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结合部政府治理转型的困境与突围——以北京市为重点观察对象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使城乡结合部政治、社会和经济形势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而迫切要求其进行政府治理转型,但此种转型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本文分析了城乡结合部政府治理转型的困境及表现,详细描述了城乡结合部政府治理转型的几个关键环节,最后就如何突围提出了对策建议。

应急管理效能的价值回应审视与重塑——基于社会认知逻辑的分析

科学认知应急管理主体性回应价值,凸显人本关怀,是提升应急管理施测民众感召度与配合度的关键推手。全面审视重大突发事件下的社会认知逻辑,发现非常态化时期的群体认知失衡、主体信任式微与私利性凸显现象,暴露出相关柔性标准嵌入应急管理体制存在短板与缺失,致使产生应急管理联动响应乏力与管理效能层级递减的现实桎梏。为此,应重塑应急管理价值认知范式,通过需求层的理性研判预期、平台层的全通道信息网络沟通、服务层的柔性价值激励以及空间层的共同体意识培育等多方互嵌的多圈层协同治理框架构建,重塑多元主体关系黏性网络,激发价值理性回归的多元张力,有效提升价值引导在应急管理效能中的治理弹性,加强规则嵌入与价值回应在未来风险应对空间内的话语耦合。

“疏非控人”背景下北京市垃圾分类治理困境与城市运行风险防范研究

近年来,北京市生活垃圾量以超过7%的年均速度迅猛增加,2015年位居全国首位。在疏解非首都功能、调控人口的全新战略背景下爆发出新矛盾,2016年垃圾产生量激增10.5%,形势严峻。2016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强调,“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关系13亿多人生活环境改善,关系垃圾能不能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可见垃圾分类治理问题已经成为攸关国民生存、城市安全运行的大问题。

京津冀协同发展亟需加快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

公共服务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突破京津冀发展瓶颈、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所在。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亟需加快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

谱系与场域:矛盾多元化解空间的生成

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推动了矛盾多元化解谱系的形成,在改革的整合性实践中塑造了矛盾化解的独特场域。通过北京市F区涉矿劳资纠纷的实证考察,发现在场域的加持下,人民调解实现了自身的转型升级,成功化解了困扰F区多年的涉矿劳资纠纷问题,从而成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北京升级版。场域是矛盾多元化解工作的关键,场域顺利运行需要在五个方面进行实质性建设:场域的建立,场域的关系,场域的激活,场域的维护,场域的信赖。矛盾多元化解工作应聚焦一站式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改革实践,在场域中推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转型升级。

城市精细化管理与基层治理创新互嵌:实践模式与理论探讨

近年来在中国城市发展阶段性规律和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等重要因素影响下,城市精细化管理与基层治理创新诉求高度契合、实践深度互嵌,形成了在地理空间、制度空间、技术空间和权责空间互嵌的四大精细化管理模式,在基层赋能、城市提质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效用。然而在互嵌过程中,仍存在"植入型"精细化管理导向下基层治理效能与基层创新活力的矛盾,应从动力机制、权责主体、方式手段、上下关系、创新活力五个维度平衡城市精细化管理与基层创新之间的张力,从"植入型"精细化管理迈向"互嵌型"精细化治理。

服务型领导理念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街道领导方式转变的实践和启示

知识经济发展为基层领导方式转变提供了外部环境,服务型领导理念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上地街道聚焦于文化引领、创建团队、授权和沟通、激励和服务四个维度,围绕提升园区型街道服务水平做了有益尝试。对基层治理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既要重新定位基层党委政府的领导角色,又要通过转变基层领导者的领导风格来实现服务型领导。

精英组织参与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模式特征与策略选择

精英组织参与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已逐渐成为当前推进社区组织建设的重要方式之一。以北京市LL合作社为例,围绕精英组织参与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方式、途径及运作机制等展开研究,提炼出一种较为有效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模式:"U+B模式",具体策略为:精英组织要以文体活动或慈善救助等非敏感性服务为切口进入社区;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动员社区积极分子成立社区社会组织;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小额资助,充分尊重其自主性和参与性;同时,在资金、理念、内部治理、项目运作等方面提供系统性支持。在整个过程中,精英组织必须动员政府和居委会参与进来,并充分考虑其在社区威望、政绩等方面的利益诉求。

政府与公众间的协商不平等问题及其对策

在特定政府部门和受其决策与管理活动影响的公众之间,程度不等却普遍地存在着协商资源、协商能力与决策地位的不平等。它们以政府部门的相对强势、公众的相对弱势为核心特征,这些原本具有合理性的不平等会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为让政府与公众协商有效进行,进而让政府部门的决策与管理活动更加民主、科学、高绩效,必须在肯定这些不平等合理性的基础上避免其负面影响,主要措施有政府内在协商强化、公众组织化、场外主体协商介入、协商制度创新与完善。

新行政文化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紧密结合实际工作,深入学习和实践十七大精神,是每一个理论工作者、干部教育工作者的职责。这里刊登的是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部分专家教授深入研读十七大报告的体会。

