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心学”的理论内涵、文化渊源及修养路径

共产党人的“心学”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概念,其内容是党性教育,具体包括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初心和使命、加强组织纪律性和加强作风建设等方面。共产党人的“心学”继承了传统心学的立志观、“心即理”思想和自省精神,而在性质、内涵、目标和路径方面则对传统心学有所超越。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需要学深悟透党的基本理论、加强道德修养以及完善制度规范体系。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有助于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锤炼党性的强大力量、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及坚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精神力量。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对朱熹理学心性论的采纳与融摄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为了达到传教目的,在若干方面都采纳了朱熹理学的心性论来佐证天主教义。首先,朱熹理学主张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心分为道心与人心,耶稣会士以此来论证天主教灵魂与肉体二元对立的思想。其次,朱熹理学主张天地之性至善无恶,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性善论只适用于理论层面而非现实层面,耶稣会士以此来论证天主教的原罪观。再次,朱熹理学主张天地之性是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的精神实体,耶稣会士以此论证天主教灵魂不灭的观点。耶稣会士对朱熹理学心性论的采纳与融摄表明,他们并非一味地尊“先儒”而抑“后儒”。而对于“后儒”,他们也清楚朱熹理学与阳明心学之间的区别所在,并多肯定朱熹理学,反对阳明心学。但这种取舍显然是基于其宗教渗透的需要,而逸出了儒学内部学理发展脉络之外。

以价值主体认同型塑社会规范的一部力作——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榜样引领机制研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榜样引领机制研究》一书把相对微观的榜样引领与更为宏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问题结合起来,逻辑顺畅地演绎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榜样引领之间的同一关系。全书坚持历史嬗变与现实逻辑相统一、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相统一、理论思辨和实证分析相统一,彰显了作者强烈的问题意识、纯粹的理想情怀、不懈的创新精神和执着的理论勇气,是一部以价值主体认同形塑社会规范的力作。

再论“公共哲学框架”之构建——三款八式及其应用研究之一

《周易·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框架,实乃一套"全值逻辑",即穷尽全部可能性之逻辑。以此为背景,吾人讨论"公共哲学框架",也许就得将三款六式扩展为三款八式。若将《周易·系辞》此一框架称为"系辞格式",则此"系辞格式",就成为吾人构建三款八式"公共哲学框架"之理论基础。以三款八式为框架,分析"晏子对齐侯问""史伯对桓公问",王阳明"严滩问答""天泉证道""南镇观花",方以智"一贯问答"等等,都有全新之收获。

马克思“虚幻的共同体”的政治哲学意涵

通常认为,“虚幻的共同体”是一个与“真正的共同体”互为对照甚至相互对立的否定性论断。这种观点并不能完全呈现马克思关于国家与“虚幻的共同体”的深刻洞见。事实上,国家的存在归根结底是一种承担公共职能的共同体形态,马克思对国家的虚幻性指认更为直接地针对施蒂纳的意识形态国家观,而他认为对现代国家的一般规定需要在私有制基础上通过“资产阶级操纵论”来理解。另一方面,“虚幻的共同体”本身还承载着一种价值评判:所谓虚幻的奥秘在于国家作为共同体没能为个体自由创造最优条件。澄明“虚幻的共同体”的哲学意涵,不仅是一个关涉如何在马克思政治哲学中理解国家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关涉如何在当代语境中整体性地推动国家治理发展的重大问题。

康德伦理学的隐秘玩笑:对格林式解读的分析与批判

格林对于康德伦理学作出了一种全新的阐释,他认为康德的义务论的根基并不是理性,而应该是情感。这种属于人的自然能力的情感能够提供行为是否正当的标准,而且由于情感的内在特性,它相当于是一种道德直觉。格林从情感主义与直觉主义的角度所作出的这种阐释与传统的理解形成对立,有的研究者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对这种立场提出质疑,也有的研究者坚持认为康德的道德哲学是以理性慎思为基础的。整体来看,格林的这种解读过于激进。康德伦理学确实蕴含着一定的情感主义以及直觉主义要素,这对其道德理论是极为有益的补充,但是他根本上仍然是一名理性主义者。随着当代直觉主义的发展,能够看到康德伦理学中所蕴含的这些丰富的维度,对其进行深入探究,有助于我们形成更加完善的认识。

