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中的中外关系——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学社的讲演

从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的大小、深浅上来说,我们可以把世界文学分为三大部分:一是俄罗斯文学;二是欧美文学;三是拉美文学。由于复杂的地缘、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俄罗斯文学对当代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着种子和土壤一般的关系。而欧美文学对今天活跃在文坛上的一大批中青年作家来说,影响则更大,特别是那些20世纪的欧美作家,可以说引起了中国文学质的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完全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动机或者助推器,尤其是卡夫卡,还有拉美文学中的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当代文学今天这个样子。然而,要想在世界文学格局中获得显著的地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还需要真正从外国文学中汲取营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中国的现实与历史中打捞文学的精髓。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在今后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双脚踏在自己的土地上,与此同时打开视野,重新阅读和思考俄罗斯文学和拉美文学。

文学资源两人谈

一、拉美文学：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催生剂 阎连科：众议，你是学者，又是翻译家．同时，又自己创作小说和散文，一句话，走向创作的内部，你是内行；走向外部，你是专家。这让我和许多同行朋友，对你既感尊敬，又感嫉妒。既然你有这样多重的身份和学识，我想关于我们这次对话，索性就放开来一点，随意地谈，即兴地聊．你说呢？

《疯狂的代价》笔谈

这组文章是本刊编辑部召开的《疯狂的代价》座谈会上的部分发言摘要。文章虽都不很长,读解的角度也不尽相同,但共同的一点,就是对《疯狂的代价》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我有一个小本本

上小学的时候，我刚刚认识了一些字，就开始翻看爸爸的书和他的一个绿色的硬皮笔记本。

对话:娱乐片

旧话重提姚晓濛: 去年《当代电影》第五期发表了李陀和陈荒煤的《关于“情节剧”的通信》,接着又发表了一组有关情节剧问题讨论的文章,这个讨论在《当代电影》上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到今年年底。与此同时,《文艺报》等一些报刊杂志也陆续展开一些讨论。现在冷静地将头回过去反省去年开始的这场讨论,好象有这样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一方面,从去年那场讨论的初衷来看,是要“从如何提高影片娱乐性这一角度出发,去研究、探讨电影艺术的某些内部规律”,是要对情节电影的娱乐功能进行艺术上的。

文学如何适应经济改革的新形势——文学界经济界部分同志座谈会发言摘要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后,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正在蓬勃发展.文学如何适应经济改革的新形势?以此为议题,本刊编辑部与《经济日报》社于1984年10月27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了有文学界和经济界部分同志参加的小型座谈会.会上,经济学家和文学家各抒己见,亲切对话,共同就文学如何反映经济改革、作家如何深入生活、更新观念、提高创作水平等问题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与会同志对文学杂志和经济报刊联合召开这样的跨界座谈会表示很感兴趣,认为这对于促进文学界和经济界互相交朋友,建立横向联系,交流信息、活跃思想都是有益的. 参加座谈会的有作家李准、李国文、理由、邓刚、赵本夫;文学评论家谢永旺、刘再复、陈骏涛、何镇邦、李炳银;经济理论工作者卢建、马长山、乔桐封等.杜润生同志和童大林同志也应邀参加座谈会并发了言. 这里刊登的是部分同志在会上发言的摘要.

“乌托邦”笼罩下的个人写作——在韩国外国语大学的讲演

"乌托邦"在这里有两层意义,一是我个人写作的"乌托邦",另一个是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乌托邦"。前者是指我通过写作实现梦想和希冀,在小说中创造自己的理想之物;后者是指我们从一个"乌托邦"醒来又跌入了另一个"乌托邦"。而我的写作,我的语言、结构、叙述、故事、人物、形式,还有我对现实的认识等等,正是笼罩在这两种"乌托邦"下的个人书写。

民族苦难与文学的空白——在剑桥大学东方系的讲演

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是一部苦难的史诗。关于苦难的文学书写,也因而所在多有。在俄罗斯,有《战争与和平》、《古拉格群岛》;在拉美有《百年孤独》;在美国有《根》;在欧洲有《悲惨世界》和《变形记》。可是,在中国,面对民族的苦难,我们却没有充满作家个人伤痛的深刻思考和更为疼痛的个人化写作,没有写出与这些苦难相匹配的作品来。这是我们中国作家的局限,也是中国作家和当代中国文学面对民族苦难历史的伤痛和内疚。

阮章竞与友人论诗的信

(一)刘守华同志:先要向你道歉,信回迟了!因为身体常不好,工作忙,但更难的是你出的考题,把我一下考住了。这是一个难回答的难题。

文学的个人主义——在上海大学文学周的讲演

中国当代文学长期处于一种集体主义或半集体主义的创作状态,受到来自意识形态、批评家和文学思潮、市场三个方面的宰制。在我看来,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20世纪文学的历史已经向我们表明,那些我们今天依然谈论的文学经典无一不是对写作中"个人主义"的极端展示。中国的鲁迅、沈从文、张爱玲、萧红,国外的卡夫卡、胡安·鲁尔福、马尔克斯,他们的写作无疑都是个人主义的重大收获。在今天,我们谈中国经验,也是要找到它和个人之间的现实连接,将它落实到每个作家身上。因为世界的中心就在作家的内心和灵魂中,就在作家充满"个人主义"写作的笔下。

