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移植术后细菌感染病原学特征的研究

目的研究肝移植术后细菌感染的病原学特征,提供治疗指导。方法回顾性分析139例患者,141次原位肝移植术后细菌学资料。结果肝移植术后细菌感染率为29.4%,6例因感染死亡,与感染相关的死亡率4.3%;89.7%的细菌感染发生在术后1个月内;易感器官依次为腹腔、呼吸道和胆道,感染率分别为35.3%、26.4%、19.1%;共分离出菌株639株,其中革兰阴性(G-)杆菌占38.8%,革兰阳性(G+)球菌占61.2%;最常见的G-杆菌依次为铜绿假单胞菌、鲍氏/溶血不动杆菌、大肠埃希菌、阴沟肠杆菌、肺炎克雷伯菌,最常见的G+球菌为屎肠球菌、溶血葡萄球菌、MRSE、MRSA、粪肠球菌。结论肝移植术后细菌感染是影响预后的重要因素;感染以高度耐药菌为主,应加强对移植前后病原学的监测;肝移植术后细菌感染部位与菌群有明显相关性。

穿刺式空肠造口术在肝移植中的应用

目的 :探讨术中穿刺空肠造口在肝移植受体中的应用 ,以便术后早期行肠内营养支持。 方法 :对 5例有适应证的肝移植病人 ,选用Flocare可裂式空肠穿刺造口管 ,于手术结束前 ,在距Treitz韧带约 2 0cm处作穿刺 ,使导管在肠壁内潜行 4～ 5cm后进入肠腔 ,再固定于腹膜壁层上 ,并于术后第 1天经空肠造口管给予肠内营养。 结果 :术中经空肠穿刺 ,放置造口管时间为 (9.2± 2 .3)min ,造口管应用良好 ,分别于术后 1 4～ 4 6天拔除。 5例病人中有 1例发生导管堵塞 ,在介入引导下用导丝予以疏通后重新应用。本组中未发生其他与空肠造口有关的并发症。 结论

肝移植术后移植物抗宿主病的初步临床探讨

目的总结肝移植术后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诊治的临床经验。方法对3例肝移植术后GVHD患者的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及效果进行分析总结。3例患者均于术后3～4周左右出现不明原因高热、皮疹及胃肠道症状，继之出现全血细胞减少，肝功能无明显受损。第1例患得曾考虑为感染及变态反应，但治疗无效。第2例患者早期高度疑似GVHD。应用了大剂量甲基强地松龙激素冲击治疗。第3例患者高热后4天停用所有免疫抑制剂。但患者有FK506中毒表现。3例患者最终实验检查运动GVHD诊断。结果3例GVHD患者分别于术后37d、34d及38d死亡，死亡原因为感染及多器官功能衰竭。结论不明原因发热、皮疹、胃肠道症状应警惕GVHD的发生。通过PCRSSP方法在外周血中检测到供体淋巴细胞嵌合体有助于GVHD的诊断。停用免疫抑制剂，提高机体免疫力对抗入侵的淋巴细胞可能为更好的治疗方法。对GVHD危险因素的认识有助于预防GVHD的发生。

原发性肝癌肝脏移植术适应标准的发展现状与展望

自上世纪60年代,Starzl教授报道第一例肝脏移植手术的成功,肝脏移植发展至今已有50余年的历史,肝脏移植术目前已经成为治疗终末期肝脏疾病公认的最佳治疗手段[1],匹兹堡大学医院[2]报告其术后1年、5年、10年生存率分别为86%、72%、60%。

肝肺综合征与肝移植

本文综述了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在透析中发生低血压的诱因,发病机制终末期肝病患者存在潜在性的严重低氧血症,其对肝移植术后患者的预后有直接影响。本文就肝肺综合征的病理生理学改变、诊断、治疗以及肝移植围手术期患者的管理等方面的进展进行综述。

肝移植患者围手术期的营养支持

肝移植患者的营养状况对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影响,但此类患者的营养支持不同于其他营养不良的患者,本文对终末期肝病患者营养状况、肝移植前围手术期及移植后的营养支持治疗进行了论述。

肝硬化性心肌病与肝移植

肝硬化性心肌病是肝硬化的并发症之一,主要表现为心脏收缩功能减低、心输出量增加、 全身血管阻力降低。本文总结了近年来肝硬化性心肌病的研究进展,介绍肝移植围手术期治疗肝硬化 性心肌病、保护心功能的方法及措施,旨在提高人们对肝硬化性心肌病的认识。

