,将大数据技术特征和证据法理论相融合,构建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大数据证据的审查运用规则。在证据种类上,未来有必要将大数据证据单列为独立证据种类,在此之前,将大数据证据作为侦查实验笔录更为适宜。现阶段,可以采取印证证明、抽样证明等方法验证大数据结论真实可靠性。

情态证据在熟人醉酒强奸案件中的审查运用

醉酒型强奸案件多发于熟人之间,在行为人不认罪的情况下,仅依靠直接证据往往难以定罪,需要围绕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关系、事前、事中及事后的状态等间接证据综合分析。其中,行为人和被害人的表情、动作等细微情态,具有重要的辅助证明作用。案件审查过程中应注重对情态证据的全面分析,在保证证据合法性的前提下,审慎、客观、结合生活常情常理对情态进行评价,同时应综合多种情态进行整体分析,避免对单一情态的单一解读,以最终形成强奸案件的完整证据链条。

惩治网络犯罪刑事一体化范式构建——读《网络犯罪二十讲》(第二版)有感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白皮书指出,随着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加速融合创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加速渗透,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如德国学者宾丁所言:“日常生活的浪潮将新的犯罪现象冲刷到了立法者脚前。”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迭代发展,新型信息网络犯罪层出不穷。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是所有的案件都适用

在笔者看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一项重大司法制度创新,绝不只是为了简单地提升办案效率,而是为了更好地“救心”“传道”,体现宽严相济。当案件进入二审阶段时,往往意味着案件可能较为复杂,法律适用可能存在争议,或者社会矛盾较为突出。但在司法实践中,二审阶段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率明显偏低。如何能在二审阶段更好地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充分发挥这一制度的效能,成为摆在检察机关面前的一个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