从帕慕克到伊斯坦布尔和他的文学世界——在帕慕克先生作品讨论会上的发言

首先，让我感谢帕慕克先生和他这些作品的译者，是你们的劳动，让我有整整的10天时间．精神上像贵族一样富足而充裕。用整整的10天时间，看一个人的小说，这在我平生还是第一次。这10天时间，乃至后来的多少天里，我都沉浸在从帕慕克先生开始，到伊斯坦布尔，到他的这个文学世界．再回到帕慕克先生本人这个环形的精神轨道上，像一个闲暇无事的游者，在这个环形的轨道上，走来走去，漫步风光；站站停停，凝神注目。再或者，在这个轨道上，跟着故事的脚步，同人物一样急速地呼吸，疯狂地奔跑和不停顿地喘息。

写作是情感焦虑的结果——在香港城市大学的讲演

这篇讲演围绕漂移与稳定、情感与思想、世俗与崇高三个话题展开。首先,关于漂移与稳定,我已认定,我不再渴望漂移,因为我已经拥有了我的乡村。在这块土地上,我本就可以感受到漂移的现代化给这块土地带来的震颤。其次,关于情感与思想,我认为,没有焦虑,没有烦恼,也就没有写作。焦虑是一个作家写作的种子,一切优秀乃至伟大的作品,都必然是情感焦虑的文学结晶。最后,关于世俗与崇高,在我看来,对小说而言,越是伟大,越是崇高,就越与世俗密不可分。因为伟大的根须要深扎于世俗的土壤,作家的写作也离不开庸常生活的刻骨体验。

文学与亚洲“新生存困境”——在韩国“亚洲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今天的亚洲,正面临着一种"新生存困境"。它最显著的特点是,从早年因自然根源造成的贫穷、饥饿和疾病,转变成了今天因为发达和追求发达而造成的生态灾难。印尼大海啸、缅甸大风灾、中国的四川大地震等,都是这种"新生存困境"的展示。它虽然不能直接影响和改变我们亚洲的文学现状,却直接改变着我们整个亚洲的生存现实。而这种生存现实无疑会走进写作者的精神世界。作为一个来自中国中原地区最偏僻的乡村的写作者,我对家乡这几十年的巨大变化感到焦虑和不安,而写作无疑是这种情感焦虑的结果。面对"新生存困境",我想我一定会在今后的写作中,去关注自己的内心和灵魂,去关注那些被掩埋在黄土之下永远无语的亡灵,去聆听他们向这个世界发出的最悠长和最揪心的疑问与感叹。

作文重建:从窄门走向宽广

4月,高考作文进入全面复习阶段,无可回避的聚焦。一时间,从来踪到去路,都被掀了个遍。2007年,"回归"成为高考作文命题和审阅的关键词。事出有因。回顾以往的高考作文,我们会发其语言绮丽、调子低靡、内容空洞、主题苍白,众多作文如同容颜美丽的行尸走肉,经不起深究。"套版作文"成为众矢之的,但是问题并不在批判中结束。"回归"之决心自然坚毅,但"回归"之路途尚在探索。教育界永远不乏振聋发聩的声音,从"回归"到"重建",高考作文在善意的指引中摸索前行。这,不仅仅需要勇气,更需要细心、耐心和实力。

金受申与五道营胡同

在老一辈人的记忆中，五道营胡同离护城河不远，一到夏天大家都会到河边避暑，随着落日的余晖看天空中那成千上万只雨燕在雍和宫上空盘旋，因为那是它们的家，古老的寺庙屋檐下的小小寓所，也一如当初大多数北京平民一样。在一些书中发现了一条让我心动的注解，研究北京民俗的著名学者金受申的故居在五道营胡同99号，旧时的门牌是五道营36号。

藏民的石碉房

曾有幸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进行实地采访,途径四川省藏羌族阿坝自治州时,看到许多奇特的异地风光,特别是西南部“嘉莫木尔多”地区藏民的住房,在山麓、坡顶,背山面水地形险要的地方,呈分散状,或集中成村落,三层、整体石砌的,外型酷似碉堡的藏楼遍及山野,数不胜数,这些用无数石片垒起的巨大建筑,就是“嘉缄”族的“石碉房”,它们构成了阿坝州地区独特的建筑风俗和人文景观。

“场团合一”：剧场与剧团的相互成全

2011年5月18日，中国国家话剧院新址正式投入使用，结束了该剧院没有大剧场的历史。据了解，北京歌舞剧院等一些文艺院团的剧场正在建设或筹建中，一些文化部门也正在致力于建立“场团合一”机制。

电影剪辑权之争：艺术与商业的博弈

近年来电影剧组“内讧”事件屡见不鲜，大到电影的创作意图、市场定位，影片的剪辑风格，演员的选择，小到一件服装、道具的选择等等，都可能成为两个并肩作战多年的“战友”剑拔弩张的原因。多数争吵到最后或是不了了之，或是两败俱伤。有业内人士直言，由于内地现在没有专门的协调机制，相关法律也不完善，发生矛盾后只能期望双方互相理解，尽量避免纠纷的升级。也许在艺术与商业的博弈之间很难取得平衡，但要尽量避免骂战和纠纷却并非毫无办法。除了当事人双方要相互理解，更要依靠法律为各自的利益保驾护航。这不仅仅包括在纷争发生之后利用法律途径进行维权，更关键的是在合作之初就要建立起一套完善合理的合同制度，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一一明晰。

世界杯转播权的再思考

世界杯转播伴随着巨大经济利益。央视独家购买世界杯国内转播权，由此取得的政策性利益应如何处理？其购买后应如何在国内进行公平授权？今年的比赛直播将观众牢牢锁定在了电视机前，互联网发展到三屏一体的时代，观众们看直播比赛却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