肝移植技术在肝转移癌中的应用

肝移植用于治疗符合米兰标准的肝脏原发恶性肿瘤已经得到广泛共识,对于肝转移癌而言,在以往被视为肝移植的禁忌证。而在过去的20年,得益于器官移植技术的进步和肿瘤综合治疗水平的提高,一定筛选条件下的肝转移癌行肝移植术的远期预后得到了明显改善。在肝转移癌中,受益于肝移植技术最突出的是结直肠癌和神经内分泌肿瘤肝转移。

肝移植围手术期营养管理

肝移植术围手术期的管理已经成为影响预后的重要因素。肝移植患者术前存在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术后处于应激、高分解代谢状态，免疫抑制刑的应用和供肝受缺血、灌洗保存及再灌注损伤的影响，体内营养物质不能正常代谢，营养不良进一步加重。因此，围手术期营养支持对肝移植患者的康复及预后至关重要。随着对肝移植围手术期病理生理的进一步认识以及肠内外营养学的发展，肝移植围手术期营养管理必将逐步完善及系统化。

移植领域的基因治疗进展

器官移植学正步入一个崭新时代，其标志之一是从传统的化学免疫抑制剂时代步入用分子生物学及基因工程学手段调节细胞和组织特性的时代。虽然免疫抑制剂在目前仍是临床控制移植物排斥反应的主要手段，但临床应用后产生的毒性作用以及长期应用后潜在的致命副作用要求探索新的、特异的治疗手段，转基因技术和基因克隆技术的迅速发展使我们看到了这一曙光。此外，从分子水平探讨利用基因转移技术防止组织和器官损害、以及针对移植术中和术后各种并发症的基因学干预措施的实验研究，将会有利于移植物的存活，提高患者的长期生存率和生存质量。

控制性降压在肝脏外科手术中的应用与展望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内脏器官,负责多种重要功能,包括代谢、解毒、储存和产生胆汁等。肝脏外科手术是指通过外科方法对肝脏进行诊断、治疗和修复。因此,肝脏外科手术涉及许多复杂的技术和精密的操作。控制性降压是一项相当重要的麻醉技术,在临床手术治疗中应用广泛,其主要目的是保护重要脏器、减少手术期间的出血、改善手术视野,从而提高手术的安全性和效果。控制性降压在肝脏外科手术中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本文将对两者的相关研究与进展作一综述。The liver, the largest internal organ in the human body, is responsible for a variety of critical functions, including metabolism, detoxification, storage, and bile production. Liver surgery involves the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repair of the liver using surgical methods. Consequently, liver surgery encompasses numerous complex techniques and delicate procedures. Controlled hypotension is a critical anesthesia technique extensively utilized in clinical surgical procedures. Its primary objectives are to protect vital organs, minimize intraoperative bleeding, enhance surgical visualization, thereby improving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the surgery. Controlled hypotension holds significant clinical value in liver surgery. This article will review the related research and advancements in both fields.

影响肝门部胆管癌术后远期预后的因素

目的探讨影响肝门部胆管癌术后远期预后的相关因素。方法将2011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肝胆外科诊治的49例肝门部胆管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随访观察,对临床数据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讨论其对远期预后的影响。结果患者的1、3、5年生存率分别为87.3%、30.8%和6.2%,中位生存时间为29个月。单因素分析显示,术前是否行经皮肝穿刺胆管引流(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cholangic drainage,PTCD)、病理分化程度、肿瘤大小、神经侵犯是可能影响预后的因素。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表明,患者的有神经侵犯和肿瘤低分化程度是降低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肝门部胆管癌患者术后总体预后不良,分化程度低及伴有神经侵犯是其独立危险因素。

2005北京肝移植与移植病理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

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暨北京市器官移植中心主办的“2005北京肝移植临床与移植病理研讨会”定于11月5、6日在北京市召开。经报中华医学会批准，参加会议者可获得国家继续医学教育学分。

2007北京肝移植临床与移植病理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

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暨北京市器官移植中心主办的'2007北京肝移植临床与移植病理学术研讨会'拟定于11月2—4日在北京召开。经报中华医学会批准,参加会议者可获得国家继续医学教育学分。

肝移植术后一过性肝内胆汁淤积症的临床特征和诊治体会

目的探讨肝移植术后一过性肝内胆汁淤积症的特点,为诊断和鉴别诊断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分析200例肝移植术后早期(1个月内)高胆红素血症的临床资料,对一过性肝内胆汁淤积症的发生、发展和转归进行总结。结果112例发生术后早期一过性肝内胆汁淤积症。其特点为DBIL和γ-GT从术后第2、3天起进行性升高,7～14 d达高峰,之后逐渐下降,多数病例约21—28 d左右恢复正常。本组DBIL和γ-GT的平均峰值分别为(157．32±82．08)μmoL／L和(172±80)IU／L, DBIL最高值为384．75μmol／L,黄疸持续时间最长为38 d。在DBIL和γ-GT进行性升高期间,AST、ALT则由术后的高值进行性下降,在1周内可降至正常范围,并持续在这一水平。此期间可排除急性排斥反应、药物中毒和胆管阻塞等。结论肝移植术后早期一过性肝内胆汁淤积症是由于供肝缺血和再灌注损伤引起的泌胆系统可逆性的病理改变,其发生率高,临床经过有一定规律性,绝大多数无需特殊治疗可自行恢复。