现代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历程及趋势

文章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为背景,从总结历史、分析现实、预见未来的角度,把百年社会文明进步的历程分作相互关联的4个时期,即“创业——泛精神时期”、“封闭——泛政治时期”、“开放——泛利益时期”和“法治——公共管理雏形期”。分期综合研究的结果的表明:中国社会文明的进步是依靠单项文明成熟和分期累进逐步实现的。

村规民约有了地方性方案——南广阳城村契约治村的实践与启示

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的积极作用,是加强和创新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政策要求与普遍探索。南广阳城村契约治村的实践是一个典型范本,其有借鉴价值的做法集中表现在五个方面:党领群治,聚合内生动力;民主协商,加强村民自治;问题导向,优化协约内容;刚性约束,提高执行效果;扎实推进,涵养共治氛围。这些既是南广阳城村契约治村的精彩点、着力点、成就点、可学点,也是其他乡村可以跟着学、照着做、做得到、做得好的宝贵经验。

略论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的区别与联系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的双重任务。这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种创新,因为二者不同,所以我们采取不同的方式才能实现这两种创新;因为二者相互联系,所以我们必须把二者统一起来,才能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我国古代协商传统研究——对主要实践机制的初步梳理

作为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协商民主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这种深厚的文化基础,得益于我国古代协商传统指导思想及其系列实践机制长期运行的不断积淀。就我国古代协商传统的实践机制来说,它主要有朝堂议事机制、谏官谏议机制、监察寻访机制、官民对话机制、庶民议政机制、游说论政机制。尽管这些实践机制与严格意义上的协商民主实践有很大差距,但它们也蕴含和体现了丰富的协商民主元素,它们的运行也为广大百姓谋得了一定的合法合理利益,它们的实践还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一定的启示。

创新社会治理背景下的互联网舆情研究及舆论引导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网络民主的时代,政府要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必须充分重视网络舆情。从创新社会治理的角度探讨互联网舆情研究的重要性和舆论引导的基本策略出发,政府应以积极、妥善、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网络舆论监督;以社会治理的理念做好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工作;科学分析互联网舆情,不断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实现与公众的良性互动,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改革开放以来环渤海地区的政府间合作:历史、绩效与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环渤海地区的政府间合作先后经历了省级政府间经济协作、城市政府间多边式合作论坛、省域政府间多方位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与环渤海区域政府间合作再整合等阶段,推动环渤海地区的经济联合不断加深,并进一步深化了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政经互动,提高了环渤海地区在国家区域政策布局中的地位,强化了其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之间"选择性分权"格局中的联合优势。与此同时,环渤海地区政府间合作也面临着"发展型地方主义"因素驱动下的行政区本位问题的挑战。因此,要适应环渤海地区未来的区域化进程,应推动政府间合作朝着区域合作治理的方向迈进。

领导干部新媒体环境中的群众工作机制研究

新媒体的出现对党的传统的群众工作机制和方法带来巨大挑战。如何适应新媒体时代的要求,充分运用新媒体工具开展党的群众工作,化挑战为机遇,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新媒体在信息获取渠道、舆论阵地、社会治理环境以及执政环境等方面对党的群众工作环境带来的改变,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提升新媒体环境下党的群众工作机制的相关建议。

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进程

上海合作组织在冷战后特定的背景下建立,5年多的发展成果显著,不仅机制建设进展顺利,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也取得明显成效,与此同时,该组织行为能力弱和经贸合作不足的问题也显现出来;未来5年,该组织具备了进一步发展完善的基础和条件,前景乐观;中国是该组织的创始国和重要成员,起着主导性作用,为该组织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共益型社会企业对老旧小区长效治理的驱动机制--角色重塑与资源重配

老旧小区整治及其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城市基层治理的突出难题。目前老旧小区治理模式面临造血功能缺乏、长效发展持续性不足的困境,难以建立符合基层社区治理要求的社区共治机制、基于居民缴费的长期稳定经费筹集机制和基于对物业企业属性准确定位的物业服务机制。对此,社会企业理论作为一种可兼顾社会性与市场性双重目标,并能补充商业组织和公益组织间混合地带需求空白的新兴理论,为老旧小区治理提供了全新视角和实践形态。以社会企业的“共益”动机为基础,通过重塑老旧小区多方利益相关者角色、挖掘整合配置社区资源、实行本土商业化运营模式及收益支出共商机制等方式,可驱动老旧小区形成合作共赢的长效治理机制和共治共享的社区生态。应进一步借鉴欧美地区政策经验,完善与老旧小区社会企业相关的支持、规范和监管政策。

政策民主语境下的公民网络参与政策制定研究

互联网的发展为公民参与政策制定搭建了新的平台,公民网络参与政策制定应运而生。网络参与贯穿在政策议程设定和政策方案形成的诸多方面,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决策,这有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促进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形成参与型政治文化。但目前公民网络参与还不成熟,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同时,由于公民参与素质及能力不足,在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容易出现非理性和无序性等行为。另外,政府在引导和规范公民网络参与行为方面还存在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决策的成效。展望未来,需要从加强公民网络参与的配套制度建设、强化政府对网络参与的规范与管理、提升公民网络参与能力三个方面加以完善,逐步实现公民网络参与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助推政策民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