论康德伦理学中的直觉主义

康德伦理学通常被认为是以理性推理为根本特征,道德规范需要建立在以意志自由为基础的实践理性的程序化过程中。为此,以非推理与非反思为特点的直觉主义则往往被认为是与其格格不入的,这种看法有待进一步澄清。如果将直觉主义划分为理性主义和情感主义两种基本形式,那么二者同时蕴含于康德的道德理论中。康德或明或暗地承认直觉在道德判断中具有重要甚至是根本性的作用,而这并不会与他的理性主义基本立场发生真正的冲突。

马克思自由观的四重维度——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解读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自由观以四重维度立体化地呈现出来,即劳动(物质生产)和自由、交往和自由、精神生产和自由、自由个性。其中,劳动(物质生产)与自由、交往与自由体现了马克思自由观的现实性维度,精神生产与自由体现了马克思自由观的超越性维度,自由个性则是劳动(物质生产)自由、交往自由和精神自由三者统一的最高状态。这四重维度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体现了马克思不是从价值预设的“应然”之自由来解决“实然”之不自由的传统哲学思路,而是把自由放置于现实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来考量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作为西方文化的承继者,不仅没有抛弃自由,而是真正地举起自由这面旗帜。

以儒观今 大道正行——张立文教授论儒学的现代价值和意义

陈欣雨:张先生,您一生都在研究传统哲学,在您看来,历时千年的儒学是什么样态的?张立文:儒学的生命与发展皆在于日用,因此儒学是活的,是不断日新,与时偕行的,有益于身心,至善至美的。陈欣雨:张先生,中华文明历经千年,陶冶出独特的民族品格,其中儒学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集中体现。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中国人乃是由孔孟儒学教化出来的道德良民。因此,您是否可以谈谈,就传统而言,儒学的价值体现在何处?

康德与道德判断的敏感性

由于康德主要是以理性法则作为道德判断的标准,在很多人看来,这意味着他所建立的评价体系对于相关的行动者们来说是普遍的、不偏不倚的,而作为重要参考条件的特殊性要素,如人的存在情境、心理状态、私人化关系等都被不恰当地忽略掉了,从而导致行动者做出的道德判断也是迟钝的、不准确的。究其根源,批评者们认为这主要在于康德贬低乃至忽视了以“同情”为主的自然情感。本文将首先指出,以“同情”作为道德动机很可能是无效的,甚至会导致破坏道德属性的后果;其次,在实际的道德判断中情感并不比理性更准确,因此,康德主张以理性为道德判断的基本能力,同时要控制并调解情感;再次,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以“同情”为核心的自然情感并没有丧失其应有的地位,它配合理性决定着道德判断的敏感性与准确性。

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康德意志理论疏解

一般认为,康德的义务论主张道德行为的动机或者根据是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而非感性情感或者欲望,这一点决定着行为的道德属性。对此,情感主义者提出了大量批评,站在休谟主义的立场上,他们认为道德动机的根据应该是在以同情为主的情感而非理性之中,而康德的“理性中心主义”将导致认知与行动上的诸多困难。情感主义者们并未真正理解康德伦理学中“意志”以及“理性”的复杂含义。实际上,康德并未将理性与情感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将二者结合于更加具有统一性意义的“意志”或者“理性”概念之中,或可将其称为意志Ⅱ或者理性Ⅱ,与仅仅包含纯粹理性及其法则的意志Ⅰ和仅仅具备认知能力的理性Ⅰ不同,它们已经蕴涵了以“敬重”为核心的情感要素,即康德所说的“实践性情感”。同时,在围绕康德的“道德动机”问题上,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解——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其真实的分歧并不那么大。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是理论意义上的根本性动机,而作为“尊重”的道德情感是其现象性反映,在现实运作中理性与情感是同时发生的,但在逻辑意义上,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确实是在先的。

康德与美德统一性问题

在当代美德伦理学视野中,“美德统一性”一直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经过人们大量的讨论,对这个问题一般主要分为“强的∕弱的”两种观点。在这两种立场之间,人们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其实,康德也谈及了“美德统一性”问题。相比于“强的美德统一性”,“弱的美德统一性”观点确实更有道理,但是它容易受到情境主义的威胁,而如果借助康德伦理学独特的内在体系,那么将在相当大程度上避免这一问题。康德的“定言命令”相当于一种基本的道德规范,它由于内在的灵活性而能够包容各种美德。“对法则的敬重”可以被视作核心性美德,所有其他美德都要符合这一前提,并且基于具体现实而与这一核心性美德产生不同程度的联系,各种美德也由此产生各种类型的组合。通过这种方法,康德实现了义务论式的美德统一性体系。