自创免疫状态量化评分标准评估肝移植受者术后免疫状态的可行性分析

目的探讨自创铭道免疫细胞状态全面评估体系(MICA)和铭道免疫状态量化评分标准(MISS)用于评估肝移植受者免疫状态以指导免疫抑制剂调整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方法选取2017年1月至2019年6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手术或随访的89例肝移植受者者作为研究对象,另选取385例性别、年龄匹配的健康人作为对照组。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的不同淋巴细胞亚群。以正常健康人MISS评分理论值为0建立评分系统,根据MICA赋予不同淋巴细胞亚群权重和比率,并计算生成MISS评分,同时收集肝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进行比较。结果根据此评分标准,健康对照组MISS评分均值为-0.73±4.02,基本呈正态分布。肝移植受者术前MISS评分为-1.21±7.42,术后1个月为-8.95±8.05,术后3个月为-4.50±7.80,术后3~12个月为-4.18±7.83,术后12个月以上达到-2.00±5.51,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肝移植术后早期,肝功能稳定受者的MISS评分-14.36±5.23,而发生急性排斥反应者MISS评分为-1.03±4.10,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检测受者的免疫评分与他克莫司药物浓度无相关性(P>0.05)。结论MICA分析和MISS评分能反映受者的免疫状态,可结合免疫抑制剂浓度以及移植肝功能检查结果综合指导临床免疫抑制剂的使用。

肝移植术后巨细胞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 探讨肝移植术后巨细胞病毒（CMV）感染的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4年1月至2008年12月在北京朝阳医院肝胆外科行肝移植手术并随访3个月的182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146例,女性36例,平均年龄（50±7）岁.按术后是否有CMV感染分为感染组（n=24）和对照组（n=158）.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围手术期CMV感染的危险因素.结果 经单因素分析结果提示,急性肝功能衰竭（P =0.032）、MELD评分≥30分（P =0.001）、再次肝移植（P=0.002）、急性排斥反应（P =0.000）、移植肝功能恢复延迟（P =0.022）是肝移植术后CMV感染的危险因素.依据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MELD评分≥30分（P =0.037,95％ CI：1.194 ～ 271.461）和急性排斥反应（P=0.033,95％ CI：1.179 ～51.863）是肝移植术后CMV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MELD评分≥30分和急性排斥反应是CMV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肝移植术后留置腹腔引流管和胆道内支撑管的临床意义

肝移植术后常规需要放置腹腔引流管，主要引流创面和腹腔积液或血，防止术后发生腹腔感染。胆道内放置支撑管可减少术后胆漏和胆管狭窄，能够及时了解移植肝的功能状态。近年来活体肝移植逐渐增多，肝移植术后腹腔和胆管放置引流管至关重要，通过引流管能够早期及时发现腹腔或胆道并发症，减少或防止术后腹腔或胆道并发症的发生。

肝移植术后血清降钙素原监测的临床意义

目的探讨血清降钙素原（PCT）浓度在肝移植术后的变化规律以及对细菌感染、病毒感染和排斥反应的诊断与鉴别诊断意义。方法采用荧光免疫夹心法检测25例肝移植术后病人的血清PCT浓度，并根据术后并发症种类分为无并发症组、病毒感染组、急性排斥反应组和细菌感染组。结果肝移植术后各组第1～3天的平均PCT浓度分别为（24．50±4．6）ng／ml、（21．40±3．3）ng／ml、（12．25±3．1）ng／ml，呈逐渐下降趋势；肝移植术后无并发症组、病毒感染组和急性排斥反应组的平均PCT浓度在7～10d后下降至近于正常，并维持在（O．51±0．11）ng／ml；而且病毒感染组和急性排斥反应组，在发热初期以至诊疗结束平均PCT浓度分别为（0．44±0．16）ng／ml、（0．53±0．14）ng／ml，未见升高；而细菌感染组的PCT浓度为（15．70±5．1）ng／ml，在发热初期即明显高于前3组（P〈O．05）；在无并发症组、病毒感染组、急性排斥反应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肝移植术后第1～3天，血清PCT呈现高值，随后逐渐下降，7～10d后降至近于正常；血清PCT在病毒感染和排斥反应期间不升高，而在细菌感染时显著升高，因此血清PCT监测有助于肝移植术后细菌感染与排斥反应或病毒感染的鉴别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