论爱、友谊与不偏不倚性

批评者认为,康德是将理性法则与意志自由作为其伦理学的核心,但像人性中的一些自然情感却被不恰当地忽略了,然而这在日常生活中将导致很多行动上的困难与悖论,尤其是无法为私人性关系中所需要的偏倚性情感如友谊、爱等提供理论依据。康德在其后期伦理学中对于这种私人性关系进行了充分的阐述,作为"爱的义务",它们属于人所应该具有的德性。通过这些丰富的道德情感,康德提出了一种更加完善的"义务论的情感主义",主张以道德法则为前提的理性与情感的相互配合,从而有效地避免了情感主义者们的指责,同时,也进一步扩展了他的道德义务的内涵与适用范围。康德反对以不偏不倚的名义不顾具体情况地使用理性法则,相反,道德法则允许我们做出偏倚的、从而更加准确的判断。而且,道德法则的确立是为了保证人们之间拥有更加健康而且积极的情感关系。

不断巩固党的政治建设的思想根基

马克思主义观是人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根本看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中国共产党人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征和不断发展着的实践,从马克思主义是思想体系、方法体系和信仰体系三个维度深化了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推到了一个新高度。当前,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于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切实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以革命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内在机理与现实基础

革命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以形成和提炼的重要思想来源,鲜红的文化基因、坚定的革命精神早已熔铸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的价值意识之中。革命文化的发扬、传承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层次的不断深化,在实践中是同质、同向、同步的过程。

先秦道家思想中的生态价值观

价值观是行为的内在驱动力,生态文明观作为生态文化的核心,决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和道路选择。先秦道家经典中蕴藏着丰富的生态价值思想,对当代人的生态价值理念的转变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先秦道家思想秉承“天人合一”、物我并生的自然观,倡导“知足知止”、为而不争的发展观,坚持“以天合天”、阴阳调和的行动观,与可持续发展观和绿色发展理念有着共同的价值导向。分析、探讨先秦道家思想中所蕴含的生态文化精神对于我们当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培育和生态价值理念的优化有着丰富的现实意义。

恩格斯晚年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及其现实启示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遭受了极为猛烈的曲解与责难,并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被误读为“经济决定论”。这种错误理解的影响很大,严重威胁着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恩格斯晚年为了全面系统地还原唯物史观的本来面貌,对经济决定论的错误之处进行了深刻批判,并重申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性质。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重新梳理恩格斯晚年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对我们今天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批判各种错误思潮,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汉代圣人儒化与神化的学理考察

圣人是各家学派奉行的理想人格典范。在汉代儒生与皇权的共谋下,圣人在人格内涵上逐渐儒化,这是宗孔为师的儒家学说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必要前提与必然结果。材性等差上的圣凡有别又先天地设立了圣人与凡夫之间的障碍和隔阂,为圣人神化奠定了材性上的基础,最终使圣人在大一统专制政权下而呈现出王圣合一的新形态。

论中国古代道德规范体系的社会运行机制

道德规范体系以成熟、系统的方式体现了普遍的道德理想,为社会成员提供了一整套的道德规则与规范,同时也是人们行为善恶与否的判定标准,解决了人们行为的“应然”问题。人们行为由“应然”向“实然”的转换,需要一定的社会运行机制,中国古代道德规范体系的社会运行机制主要媒介有礼俗、大众文化与乡约。礼俗互动从宏观上概括了整个社会的调控机制,在推动道德规范体系的运行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大众文化则从“俗”的层面在传统道德规范体系的运行中起到辅助性的作用;乡约则是落实传统道德规范体系到乡村的重要媒介与手段。在传统社会的社会运行机制下,道德规范体系得到了有效推广与落实,其对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明末清初天主教与阳明心学关于“灵魂”的论辩

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传教,与阳明学者针对“灵魂”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辩。传教士认为灵魂是性,而阳明学者认为灵魂是心;传教士认为灵魂不灭,面临着天主的审判,而阳明学者认为灵魂会回归太虚;传教士认为天堂地狱是实存的世界,而阳明学者认为天堂地狱皆是心的反映,对善恶的奖惩不是进入天国或下入地狱,而是良知的满足与否。这些论辩反映出阳明心学是明末清初传教士与本土学者论辩的焦点:传教士对阳明心学持批判态度,阳明心学则是本土学者用以抵制天主教的武器。